自先秦荀子等人开始，就鼓励后人超越前辈。不过，真正见诸行动，特别是军事和政治领导者，却历来是鲜见的特立独行。中国传统文化中虽不乏尊重个人独立人格的论述，那也不过是吉光片羽。专制制度下的上下关系以顺从为主要特征，且已上升为美德。曾国藩却力倡“自立门户”，“自辟乾坤”，把传统文化中尊重个人的因素发挥尽致。为此，他甚至主张，宁用“好逞才能，好出新样”而能“遇事体察”者，不用“好讲资格，好问样子，办事无惊世骇俗之象”的官气十足之辈。这固然与他领导的镇压太平天国的战争跌宕起伏，生死相寻，不能不充分发挥部属的主动性和创造精神有关，也显示了他罕见的胸怀。
对于李鸿章、左宗棠等人，都体现了他的鼓励下属谋求发展的精神。李鸿章赴上海、练淮军，曾国藩说：“少荃去，我高枕无忧矣。惟此间少一臂助，奈何？”李鸿章再请，曾国藩不但欣然同意，还送上马扶一程，令李鸿章终生铭记。
李鸿章所募淮勇到安庆后，曾国藩“为定营伍之法，器械之用、薪粮之数，悉仿湘勇章程，亦用楚军营规以训练之。”1862年李鸿章移驻安庆北门城外营内，曾国藩亲临祝贺。李鸿章深知淮勇实力单薄，难膺重任。他说：“敝部除张遇春一营外，均系新勇，战守难恃，无征异地，若无精兵宿将，立有覆败之虞”。因此，他恳请曾国藩调拨数营湘勇，以加强战斗力。曾国藩既害怕淮勇不堪一击，又打算凭借湘军榜样“为皖人之倡”，以陶铸淮风气，因而允其所请，陆续调拨湘勇八营，归其节制。其中有曾国藩新兵两营，由韩正国统事，充任李鸿章亲兵；开字两营，借自曾国荃，由程学启统带，程系陈玉成部太平军叛徒，其部下多籍隶两淮；林字两营，由滕嗣林、滕嗣武统带，乃系江苏巡抚薛焕使之在湖南招募而来，原为四千人，经曾国藩裁汰至千人，编入淮军；熊字营由陈飞熊统带，坦字营由马先槐统带，均系奉曾国藩之命在湖南所招，原备湘军部将陈士杰率领，随同李鸿章援沪，因陈氏不愿前往，遂拨归淮军。所有这些，就是淮军初创时期的骨干队伍，共计十三营，六千五百人。3月4日李鸿章陪同曾国藩检阅铭、鼎、树、庆和程学启、滕嗣林等营，标志着淮军正式建成。同源相生者，只能患难相助，不会同根相残。他认为湘、淮本是一家，淮军由湘军而派生，“尤有水源木本之谊。”对于左宗棠，虽然左在多种场合曾对曾国藩有微言，两人也几年不通音讯，但收新疆，他第一个荐举左宗棠。同样说明他的胸襟。
由于曾国藩在属下自立门户的问题上政策开明，适时加以鼓励，湘军的力量发展很快，成为一个庞大的集团势力，而且始终保持着相对的统一性，至少也以曾国藩为其共同的精神领袖。这使曾国藩的事业规模迅速扩大，到十年后，湘军集团中督抚大帅，纷出并立，与曾国藩地位相当相近者就有二十余人。这些军队与督抚谐调行动，互相配合照应，更使曾国藩的声望如日中天。
看来是否鼓励手下独立发展，既有一个襟怀问题，也有一个时机问题。
成大事箴言：
办事不外用人，用人必先知人。知人之道，总许多看几次，亲加察看，方能得其大概。凡有缺有差之员，尚可因事考成，若无缺无差者，非常常接见，何由识其短长？
————同治三年三月
4．成大事在于是否后继有人
曾国藩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是人才培养上的成功。这一方面保证了自己事业生前的不断扩大，另一方面也保证了自己身后政策的连续性，保证后来人不会挖自己的坟墓，而是后继有人。
曾国藩是一个深谋远虑的人，他很早就把人才和接班人问题摆在重要地位之上了。他希望“以己之所向，转移习俗，而陶铸一世之人”。
曾国藩培养人才的办法约有三种：课读、历练、言传身教。
一般来说，曾国藩把各种人才选拔上来之后，除去一些直接破格擢授以重用的人之外，他总是先把所有罗致来的人才安置在自己的行署军营中，让他们办理一般文书、参谋事宜，使他们在实际的工作中接受锻炼，增长才干，涵养性情。而且在初始阶段，他还对每个“人才”进行摸底访察，考察其贤愚、真伪，并且对他们的才干的个中长短有个了解，以便对症下药日后培养与任用。
由于经常在曾国藩左右参与幕政和公务，一些人才自然而然增长了见闻和实践的能力。各式人才与曾氏每日前后相见，十分便于曾国藩对他们进行日常性的品德教育和熏陶，曾氏每日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无不以师表之功对众人进行潜移默化。
此外，曾国藩时时要求所有部属、幕僚按其专业方向读书学习，对自己身边的幕僚，则抓得更紧，要求严格，既要布置“作业”，还常检查“作业”。在环境较为安定、军务不紧的情况下，他要求对身边幕僚进行定期考试，每日两次，亲自命题，亲自阅卷，还要评定等次。就是用这种方式，曾国藩既实现了对幕僚的经常性的督导作用，又能常常了解到他们各自才识最新的情况与水平。
曾国藩对众人进行日常熏陶方式也很多样，譬如利用茶余饭后的闲暇之功，结合自己的阅历与读书心得谈古论今，神游八方，内容既切合实际，形式也生动活泼，使幕僚们迅速增长学问，拓展眼界。
曾的得意门生薛福成与李鸿章都先后谈到过曾国藩聚众“会食”和饭后讲论的情况。李鸿章曾对人说：“在营中时，老师总要等我们大家同时用饭，饭罢即围坐谈论，证经论史，娓娓不倦，都是于学问经济有益实用的话，吃一顿饭胜过上一回课。他老人家最爱讲笑话，讲得大家肚子笑疼了，个个东倒西歪的，他自己偏偏不笑，以五指作把，只管捋须，穆然端坐。”据后世之人观之，这其中自然也体现了曾国藩高超的教育理念。
当然，曾国藩对人才的培养也并不总是和颜悦色、如兄如长，外松内紧的“严绳”也是他在教育中的重要法门。他在《人才论》中，既强调正人先正己，以身作则。他最恨身边人身上有官气，认为即使是有“乡气”，也不可有“官气”。于是他力避官场排场，禁绝部属迎送虚文。
曾国藩幕府庞大，其职能一是治事，二则在于育人，他一心要将自己的幕府变成培养人才的学校。曾国藩本人既是军政官长，也是业师；幕僚则既是公务员，又是学生。曾国藩就曾给朋友描述过自己的幕府，说：“此间尚无军中积习，略似塾师的约束，期共纳于轨范耳”。给丁日昌的信中则说：“局中各员譬犹弟子，阁下及藩可譬犹塾师，勖之以学，教之以身，诫之以言，试之以文，考之以事，诱掖如父兄，董督如严师，数者缺一不可，乃不虚设此局。”这里所说的既是对丁日昌所部江南制造局的要求，也是对自己的整个幕府的理念。
曾国藩为培养人才煞费苦心，而他的心血确实也没有白费，他一生的事业正是靠这些人才发展壮大起来的。而在这些人才中，曾国藩花费心血最多、提拔最多、成长最快，也最能承曾门衣钵的，就是后来的“中堂大人”李鸿章。
1861年，太平军在江浙进犯，清廷的财赋重地岌岌可危，尤其是上海面临被占领的威胁。从清廷到江浙地方官绅，都向曾国藩发出派兵解援的吁请。曾国藩认识到这是扩大湘军势力的极好时机，但不能将精锐派到上海，而只能另辟蹊径，再练一支军。
当时曾国藩考虑这个人选时，主要从以下几点出发：湘军嫡系，能够胜任此项事情；对湘军、对自己都有大益处，断不会成为掘墓人。
经过再三权衡，他举荐李鸿章可担此大任。1862年2月28日，曾国藩与李鸿章谈了个通宵，嘱咐他先把兵练好，不要急于出战，吏治、洋务可以缓办。他知道在封建的中国“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告诫李鸿章要把军事放在首位，在他看来，只有练就精兵，学会作战，才能站稳脚跟，飞黄腾达，否则将一事无成，甚至有丧失生命的危险。他还看出李鸿章心高气盛，急躁，傲慢，任性，这些致命弱点如不改正，后患无穷。因而曾国藩“以深沉二字”相劝，其他好友也纷纷提出忠告。李续宜“以从客二离”规之，沈葆桢、李桓“又以勿急相戒”。李鸿章深受教益，在给李桓的复信中表示：手谕诲爱谆切，感佩无量。
李鸿章到上海后，处处以弱军自居，打定主意：即使朝廷下十二道诏书都不出兵，因为军队是他的血本。不久，慈禧又施加压力，声称如果再不出兵打太平军，就将他调离。李鸿章仍不回话。清廷知道只有曾国藩能调动李，于是令曾国藩劝李出兵作战。李鸿章特向老师诉苦，曾国藩知道个中奥秘，开始支持他按兵不动，待清廷令他劝李出兵的谕旨下发后，曾国藩又出一招，让李“勉为应允”，“会防不会剿”，即与外国势力一同防守上海，但不参加共同对抗太平军的会战。因为曾、李都清楚，自己不能当枪使，把本钱送给别人花。李鸿章经过多次试探，终于看准洋人的用意是拿他的军队当替死鬼，他不但佩服老师的眼力，更坚定了不出兵的信念。自此后，李鸿章处处禀承老师的旨意办事，在上海六个多月间，李鸿章写给曾国藩的信即有四十四封之多。他把曾比作佛祖释伽牟尼，而自己是佛门传徒习教之人。他常事事请命、时时请命，有何创举总拜求曾国藩创首，有何大政总拜求曾国藩主持。尤其是洋务大政，李鸿章推曾国藩领头，从而掀起极大的声势。曾国藩得虚誉分担风险，李鸿章则由此实力大增。
李鸿章对曾国藩确也投桃报李，每月仅接济安庆大营的银两就达四万之多，洋枪洋炮更不计其数，有一次仅子弹就送一百万发。
攻陷天京前后，曾国藩实际上是清军的前线总司令，且握有苏、浙、皖、赣四省军政大权。不过谁都知道，朝廷已经在忌其兵权过重，尽管表面上圣宠甚隆，骨子里君臣都为后事发愁。因此，曾国藩亟需一位不会掘自己祖坟的传人，他最怕清廷内部矛盾激化成灾，殃及自家。曾国藩曾有一座右铭，后为李鸿章所发扬光大：“禹墨为体，庄老为用。”即吃苦实干，又无欲无为。表面上看它很消极，其更深的含义是以实力对抗压力。曾国藩有过写一本《挺经》的想法，书虽未出，李鸿章已深谙内中之味。李鸿章曾对知己者说过：“我老师的秘传心法，有十九条挺经，这真是精通造化、守身用世的宝诀。”在湘军攻陷天京后，曾氏兄弟一度大遭物议，李鸿章暗中支持老师，并用“墨守挺经”四字相勉。它表明挺经之道乃对抗压力之宝，又表明李鸿章未辜负师门厚望，大纲一致。
后来裁湘留淮，曾、李两家联为一气，衣钵相传。李鸿章在声望日隆、甚至超过老师时，在重大问题上，如“剿捻”、办洋务等等，与曾国藩保持一致，李鸿章确是光大曾氏门庭的学生。曾死后，李鸿章还自谦地说自己“师事近三十年，薪尽火传，筑室忝为门生长。”
1860年11月，坐在新建的署衙里，曾国藩总觉内心无比空旷、凄寒，随之也觉病情加重。肝区阵阵疼痛，头晕目眩，两脚麻木，失眠，恶梦不断。他意识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了，想着要交待点后事，于是赶紧写信给李鸿章。想到李鸿章，心里宽慰多了，他庆幸自己有这么个可以接班的学生。这几年他的事业都由李鸿章接过去了：湘军裁撤了，李鸿章的淮军成了支持清朝的顶梁柱；自己打不过捻军，由李鸿章战胜了；天津教案自己弄得人声沸腾，而李鸿章却将此案完满了结；洋务事业自己仅仅开了个头，而李鸿章正在执行。“青出于蓝胜于蓝，学生胜于老师，这正体现老师识才育才的本事，若是学生总是不如老师，一代不如一代，事业还怎么前进呢？当跟前出现对李鸿章的非议时，曾国藩总用这句话制止。他这不是借此自慰，心里也真是这么想的。他也佩服李鸿章。他虽对李鸿章的过分热衷功名利禄有些看法，但也总是宽容的。
李鸿章接到老师的信，尤其读到“此次晤面后或将永诀，当以大事相托”时，深恐老师或有不测，不能见上最后一面，将成终身憾事，便不顾年关已近，百事丛杂，冒着严寒，长途跋涉，由保定赶来江宁。
师生见面第一件事是进一步会商幼童出洋之事，认真推敲细节，再度联衔上奏，强调这是徐图自强的根本大计，中华创始之举，务必让朝廷重视，以达预期效果。李鸿章根据老师的指点，未经文案，执笔立就。曾国藩看了这二千余字的奏稿，条理缜密，文笔洗练，心里很是高兴，仅改数语便让李鸿章亲自带去呈递。
稿子拟好后，曾国藩兴奋地同学生讲起往事，归纳自己的人生教训，最终向李鸿章交待了两点，让他切记。一是湘军裁撤之事，他自认自己顾虑太多，湘军攻战十几年之久，金陵克捷后，慑于各种压力，竟至于解散了亲手建立的军队，自毁长城，寒了将帅的心，等于实际上的自杀。湘军众将飘如秋叶，而自己也成了剪翼之鸟，以致“剿捻”无功，备受挫辱。幸赖李鸿章所建淮军，攻灭了捻军，成就了大事。他让李鸿章切记自己的教训，当今八旗、绿营再不可恃，保太后、皇上之安，卫神州华夏之固，全仗淮军。今后，淮军有被议论的那一天，千万不要像老师那样，畏首畏尾，只可加强，不可削弱。乱世之中，手里的军队切不可放松，于家于国都是如此。
第二点让李鸿章切记，即数十年办事之难，难在人心不正，世风不淳，而要正人心，淳世风，实赖一二人默运于渊深微莫之中，使其后来者为之应和。他说自己与李鸿章的关系正是这样，自己先正己身，同时培养后人，把这些人作为“种子”，期待这些后人开花结果，应现承先启后，天下应和之目的。所以，他希望李鸿章要早些下手，以一身为天下表率，多多培养“种子”，种子绵延不断，天下应和，世风自然改变。
李鸿章问他当今天下，哪些人可作为以后培植的“种子”。曾国藩似乎不想交待，思考良久，认为再不说怕以后永无机会。于是才说，海内第一号人物当属左宗棠。说他雄才大略，待人耿直，廉洁自守。李鸿章听了感到不解，因为曾、左七八年不通问讯，外人都说他们有矛盾，为何老师竟说他是第一号人物？曾国藩说，左宗棠与他争的是国家大事，不是私情，左“知人之明，谋国之忠”，正是他的长处。李鸿章听了，连连点头。他认为左宗棠之后当数彭玉麟，此人光明磊落，嫉恶如仇，淡泊名利，重视情义，是天下的奇男子。其次是郭嵩焘，其人之才，天下难有其匹者，而且非书生之才，将来会有发展。再往下数如刘长佑心地端正，沈葆桢很有能量，但心地狭窄。
1872年3月12日，曾国藩病卒。他的事业传人李鸿章，后来没有辜负他的期望，把他所开创的事业从各方面延续下来，并加以扩大，大有“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之势。
成大事箴言：
接沅弟信，知纪官侄于正月初九日申刻生子，欣慰之至。吾兄弟共得五孙，丁口渐盛。只望儿侄辈读书，少有所成，将未孙辈看作榜祥，便是世家好气象。若儿侄辈不能发奋用功，文理不通，则榜样太坏，将来孙辈断难成立。此中关键全在纪鸿、纪瑞二人。吾家后辈之兴衰，视此二人为转移也。
————同治七年正月
5．以诚恕待人，自然群伦影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