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说：“你们快毕业了，将要离开鲁艺了。你们现在学习的地方是小鲁艺，还有一个大鲁艺。只是在小鲁艺学习还不够，还要到大鲁艺去学习。大鲁艺就是工农兵群众的生活和斗争。广大的劳动人民就是大鲁艺的教师。你们应当认真地向他们学习，改造自己的思想感情，把自己的立足点逐步移到工农兵这一边来，才能成为真正的革命文艺工作者。农民的脚踩过牛屎，但却比知识分子干净。”“你们从小鲁艺到大鲁艺去，就是外来干部。不要瞧不起本地的干部，不要以为自己是洋包子，瞧不起土包子。知识分子不要摆知识架子。”为了更好地说明这个道理，毛泽东又讲了《黔之驴》的故事。他说：“贵州没有驴驹子（驴驹子是陕北农村对毛驴的称呼。毛泽东讲话常用人民口头的语言），有人运了一匹驴驹子到那里去。它到那里就是外来的洋包子。贵州的老虎个子不大，是个本地的土包子。小老虎看见驴驹子那种庞然大物的样子，很害怕。驴驹子叫了一声，小老虎吓坏了，就逃得远远的。后来久了一点，小老虎觉得驴驹子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就走近它，并且碰碰它。驴驹子大怒，用脚踢了小老虎一下，小老虎这才看出它那两下子，就说：‘原来你不过就这点本事！’结果小老虎就吃掉了这匹驴驹子。”毛泽东在讲这个故事时，一边讲，一边装作老虎观察和侦察驴驹子的样子，走向旁边正在作记录的同志，大家都笑了。他运用柳宗元这一寓言故事，来讲述他要说明的道理，使道理形像鲜明地刻印在听众的脑海里，事隔一二十年，许多同志还记着这个“很好的教训”。
十七、《伯夷颂》中伯夷是一个不负责任的人
毛泽东在写《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时，信手拈来《伯夷颂》，认为韩愈歌颂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简介】
伯夷颂
韩愈
士之特立独行，适于义而已，不顾人之是非，皆豪杰之士，信道笃而自知明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寡矣；至于一国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盖天下一人而已矣；至若于举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则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
昭乎，日月不足为明；乎，泰山不足为高；巍乎，天地不足为容也。当殷之亡，周之兴，微予贤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周公圣也，从天下之贤士与天下之诸侯而往攻之，非尝闻有非之一者也。彼伯夷叔齐者，仍独以为不可。殷既灭矣，天下宗周，彼二子仍独耻食其粟，饿死而不顾。繇是而言，夫岂有求而为哉？
信道笃而自知明也。
今世之所谓士者，一凡人誉之，则自以为有余；一凡人沮之，则自以为不足。彼独非圣人，而自是如此。夫圣人仍万世之标准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独行，穷天地亘万世而不顾者也。虽然，微二子，乱臣贼子接近于后进矣。
【毛泽东评点】
唐朝的韩愈写过《伯夷颂》，颂的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
我们应当写闻—多颂、写朱自清颂，他们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摘自毛泽东《别了，司徒雷登》（见《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95—1496页）。
【鉴赏】
关于伯夷的情况，司马迁在《史记·伯夷列传》中作了一些介绍：“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于首阳山，采薇而食之。……遂饿死于首阳山。”
对于伯夷，历来看法不一，有人誉之，有人否之，未有定论。孔子认为伯夷是圣贤，“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求仁得仁。”（《史记·伯夷列传》）。毛泽东说伯夷是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的“民主个人主义者”。
关于伯夷其人，据陈迩冬分析，他不食周粟而宁愿饿死，并非是忠于纣王，而是对武王的一种反抗。当初，武王伐纣时，伯夷就曾阻止，并提出“父死不葬，爰于干戈，或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的质问，但武王不听。伯夷认为武王是一个不仁不孝的人。只是姬周氏族乘殷族用兵平徐夷时，朝歌（殷的别都）虚空，东进夺取了政权。又在大会诸侯时，防风氏因后到，就被杀了，可见其霸道了。再有，《尚书·酒诰》一文中有这样的记载：周贵族康叔教训他的本族臣民，在什么场合下可以喝酒，在什么场合下不能喝酒，限制很严，违背了“酒诰”就要杀头。至于那些降顺了的殷商臣民，则是例外。让他们聚饮胡喝，让他们更加腐烂衰朽，这对周的统治、周朝的强大是有利的。胜利了的姬周统治者又是何等的阴毒啊！武王的伐讨是“以暴易暴兮，不知其非矣！”决不是为了“解放”殷族人民。由一个暴君替代了另一个暴君，如何会再出现神农、虞夏的太平盛世呢？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只有用死以示反抗。可见伯夷不是什么“个人主义者”，那时更谈不上“民主”，毛泽东只是信手拈来，用以讽今。伯夷不过笃于“仁”、“孝”，韩愈要颂伯夷的就是这一点。
再者，韩愈倡导“圣人之道”，是要维护唐王朝的统治，他借《伯夷颂》来反对一切军事上、政治上动摇唐王朝的做法，也是写此文的目的之一。在安史之乱以后，反对藩镇割据，巩固中央集权，这是韩愈的主张。
毛泽东熟读韩文，对这篇《伯夷颂》想必是很熟悉的，所以在写《别了，司徒雷登》一文时，信手拈来，认为韩愈歌颂一个对自己国家的人民不负责任、开小差逃跑、又反对武王领导的当时的人民解放战争、颇有些“民主个人主义”思想的伯夷，“那是颂错了”。而应当歌颂闻一多、朱自清这样表现民族气节的英雄气概的人，毛泽东在文章中号召人们不要怕困难，不要怕外部势力的封锁、重压，要有坚定的信念，要有无畏的精神。他说：
“多少一点困难怕什么。封锁吧，封锁十年八年，中国的一切问题都解决了。中国人死都不怕，还怕困难吗？老子说：‘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当然，伯夷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一个有气节的人，只是他为之守节的理想、主义是错的，是不值得为之守的，这也是毛泽东为什么既说“颂错了”，但又在这篇文章里提起他的原因。
十八、《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圣人无常师……
是故弟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毛泽东非常赞同文中的观点，这也显示出毛泽东一生谦虚好学，善于调查研究，从不摆架子的作风。
【简介】
师说
韩愈
古之学者必有师。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者，熟能无惑？惑而不从师，其为惑也，终不解矣。
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
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吾师道也，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嗟乎！师道之不传也久矣，欲人之无惑也难矣。古之圣人其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而问焉；今之众人，其下圣人也亦远矣，而耻学于师。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圣人之所以为圣，愚人之所以为愚，其皆出于此乎？
爱其子，择师而教之；于其身也，则耻师焉，惑矣！彼童子之师，授之书而习其句读者也，非吾所谓传其道、解其惑者也。
句读之不知，惑之不解，或师焉，或否焉，小学而大遗，吾未见其明也。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不耻相师，士大夫之族，曰师、曰弟子云者，则群聚而笑之。问之，则曰：“彼与彼，年相若也，道相似也，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呜呼！师道之不复，可知矣！
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君子不齿，今其智乃反不能及，其可怪也欤！
圣人无常师。孔子师郯子、苌弘、师襄、老聃。郯子之徒，其贤不及孔子。孔子曰：“三人行，则必有我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
李氏子蟠，年十七，好古文，六艺经传，皆通习之。不拘于时，学于余。余嘉其能行古道，作《师说》以贻之。
【毛泽东评点】
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
——摘自韩世福《毛主席到马列学院作报告》（见《难忘的回忆——怀念毛泽东同志》第149页）。
【鉴赏】
韩愈（公元768-824年），河南河阳（今河南孟县南）人。
唐代著名的文学家，古文运动的倡导者。自称“昌黎韩愈”，后人称之为“韩昌黎”。著有《韩昌黎文集》。毛泽东在阅读《唐书·李汉列传》时批注到：“韩愈文集，为李汉编辑得全，欧阳修得之于隋县，固以流传，厥功伟哉。”批注告诉我们，毛泽东把韩愈文集得以保存下来，传之后世，看做是一件功德无量的大好事，足见毛泽东对韩愈文章的喜爱和重视。
韩愈的卓越贡献是他和柳宗元共同倡导的古文运动，反对六朝以来形式主义的骈体文。提倡不拘形式、写作内容充实的散体文，主张文以载道，文道合一，并身体力行，在继承秦汉古文的基础上创新和发展，写出了许多优秀的散文作品，《师说》是其中最著名的散文之一。毛泽东对此评价很高，并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他之所以推崇《师说》，是因为此文章不仅在文风上而且在内容上都是出类拔萃、有独到的见解。
《师说》这篇文章文笔酣畅流利，说理透彻，逻辑性强。在内容上文章提出：“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圣人无常师……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毛泽东非常赞同文中的观点。
1940年秋，毛泽东去延安马列学院作报告，马列学院的教育处长邓力群等一行四人去接毛泽东，他们刚走了一半路，就遇上了毛泽东。毛泽东见接他来的人这么多，便讲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皇帝出朝，要乘龙车凤辇；官僚出阁，要坐八抬大轿，前簇后拥，浩浩荡荡摆威风。我们是共产党人，是讲革命的，要革皇帝官僚的命，把旧世界打它个落花流水。我们要革命，和旧的制度决裂，就万万不能沾染官僚习气。从杨家岭到马列学院，十里八里路，二万五千里长征都走过来了，这几步路算不了什么，我不是不知道路，不要接接送送，我们要养成一种新的风气，延安作风。我们用延安作风，打败西安作风。”从毛泽东这一段话里，我们看出毛泽东早就反对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作风，反对劳民伤财的做法。在做完报告分手的时候，又说：“韩愈的《师说》是有真知灼见的，‘生乎吾前，其闻道也，固先乎吾，吾从而师之；生乎吾后，其闻道也，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一路上，你们给我介绍了很好的情况，真是‘亦先乎吾，吾从而师之’，谢谢你们！然而我还要坚持一条原则，再作报告时，不搞接接送送了。”毛泽东借用《师说》里的句子表达的意思是，生于我之前的人，所得到的学问和知识肯定先于我，所以我必须向他们学习：而生于我之后的人，如果得到的学问和知识也比我多的话，我也必须向他们学习。因此师无先后之分，老师不一定贤于弟子，弟子也不一定不如老师。这次他去马列学院作报告，了解了许多情况，所以他说“吾从而师之”，对大家表示感谢。显示出毛泽东一生谦虚好学，善于调查研究，从不摆架子的作风。
十九、《朋党论》是一篇很有名的政论文
就朋党的真伪善恶及其与国家治乱兴亡的关系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之后，文章进一步列举了六件史实，以证明君主能否正确对待朋党将决定国家的兴亡这样一个深刻的道理。
【简介】
朋党论
欧阳修
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辩其君子小人而已。大凡君子与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与小人，以同利为朋。此自然之理也。
然臣谓小人无朋，惟君子则有之。其故何哉？小人所好者利禄也，所贪者财货也。当其同利之时，暂相党引以为朋者，伪也。及其见利而争先，或利尽而交疏，则反相贼害，虽其兄弟亲戚，不能相保。故臣谓小人无朋，其暂为朋者，伪也。君子则不然。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终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
故为人君者，但当退小人之伪朋，用君子之真朋，则天下治矣。
一尧之时，小人共工、兜等四人为一朋，君子八元、八恺十六人为一朋。舜佐尧，退四凶小人之朋，而进元、恺君子之朋，尧之天下大治。及舜自为天子，而皋、夔、稷、契等二十二人，并列于朝，更相称美，更相推让，凡二十二人为一朋，为舜皆用之，天下亦大治。
《书》曰：“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
后汉献帝时，尽取天下名士囚禁之，目为党人。及黄巾贼起，汉室大乱，后方悔悟，尽解党人而释之，然已无救矣。
唐之晚年，渐起朋党之论。及昭宗时，尽杀朝之名士，或投之黄河，曰：“此辈清流，可投浊流。”而唐遂亡矣。
夫前世之主，能使人人异心不为朋，莫如纣？能禁绝善人为朋，莫如汉献帝；能诛戮清流之朋，莫如唐昭宗之世。然皆乱亡其国。更相称美推让而不自疑，莫如舜之二十二臣，舜亦不疑而皆用之。然而后世不诮舜为二十二人朋常所欺，而称舜为聪明之圣者，以能辩君子与小人也。周武之世，举其国之臣三千人共为一朋。自古为朋之多且大，莫如周。然周用此以兴者，善人虽多而不厌也。
夫兴亡治乱迹，为人君者，可以鉴矣！
【毛泽东评点】
在汉献帝之前。
似是而非。汉献、唐昭时，政在权臣，非傀儡皇帝之罪。
——毛泽东读姚鼐《古文辞类纂》欧阳修《朋党论》的批语（见《毛泽东读文史古籍批语集》第93页，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鉴赏】
《朋党论》是欧阳修于宋仁宗庆历三年（1043）写的一封奏章，是一篇很有名的政论文。
宋仁宗景祐三年（1036），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知府的范仲淹因上《百官图》，讥讽权相吕夷简，被吕指为朋党，遭到贬谪。
当时涉世未深、血性方刚的欧阳修写了《与高司谏书》，为范辩护，亦被称为朋党，同时被贬。庆历三年，吕夷简罢相。杜衍掌政，启用富弼、范仲淹、韩琦等人，推行以“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官长、均公田”等十项改革措施，称为“庆历新政”。
这些政治改革措施遭到夏竦、王拱辰等保守势力的反对，他们攻击杜衍、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欧阳修因积极支持新政，也被保守派列入朋党之内。为回击这些诬蔑，欧阳修写了这篇著名的政论文。
朋党，指同类的人为着一定的目的结合在一起。朋，同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