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鸟尽，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今天看来，范蠡的这句话真实而形象的道出了那些权强者当皇帝、坐江山的“天机”。正所谓：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强权是强权者的座佑铭。
1.叛亦死，不叛亦死
有了最高权力就意味着拥有了一切，失去最高权力也就意味着失去了一切。在中国帝王的眼中，最高权力并不是管理国家、发展经济、造福人民的工具，而是获得天下臣服，可以为所欲为。因此，最高权力不过是最高欲望的满足，获得权力不过是为了满足欲望的奋斗。正是在这种贪婪的欲望指使下，为了维护或者取得权力，可以不顾父子之情、兄弟之义，更别说那些跟随他们出生入死的“难兄难弟”，那些人在专权者的眼中，只不过是一块垫脚石而已。
蜀国灭亡，其中大将邓艾、钟会功不可没。司马昭拜邓艾为太尉、钟会为司徒，嘉奖他们的功绩，但他对手握重兵的钟会、邓艾并不放心。早在魏军将伐蜀时，有人曾对司马昭说：“根据魏制，凡将领率兵在外，其家属皆留京以为人质。钟会是个单身汉，让他率十余万人伐蜀，好像不妥当，不如换其他人。”司马昭笑道：“我怎么会不知道？若钟会叛乱，我自能办之，你不要将此事告诉别人。”
灭蜀后，司马昭首先向邓艾开刀。邓艾上书司马昭，建议“暂缓伐吴，留陇右兵二万人，原蜀兵二万人，煮盐冶铁，筹集军资，并造舟船，形成顺流而下伐吴国的态势。同时厚待刘禅，封他为扶风王，封其子公侯爵位，赐以财物，安顿刘禅左右，以招降孙休。吴国畏威怀德，必定会不战而降。若押送刘禅到京，吴国君臣会以为是放逐他，而坚定他们抵抗之心，这样好像不太妥当。”司马昭接信后，令监军卫瑾警告邓艾，说：“有事应当报告请示，不要自作主张。”邓艾很不高兴，辩解道：“奉命远征，制服蜀国，为安抚人心，封拜刘禅及其百官，只是权宜之计：‘假如等待诏命，路途遥远，吴与蜀相连，亦失时机。况且，古制有‘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之说，我不能因避嫌而损害国家利益。”但是钟会、卫瑾却趁机密告邓艾要谋反。景元五年正月，司马昭下令用槛车囚禁邓艾，将之押送洛阳。邓艾仰天长叹：“我是忠臣，落得如此下场，真是秦昭王杀白起的酷刑复见于今日矣！”
钟会在灭蜀后，独统大军十余万，威震西土。他感到自己功名盖世，猛将锐卒皆为自己掌握，遂萌生谋反的念头。他向司马昭密告邓艾谋反，清除后患，并计划与蜀国降将姜维合作，由姜维率蜀兵五万出斜谷，自己率大军随后攻长安。正在此时，他收到司马昭的信：“我担心邓艾反抗，今派遣中护军贾充将步骑万人入斜谷，我自率十万大军驻屯长安，不久我们就要会面了。”他惊恐万状，感到事已泄露，对亲信说：“收取邓艾，我的力量足够了，这是司马昭知道的。今派大军前来，必定是察觉我的行动有异。事到如今，只有立即起兵。事成，则可得天下；不成，退守蜀地，还可作个刘备。”
景元五年正月十五日，钟会至成都，以为刚死的郭太后发丧的名义，召集护军、郡守、牙门骑督以上将吏及原蜀国官员于朝堂。他伪称郭太后有遗诏，要他起兵废黜司马昭，并要在场的官员签名同意反叛。在此同时，他关闭城门，把与会诸将吏分别软禁在各衙门，严加看守，派亲信去城外统领各军。护军胡烈见势不妙，派亲兵趁取食物之机传话给他的儿子，谎称：“钟会已挖好大坑，准备了数千根大棒，要坑杀城外的兵将。”话一传出，魏军官兵人心惶惶。有人劝钟会，快把牙门骑督以上将吏都杀掉。钟会犹豫不决。十八日中午，胡烈的儿子胡渊率城外士兵，擂着鼓冲出军营，架梯登城攻打城门。各营将士皆擂鼓响应。乱兵冲进城内，到处火光冲天。钟会闻变大惊，马上给姜维铠甲兵器，说：“士兵好像叛乱了，怎么办？”姜维说：“击杀他们。”于是，钟会派人去杀关押着的将吏。诸将吏闻讯，用柱子顶住门，不让进。不一会儿，城外士兵杀到，门内诸官冲出与士兵会合。姜维、钟会挥刀乱砍，左冲右突，无奈乱兵太多，终被乱兵所杀。
点评：
对于想做或已经做了帝王的强权者，他们是不会让任何人对自己的权力有“非份之想”的，你以前的功劳越大，那么你我遭遇不幸的可能性也就越大。
2.皇帝是狐狸，功臣不要自以为是
自古以来，开国皇帝多是大开杀戒，把打江山的一些良臣谋士当成阶级内部的敌人除掉，而一些自以为是的功臣却不知功高震主，不能在拥有富贵之后装糊涂，以保全自身，结果落得兔死狗烹的下场，为天下人耻笑。
朱元璋从一个云游和尚成为大明王朝的开国皇帝，绝非偶然。他步步艰难却又能步步为胜，不得不让人为之佩服。但是夺得天下之后，为了维护自己至高无上的权力，他同其他争取夺利者一样，大杀功臣，除去“心腹之患”。诛杀胡兰两党，捕杀大批将领，致使为大明江山立下大功的人所剩无几。
明朝初期，直接有丞相官职的只有四个人，他们是功勋显著的徐达、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
徐达是个英勇善战的大将军，由于卓著战功，晋封为中书右丞相。不过，徐达虽名为丞相，但春出冬归，常年征战在外，并没有参与多少朝廷政务，而且他对于朝廷政务也不大有兴趣。所以明太祖常常称赞徐达：“受命而出，成功而旋，不矜不伐，妇女无所爱，财宝无所取，中正无疵，昭明乎日月，大将军一人而已。”后来，徐达死后，追封中山王，赠三世王爵，明太祖还亲制碑文赞颂徐达。
徐达这个在其位不谋其政的丞相，留下了好名声，而李善长、汪广洋、胡惟庸三人，在其位又谋其政的丞相，命运就十分悲惨。
李善长是开国元勋之一，学问渊博，富有智谋，明太祖攻克滁州后，李善长就一直在明太祖身边担任军师。明太祖登基以后，李善长被封为左丞相，因为右丞相徐达常年征战在外，朝廷政务事无巨细全由李善长处理。李善长历史知识丰富，处事干练，裁决如流，又善于文辞，明初许多重要条令均出自他手。所以，洪武三年大封功臣时，明太祖对大臣们说：“李善长虽无汗马功劳，然而跟随我这么久，出了不少好主意，这个功劳不是一般军功可以相比的。”于是便授李善长为“开国辅运推诚守正文臣，特进光禄大夫、左柱国、太师、中书左丞相，封韩国公，岁禄四千石，子孙世袭。”
李善长外表宽和，但处理朝政极为认真。有一次，参议李饮冰、杨希圣稍有点越权办事，侵犯了丞相的权限，李善长认为这是绝对不允许的事，便向明太祖奏报，要贬黜李饮冰、杨希圣。御史中丞刘基为此与他争论法律问题，他争辩不过，竟出口大骂刘基。刘基见李善长摆出丞相的架子，惹不起他，便向明太祖辞职。明太祖虽然没有因这件事怪罪李善长，但对李善长如此看重丞相的权限而且有点骄傲的态度，心里颇有点厌恶。李善长是个聪明人，觉察到明太祖对自己的态度已发生微妙变化，便急流勇退，于洪武四年正月以生病为由，向明太祖辞去左丞相的职务。明太祖亦顺水推舟，未加挽留，同意李善长辞职，还赐了临濠地方若干顷土地给他。
明太祖开始对李善长不信任时，曾打算提拔杨宪为丞相，便向御史中丞刘基征求意见。刘基虽与杨宪私人关系很好，却认为不可。明太祖感到很奇怪，刘基解释道：“杨宪有当丞相的才能，但没有当丞相的器量。当丞相，须持心如水，以义理为权衡，个人利益应置之度外才行。杨宪是做不到这一条的。”明太祖又问道：“你看汪广洋这个人怎么样？”刘基答道：“汪广洋人品和器量都是好的，就是才能上差了一些。”明太祖再问：“那么，胡惟庸这个人你以为如何？”刘基笑了笑道：“他始终不过是个牛犊，要拉丞相这副犁恐怕是吃不消的！”于是明太祖道：“我看丞相这副架子还是由先生来挑吧！”刘基忙推辞道：“不可，不可！臣自己知道，我这个人容易得罪人，且身体也不好，丞相这样的职任是担当不起的。其实天下何患无才，愿陛下悉心求之。目前诸人，在臣看来都不大合适。”
明太祖权衡再三，结果挑了才能不强的汪广洋担任右丞相。汪广洋当了两年丞相，既没有出过什么差错，也没有什么政绩，更没有向明太祖提供过什么新鲜建议。明太祖觉得汪广洋当丞相没有建树，便调任汪广洋为广东参政。后来，明太祖总觉得汪广洋是个忠厚人，四年后又恢复汪广洋当右丞相。直到洪武十二年贬谪广南，汪广洋又当了两年右丞相。
洪武六年七月，明太祖起用胡惟庸为右丞相。刘基叹道：“假使我的话不验，这是百姓的福；若是应验的话，百姓可要遭殃了。”刘基为此病情更加重了。胡惟庸早就忌恨刘基，见刘基病重，佯装关心，亲自带了医师来为刘基诊治，结果，刘基吃了药，病情迅速恶化，送回原籍不久，刘基便死了。
胡惟庸是个很会用权的丞相，自从总理中书省后，内外诸司有什么奏章，必须先经他审看，若有牵涉到自己的奏章，他就藏匿起来不报告给明太祖。于是，文武大臣有失职的人，都先到胡惟庸那里送礼，这样就可以得到开脱，胡惟庸身边迅速集聚起一股势力，胡惟庸当初被召为太常卿是因为李善长的推荐，所以他同李善长关系密切，而且还与李善长的弟弟太仆寺丞李存义结为亲家。所以胡惟庸生杀黜陟，朝廷中无人敢言。
有一次，胡惟庸的家人仗势欺人，竟然殴打了地方上的小官吏。事情告到明太祖那里，明太祖大怒，将胡惟庸的家人杀了，还把胡惟庸找来责问。胡惟庸推脱自己并不知道家人殴打地方官的事。明太祖还追问刘基病重后的一些情况，胡惟庸搪塞过去之后，心里不无担心：“皇上是不信任自己了，皇上连勋臣都会杀，说不定哪天也会找个由头杀了自己。与其等死，不如先作准备，不能束手待毙。”
当时吉安侯陆仲亨、平凉侯费聚曾犯法，明太祖斥骂他们。胡惟庸是朝中红人，二人便到胡惟庸府上来求情。胡惟庸屏去左右后，对他二人说：“你们平时所作所为太不检点，一旦事发，可就讨厌了。”二人非常惶恐。胡惟庸乃同他们商议谋反的事，要他们在外收集军马。胡惟庸还同御史陈宁一起暗中物色拉拢军队里的将领，同时通过亲家李存义去探听李善长的意见。李善长以自己年老为由拒绝加入，但也没有告发他们的阴谋。胡惟庸还派遣明州卫指挥林贤下海招用倭兵，又遣元朝的旧臣封绩修书称臣于元朝嗣君，请兵为外应。
一切都计划停当，不料此时发生了一件意外事，胡惟庸的儿子坐车出外被摔死在车下，胡惟庸一怒之下，杀了赶车的车夫。此事传到明太祖耳朵里，明太祖十分生气，说：“杀人者要偿命！”胡惟庸害怕了，乃与陈宁、涂节等人商议提前谋反，并暗中派人通知四方心腹。
洪武十三年正月初五，胡惟庸向明太祖报告说，家中宅院里有口井涌出竹笋，奇异非常，邀明太祖前去观看。明太祖很有兴趣地答应了，乘车出西华门奔胡惟庸府第。正在此时，内使云奇挡道勒马，因为气急，一时说不清什么，明太祖见有人挡道，大怒，令左右捶打。云奇右臂被打断，仍指着胡惟庸府的方向不肯缩回。明太祖觉得奇怪，便下车登城观看，才看到胡惟庸府内有不少兵甲，于是赶紧派侍卫军前去掠捕。胡惟庸遂以谋反罪名被杀，僚属羽党被杀的达15000人。
再说，中丞涂节揭发右丞相汪广洋，刘基当年被胡惟庸毒死的事，汪广洋是知道的。明太祖将汪广洋召来当面责问。汪广洋一口否认知道这事。明太祖大怒，将汪广洋贬谪到广南。汪广洋到了太平府后，明太祖又以汪广洋当年在中书省时不揭发杨宪的罪行为名，干脆下了道赐死令：要汪广洋自杀。
不久，又有人揭发说，胡惟庸谋反事，曾经征得李善长的同意。明太祖更是大怒，下令将李善长并其妻女弟侄家人七十余人都斩首。李善长死后第二年，有人上书为李善长辩白，明太祖未加理会。
点评：
历史的血腥至今犹能审到，孟子说：“不嗜杀者能一之。”其大意是说以仁行事才能得天下，保天下，但这万古不变的信念，在历史上实现了多少，今天还是否适合，也许是个很值得探寻的课题。
3.过河拆桥：里克伏剑
在历史的长河中，有些谋功大臣总把小聪明当作大聪明，站在历史的前沿阵地指手划脚，却不知自古成王成帝者都是过河拆桥者，他们只顾及到自己的王位，一旦王位在坐，哪管你的拼死拼活。
晋献公二十六年（前651）夏，献公病重，临死时，将年少的儿子奚齐托付给老臣荀息，并且任命他为宰相，主持国政，辅佐少主。
晋卿里克在先前献公逼死太子申生、逼走公子重耳、夷吾时，为了避祸全身，一直采取中立的立场。这回献公一死，里克无所顾忌，他与邳郑一起，召集原属申生、重耳、夷吾的党羽，策划了废掉奚齐、拥立重耳的阴谋。他先劝说宰相荀息改变立场，但荀息执意不肯违背献公托孤时自己立下的誓言，他便不再理会荀息，而在献公停尸的地方杀掉奚齐。荀息下葬了献公后，拥立奚齐的弟弟悼子为君，里克又在朝上把悼子杀死，荀息无奈只得以身殉死。
晋国的君位空出后，里克和邳郑派屠岸夷去翟对重耳说：“现在国内形势混乱，百姓不安，正是坐江山收民心的时候，您何不归国呢？如您回国即位，我们为您开道。”重耳征求咎犯的意见，咎犯以为时机不成熟，重耳便拒绝屠岸夷道：“我违背父命，出逃在外；父亲去世，又不能谨守孝道，侍丧亡父身边。我怎敢回国即位！大夫还是拥立先父其他的儿子吧。”
此时，客居于梁的夷吾极想回国即位，里克派人去迎请他时，他马上就想答应下来，但他的部下吕省、谷芮劝他道：“现在国内还有可以拥立的其他公子，但里克却派人来国外找您，这不能不教人怀疑。看来非得凭借秦国的势力回国不可，否则恐怕有些危险。”夷吾采纳了他们的建议，一方面派谷芮去贿赂秦国，约好如得秦国的帮助回国即位，就把晋国的河西之地送给秦国；另一方面又写信给里克说：“如果真能即位，我就把汾阳的一百万亩田地封给您。”于是，秦穆公便发兵护送夷吾归国，齐桓公听得晋国内部动乱，也率领诸侯去晋国；秦、齐诸国共送夷吾至晋后，里克等人就拥立他为君主，这就是晋惠公。
晋惠公即位后，不想实践自己的诺言，他派邳郑前往秦国，婉转地说道：“当初我许诺把河西土地奉送给您，而今有幸归国得以即位。言及土地事时，大臣们都说：‘土地是先君的，您逃亡在外，有什么权力擅自决定把土地送给秦国？’我据理力争，但无法改变他们的意见，所以现在只好向您道歉。”至于对给里克汾阳田地之事，晋惠公压根儿再没提过。不仅如此，他还剥夺了里克的实权。想到重耳还在国外，惠公对已无权力的里克还是放心不下，总是担心他会像对待奚齐、悼子那样对自己使用杀手，于是决定赐里克自杀。他仿佛有些不得已似的对里克说道：“如果没有您的帮助，我也当不上君主。虽然如此，但您到底是杀了两位君主和一位大夫，现在作您的君主，实在令人为难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