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小院里一株枫树在清晨橙色的明光下显得格外艳丽，它的枝枒捧起全部红叶伸向天空，象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时间已是深秋，并不是爱情的季节，但在这幢楼房的二楼上，在临着这个小院的玻璃窗里，一个美丽的中年妇女的头和一个两鬂已略显斑白的头偎在一起，竟使这间房间里洋溢着一种严肃而又旖旎的爱情。两个人都出神地凝视着枫树的梢头。这么多年来，他们才开始有领略美丽的自然景物的闲情逸致。
“这样的事，该不会再来一遍吧！”她的手摩挲着他的肩头，轻轻地问。孩子已经到工厂去了，他们也将分头去自己教书的学校。最近，早已消失的青春和被忧患压抑的爱情，象这经过霜打的枫叶一样又在心中燃烧起来，在他们重新工作以后分配到的新屋里，他们仿佛又回到燕尔新婚的时期，即使是一天的短暂分离，也会使他们在分别时有一种依依之感。
“绝不会了！”他的下颔搓揉着她的头发，两眼闪着喜悦的光辉望着窗外，“绝不会了，这的确是个新时期的开始啊！”
“唉……真可怕！这二十年就象一场恶梦”痛定思痛，她仍然心有余悸。她把头靠在他肩上，象刚刚放下一副重担一样吁了一气。
他摸抚着她瘦削而不露骨的双肩，找不出适当的话语来安慰她。他知道，这二十年来与其说是给他、还不如说是给她造成的痛苦才是最深重的。男人有一股天然地能够挺过痛苦的力量，而且有时还能借其它机缘发泄发泄胸中的郁闷，而女人总是默默地忍受一切。自从他一周原被定成“右派”，送到农场去劳动教养以后，家庭就是由她一文玉奇一个人维持下来的。她经受了与丈夫的生离，也经受过与亲人的死别：先是为周原的母亲送终，然后又是双生子中的那个女孩子的夭折。而这些，当时她都在信中瞒着他，他不过是在三年以后强支着病体蹒跚地回到家，才把头埋在母亲遗下的一件衣服里象狼嚎一样地哭了一场……。
想到这里，周原的目光有点黯然，他低下头来，吻着玉奇的头发与颈项相交的地方。文玉奇，二十四年以前和他同是北京师范学院的高材生。那时，她是一个美丽得出奇的姑娘，《南岛风云》上演以后，同学们发现她和演员上官云珠长得简直一模一样，于是都叫她“上官”。但她是一个生活在他们中间的“上官”，一个有血有肉、可望可即的“上官”，所以同学们又都认为她比上官云珠还要美丽得多。在即将毕业的时候，在男学生们自然而然地要考虑终身大事的时候，她也自然而然地成了男同学倾幕的对象。然而，在一同被分配到这个黄河之滨的古城来的四个男同学中，她竟选了周原，从而招来了二十年的痛苦。
周原轻柔地吻着玉奇的颈项。直到现在，玉奇还是美丽的。她的颈项仍然圆润白晰，没有一丝皱折；头发黑而且浓密，两鬓贴着只有聪慧的、温顺的、健康的女人才有的那种自然的波浪形卷发。他紧紧地拥抱着玉奇。她虽然矮而瘦真如电影中的“上官”一般），但背脊与胸脯仍然丰满而有弹性，并且散发着女性的温馨。这些日子，他们都觉得自己年轻了。在二十年中，他们的爱情总带着忧伤与不安，实际上，这种爱情也是残缺的，甚至变得不过是一种单纯的相互怜悯与帮助，没有什么甜蜜的成分。甜蜜只有在回忆中去寻找，而在重温旧事时，两人又总是在两地相思，反而更增加了悲怆与牵挂，因为自一九五七年以后，每次政治运动都少不了要把周原一这个全省闻名的“右派”折腾一番，以致他们分居的时间竟比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多得多。直到最近，他们才感到从内心深处又腾起了初恋时那种爱情的搏动。那是原始的、欢悦的、奔放的，无顾忌的；那是不受年龄限制的，即使是白发高龄的人，也会被它所陶醉、所击倒。
眼泪渐渐从周原的泪腺中渗了出来。
“看来这不过是历史的一瞬间，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却走过了多么曲折的路、多么艰难和痛苦的路啊！现在是到了尽头了。我们应该珍惜……，应该感谢……。”他喃喃地说，喉头有点梗塞。
“是呀，以后你可要注意，再不要直言无忌。”玉奇伏在他的肩头，声音好象是在梦中响起的一般，“人太直了要吃亏，哓蛲者易折……”
但玉奇的话没还有说完，他突然把她推开，两手抓住她的两只胳膊，激动地说：“不！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党中央解放了我，不仅仅是因为我个人冤屈。你想过吗？为什么党要改正二十年前做错的事，这是多么大的历史勇气和决心！这是一次真正的革命！如果我总站在二十年前惨痛的经验上裹足不前，党又何必解放我？不！我要和过去一样，正直地……”
“正直正直，你要知道，你在学校里正碰着他。他正是你的领导！”玉奇蹙着秀眉，反过来抓着周原的手，紧张地说，“你何必要搞什么补充教材呢？又何必选孔子、孟子的东西呢？不要好了疮疤忘了疼。要看到你还在他的手下，他随时都可以整你的呀！”
对妻子的着急，他只微微一笑，把手搭在她的肩上，说道：“奇，你想过吗？这二十多年来，是什么支持我们度过那些艰难的日子？是理想和信仰吗？显然不是。那时候，在政治上，马克思列宁主义被歪曲、被阉割，被搞得支离破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界线被弄得混乱不堪；在道德上，所有可以作为典范的人物都被贬得一钱不值，甚至周总理也被他们说成是走资派雷锋也成了奴隶主义。我们自己呢，更是被凌辱、受摧残，我们也弄不清这究竟是党的主张还是什么一小撮人的阴谋。可是，我们究竟没有去干坏事，更没有被他们从反面激起反对党、反对社会主义的意念；在道德的真空里，我们仍然能洁身自好，守身如玉，以致我们现在能够俯仰无愧。那么，这是什么力量呢？是什么观念在引导我们呢？”渐渐地，玉奇在他的眼睛里已看不见她的面影了，瞳仁象一井一样，虽然发亮，却是深邃的。他放开了玉奇，在房里来回踱步：“我认为，这除了对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信任之外，就是我们中华民族传统的美德在支持我们。那个时候，我们不正是用这种道德观念去衡量别人、要求自己的吗？那个时候，政治上的正确都被四人帮垄断了，但很多人恰恰在道德上首先认识了他们是一群宵小而对周总理，又正是从他集中地、高度地体现了中华民族的美德这点上，坚信他在政治上一定是真正的正确的。现在搞四个现代化，如果不批判地继承传统的道德来充实共产主义道德教育，我们的社会风气就有被西方某些不健康的东西败坏的危险。我们不能把孩子和洗澡水一起泼掉。可是，对我们有益的东西难道只有在法家的著作里才能找到吗？……”“理想主义，你永远是理想主义！”玉奇有点气愤地打断他的话。她知道周原既有艺术家易于激动的浪漫气质，又有中国知识分子特有的古板与拘泥。这种个性，已经使他们遭到长达二十年的祸害，现在，她又有这样的预感，仿佛周原难移的个性还会使他掉进深渊。她极力压制自己的激动，温情地规劝着丈夫说：“原，你要好好想想，人不是生活在理想里，而是生活在一个特定的环境里。在我们前面，永远是个，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这二十年的变化已经给了我们足够的教训。我们只能够独善其身，没有能力去兼善天下，很多很多事都不需要我们去过问。现在我们总算重新搞了一个象样的家，剩下来的三人终于团圆了，你何必再冒风险呢？过去，你好心没有得到好报，以后我怕你还会遭到这样下场。你……就是不为自己想，也要为我想想，为孩子想想……”说到这里，她的泪水竟止不任迸流出来，好象那些可怕的岁月已经周而复始了一般。玉奇就是这样，在苦难生活中有一股坚强的韧性，而在苦难并没有真正开始的时候却是软弱的、畏缩的、恐惧的。
周原理解他的妻子，不由得心中滋生了温存的、痛切的怜悯，定定地站在房中间0他环顾了一下不大的房间，处处有她勤劳的手作出的精巧布置。玉奇在家庭的摆设上有她独具的匠心和纤细的美感，虽然只有不多的几件家俱、图画和盆花，但在她的组合下，就显现出一种远远超出它们的交换价值与使用价值的雅致。不过，这一切也很可能在？夜之间全部消失，重回到矮小漱隘的土坯房里去他又想起，在那被劳教的年月，二十五个和跳蚤、臭虫、蟑螂一起滚在一间窄狭的土房里的稻草堆上的情景，和这里相比，真是地狱与天堂了。这不禁使他犹豫起来。然而，当他的目光扫到墙上他自己用遒劲古朴的魏碑体手书的李大钊同志的对联：“铁肩担道义，妙手着文章”的时候，他马上又振作了。
“你还要想想，“玉奇仍在带着泪声说，“那个人……当初，你们……你们搞成那样子。现在，他在这件事上还没有解决，他不会不记恨你的，你不要太天真了……”
“不！”他断然地说，“我觉得……我觉得有比你、比我更重要的东西。”他拿起帽子走到门，但又感到这样对待玉奇过于冷淡，于是转回身来安慰她道：“你放心好了，我还要想想，我还要好好想想。”
二
周原从堆着砖瓦、石灰、木料的小巷出来，上了一条东西向的宽阔大街。从一个橱窗明亮的百货商店里，飘出格里格的钢琴独奏曲一《春》。他放慢脚步，想用涓涓的旋律冲洗刚才产生的不快和郁闷。从《春》，他又想起了圣桑的《天鹅》。《天鹅》是他一直非常喜爱的乐曲。自一九七六年十月以后，他总是把《天鹅》和“新时期”三个宇联在一起，而且越到后来这种联想就越强烈。他觉得，“新时期”这三个字就象美丽悠扬的《天鹅》一样，使他感到春天来临的气息，感到到处都弥漫着一种欣欣向荣的希望，感到在人民中间普遍地产生了和平与友爱的气氛。他扇动鼻翼深深地呼吸了几气，尽管清晨的空气已经掺着很浓的汽油味。他爱这一切，甚至可以说他从未这样强烈地爱过这个世界。最近，虽然时已深秋，但他心中总荡漾着春的波纹，任何一个新的事物，一则新的消息，都会在他心中激起一圈圈涟漪，向更远更远的地方扩展开去可是，在今天，玉奇刚刚给他的劝告，就象一缕垂在水面的柳丝，在这一圈圈涟漪上划出了一道缺他也认为玉奇说未来永远是“X”这话是不对的，未来是四个现代化的实现，是社会主义强国的建成，这点他确信不疑，但是，从现在到未来所经历的具体历史过程，却不能不说是个“X”了如果这个“X”又会是个“S”，那末在这个“S”的某一个“拐点”上，他又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想到这里，他的脚步再不是那样悠闲自如了，那些个人生活史上的阴暗面，丌始象一部旧电影片一样在他心间映出一幕幕模糊的图画。
原来，他在大学念书的时候，就是一个才思敏捷并且具有多方面爱好的人。他学的是中国文学，但一直孜孜不倦地涉猎于哲学、政治经济学、历史学与心理学这样广泛的知识领域，所以他的文章不仅笔调清新，如行云流水一般，还有旁怔博引、融会贯通而自成一家的独特风格。在大学时代，他就在报刊杂志上崭露头角了。到这古城来教书以后，他又在省报的副刊上用《学宫书简》这个专、栏形式发表过一些探讨哲学、文学、历史学的知识小品。本来他的文章还受读者欢迎，但反右派斗争一开始，他的一篇题为《谈邹忌讽齐王纳谏》的历史小品就突然被报刊点名批判了。开始时调子并不高，可是自他的一个好同学，也是文玉奇过去的一个好朋友在省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周原一地主阶级的孝子贤孙》这样的揭发性文章以后，炮火一下子就猛烈起来。因为联系到他的祖宗三代，不仅这一篇文章就是他过去发表的每一个字、每一个标点符号都成了一个个故布的疑阵了，人们非要去追究隐藏在它后面的“真实”意图不可。于是，在最后定案时，他终于被打成“右派”，送到农场去劳动教养。
从此，他被排除在正常的社会生活之外。人在生理上的死亡固然会使人失去生的幸福，但同时也会解脱掉人生的痛苦；而在政治上的死亡，不但使人失去幸福，又使人把苟延下来的生命只能用于品味生的痛苦。这是比生命的终结更可怕的事。生活成了无止境的恶梦，人总是怀着惴惴不安的心在每一个白天来临时等待一个新的恐怖。
这种日子一直延续到一九七六年十月。自那时以后，他才看到生活的道路上重新透出曙光。而真正的复苏，还是最近的事。因为他的问题牵扯到省报，所以解决得比别的“右派分子”晚些。直到上个月才回到他原来的学校去任教。到了学校，他就象涸辙之鲋又回到碧波荡漾的湖里，被压抑了二十年的活力一下子迸发了出来，很快就得到青年教师和学生们的信任与尊敬。他们在他身上象看到最近重新上演的电影戏剧一样，发现了一个从未接触过的广阔的知识世界的精湛的讲授艺术。本来，他对“四人帮”在教育事业上的破坏认识不足，现在才知道学校简直成了一片文化的废墟，教师和学生在知识上的数量和质量都惊人地下降了而且，在语文教材的编选上，至今还存在着崇法反儒的痕迹。作为促进语文教学的第一步，他搞了一个语文补充教材，昨天呈给了教务处审批。在编辑的时候，他也考虑过可能产生的后果，但他认为是应该做的事，今天，这件事竟引起玉奇的严重不安，使他感到必须再加慎重思考了。
现在正是上班前人流的高峰时刻，大街上车水马龙，熙熙攘攘，闹得他心烦意乱。
他曾答应玉奇“要好好想想”，的确，这是应该好好想想的问题。他饱尝过极左分子给他的苦头。那些极左分子有一套超科学的方法，能把人的每一个脑细胞都制成切片，放在所谓的“政治显微镜”下面。这套超科学的方法不仅会把一个脑细胞放成足球场那么大，还能观察出脑细胞中根本没有的分子。现在，在学校当领导的“那个人”，在文化大革命前就是全省闻明的“左”派人物，并且和他还有一段不愉快的纠葛，据说今天早晨就要从北京回到学校，如果又施展那套超科学的方法，搬出“政治显微镜”来观察他搞的补充教材，那末玉奇的忧虑就不是没有道理的了。当然，在现在的社会条件下，“那个人”是不可能再把他打成“右派”的，但乘他立足未稳的时候再次把他搞臭，使他一开始工作就处于不利的境地，还是可以办到的。荡漾的碧波下面并不十分安宁，石头缝里，淤泥底下，水草深处，还会藏有吞小鱼以自肥的食肉动物。
他不准备上学校去了，反正今天上午没有他的课，怀着这样的心情在教研室也是坐不住的。他索性转过身来，走到一个开往郊区的公共汽车站牌下面。
四十分钟以后，公共汽车把他带到他原来劳动的农场“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在迈进光明的门槛时，他要在这里回首向阴暗的过去告别，在宁静的田野上严肃地思考一下他应该怎样第二次起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