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在一个小土丘上坐下来，摘下帽午，任带着凉意的秋风吹拂起他的长发。田野上大秋作物已经收割了，一望无际的玉米茬、高粱茬和休耕地上茂密的萎黄的野草，如同大地茸茸的汗毛，在朝阳下泛着金色的光泽；已经秋翻过的土地好似袒露在外的褐色的皮肤。大地象是有生命的、能思想而且能给予人思想的实体，通过阵阵微风向他絮絮低语。这里每一条土路、每一块田地、每一株已经长得高大挺拔的树都能唤起他的回忆。它们象舞台上的布景，构成他当时在这里生活和劳动的场面。在那条土路上，在那三年困难的时期，午夜刚过，他就夹杂在一群人中间顺着它向黑锄黝的田野出发，长长的队伍如同幽灵一样慢腾腾地向前挪动，没有一句话，没有一点声息，只有用白菜叶、毛豆叶制成的卷烟在暗夜中一闪一闪地发着饥饿的光，在这一片地里和那一个打谷场上，人们当时还在用汉墓砖刻和敦煌壁画上所描绘过的那种方式割谷扬场对祖国的困难，对祖国的灾难，他何尝不想勇敢地去分担一分，和全国人民一道扭转被动的局面？但在极左思潮看来，任何人都不能信任，越是在危急时刻越是要加强“专政”，这样，他就只能作为一个单纯的受害者和生活的旁观者，把宝贵的生命消耗在沉重的原始的劳动之中然而，他的回忆也并不完全是消极的。正是在这里，他用汗水完成了把自己变为一个真正的劳动者的洗礼。体力劳动，不管人愿意或不愿意，日久天长就会把你潜移默化，使你获得一种新的习惯、一种新的情感、一种新的观念。尽管周原过去的知识基础很渊博，但仍然是飘渺的、形而上学的东西。只是在这里，他的知识才第一次附着于坚实的形与器之上；在这里，辩怔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通过生活鲜明地展示了出来，以不可抗拒的力量改变人们对物质与经济生活的蔑视，迫使人们要从现实出发来思考世界，来检验知识的可靠性。如果不是一九六六年以后的动乱，周原是可以在改变了的生活和观念的基础上创造出一些有价值的东西的，但在那种极左思潮不可遏制地发展成一条极左路线以后，他真正地坠了思想的黑暗之中。蒙昧主义可以使无知的人永远处于知识的原始状态，却不能把一个已经接受过人类文明的人再拉回野蛮时代如果他在肉体上没有被消灭，神经器官就会被精神的饥渴折磨得萎缩、扭曲和退化。于是，他的精神再也生产不出一点产品了，只能在怀疑与恐惧之间徘徊。
太阳渐渐升高了，大地腾起暧烘烘的泥土香味，轻霜化成氤氲的烟霭蒸蒸而上，前面的小树林和房屋在袅袅的水里仿佛是在湖水中晃动的影子。这是多么熟悉的景色啊！周原曾经在这里放过牲。在把牲赶到这片收割过的田野上来以后，他祖曾象现在这样在小土丘上一坐。那时，在看到青草的颜色和薄霜一起在阳光下消融，片片黄叶无声无息地颓然而落的时候，他是怎样想的呢？他不是曾为生命被时计和分针剪成了一段段零落的废品而痛惜过吗？他不是曾向往过投身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去，作为人民的一分子对祖国有所贡献吗？那时，他有理想，有抱负。尽管这些都处于压抑之下。而现在，党中央把实现理想和抱负的机会给了他的时候，他怎能踟蹰不前呢？他知道，现在面临的不是什么教材改革的问题，不是什么孔子孟子的问题，而是一个后半生的人生态度的问题。如果在这刚起步的时候他就退缩下来，那末今后永远也不会再前进一歩了；如果现在还继续在怀疑与恐惧中徘徊，那末整个一生将会是一个可怕的空白。
天上开始出现羽毛似的卷云，象是一阵强劲的秋风在空中的步履；地面上，在田野的尽头，一阵雾似的黄沙弥搜住远方的群山。周原从小土丘上站起来，用帽子掸了掸身上的尘土。在这里，他重温了二十年的悲欢，最后肯定了：个人的命运不是“那个人”、这个人所能左右的它和祖国的命运紧密相联，他所经历的悲欢离合与祖国社会主义发展的曲线是完全吻合的。过去和现在都不能把这二者分离，今后也永远分离不开，如果社会主义祖国再次遭难。那末现在的退缩和畏惧也救不了自己。
中午，周原在郊区的一个食堂里匆匆吃完午饭，两点钟赶到学校。
这所学校是本省一所历史最悠久的重点中学，现在还保留着创办时期由文庙改建的校舍。虽然它的两旁已经建起了两幢四层楼如现代化建筑，但它夹在它们中间却一点不显得寒伧，反而透出一种典雅气派。二十一年前，周原就在这座文庙里教书。在这斗拱结构的大教室里讲课，即使是现代科学的尖端也仿佛回荡着古老的回音。周原很喜欢这个学校，他的《学宫书简》中的“学宫”，指的就是这所具有民族风格的建筑。
现在，教室都已搬到两边的楼房中去了，古老的建筑里是教研室、办公室和图书馆。在现代化建筑和文庙之间，新栽种了两行修剪得很整齐的冬青。在文庙前面是一个很大的花坛，这倒是原来就有的。在文化大革命中，花坛里所有的植物都被连根拔掉了。最近移栽的几株苹果树和夹竹桃还没有恢复元气；一些说不出名目的花卉，也只有寸把高，寥落地围在四周。在周原和文玉奇恋爱的时候，这个花坛是他们见面的地点，一打下课铃，两人都会不约而同地来到这里，从这里出发，去度一个甜蜜的中午或夜晚。“众星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直到现在，他每经过这里，还会不自觉地朝玉奇原来站立的那个地方张望一下，心头同时泛起一股欢愉的回味。今天中午，他仍是习惯地透过稀疏的树木向那个地方瞟了一眼。然而，今天和往日不同，正在那个地方，好象是有一个人在专门候他似的。不过这是一个男人，背略微有点佝倭。他认不清是谁，快步向那个人走去。
到他们相距五、六步的时候，他才猛然认清：这个人正是文玉奇所说的“那个人”、“他”——阚星文！
阚星文脸上虽然带着微笑，但这种微笑很不自然，看不出表示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情；周原的面孔和上肢的肌肉也牵动起来，同样很难确定应该表现一种什么姿态，是应该伸出手去呢？还是含糊过去呢？
这两个人身高、肩宽、年龄都相同，都有一个圆圆的硕大的头颅和一副聪明的面貌；尽管两个头颅上的黑发中已夹杂着银丝，眉宇之间却都仍然透出勃勃的英气。不同的是周原长的是一对马来人型的大眼睛，开朗而热情；阚星文长的是一对蒙古人型的细长眼睛，沉静而有毅力。这两个二十一年没有见面的密友和敌人就这样默默地、然而又是气概轩昂地对视着，好象谁也不愿意首先饶恕对方，在周原的眼神里，更有一股挑战的意味。
最后，还是阚星文打破了僵局，他淡淡地一笑，把视线移向花坛中的一株树上，说道：“我早听说你要回来了。我回了一趟北京，昨天才回来，没有能欢迎你。”
这话不知是真诚的，抑或是讽剌，周原一时还品不出味道，只好随问了一句：“家里都好吧？”
“家母去世了，我是回去送葬的。”阚星文又是淡然一笑，垂下了眼睛。
“啊，对不起！我不知道。”
周原这才发现他两鬓已经斑白了，下眼睑布着渔网似的细细的密纹，并且奇怪地拄着一根紫檀色的手杖，更增加了他的老态。虽然他曾耳闻阚星文在文化大革命中受过冲击，但没有想到在这个人身上竞留有这么深的痕迹。
“八十多岁的人了，风烛残年。不过她老人家能拖到现在去世，最后还算得到点安慰。”说完，阚星文头略微一扬，并且抬起眼睛，里面闪出一点愉快的光辉，好象要在周原面前再现他二十年前的神采一样。但周原知道他是在压抑内心的悲伤，同时，他在北京曾见过的那位老太太慈祥的面孔又浮现在眼前，使周原不由得对他产生了同情，反而觉得有点抱愧地低下了头。
两个人再也找不出什么话来说了，一同僵立在花坛旁边。阚星文用手杖尖拨动着花坛里的石子，周原也象是对花坛突然产生了兴趣，呆呆地看着仅有寸把高的草木植物。学生们看见严肃的校长和同样严肃的老师站在一起，都远远地绕道而行，没有什么能把他们从窘境中挽救出来。最后，上课铃响了，才把他们从迷茫中唤醒，两个并肩向那个古代建筑的大门走去。路上，周原又发现了他已经成了跛子，但阚星文没有回答周原惊奇的目光，仍然是淡淡地一笑，在语文教研室门和他客气地分手了。
四阚星文一跋一破地走进校长办公室，颓然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他早料到和周原见面时会有难堪的局面。两个正直、自重而又敏感的人，对过去的芥蒂，不会象油猾的人那样轻易地掩饰过去。并且，今天的重逢，更掘起了他虽然已经埋藏在心底然而还没有全部消失的伤感。周原脸上还残留着青年时代的影子，而他呢，记载着痛苦的皱纹早已爬上了高高的额角，并且又成了一个半残的人。一种混合着嫉妒、悔恨、懊丧的情绪轻轻地啃啮着他的心。他用手掌使劲地抹了两下脸，随手拿起放在办公桌上的一份材料，想排开心头的纷乱。但是，想不到这份材料又和周原有关，他不由得仔细地读起来。
材料上附着教务处主任苏汉远的一张便笺：
“……局里打电话叫我，估计一个多小时即可回来参加汇报会。这份材料你看一下。我的意见是：现在以孔孟作补充教材在政治上是错误的；一个过去犯过严重错误尽管已改正处分）的人再这样做更是危险。这是一个应注意的倾向，望你考虑给予适当批评。下午会上我们统—下径……”
下面，是周原从《论语》和《孟子》上摘录的一些章节，还附有周原按历史顺序整理的中学语文教材文言文课文的编0，以及为什么要用《论语》、《孟子》上的节选来作补充教材的说明。文字简短有力，贯串了历史唯物主义精神，同时还有编目作为旁证，倒使阚星文第一次发现现在语文教科书中的确存在着这么一个空白，并且奇怪语文教材的编纂者直到现在还在这个“禁区”前面表现得那么怯懦。
他把材料放回桌上，但脑子里并不是在“考虑给予适当的批评”，而是回到那早已消逝了的、仿佛已经成为梦境的过去，回到二十三年前那次毕业晚会上。
那天晚上，礼堂里张灯结采。在舞台上，同学们组成的民乐队演奏着《金蛇狂舞》和《彩云追月》，管弦乐队演奏着《青年圆舞曲》和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从礼堂半空垂下五色缤纷的彩带在一对对蹁跹起舞的年轻人肩头轻拂，四周空气的分子都好象在旋转、欢舞、在乐声中相撞又分开。他和“上官”也在随着圆舞曲的旋律旋转。那时，他的腿是那么矫捷，能够非常潇洒地滑出各式各样的花式舞步。和“上官”跳舞，是男同学的骄傲和享受，而更使他高兴的是他、“上官”，还有周原又都被分配在一起，三个在大学生活中就有了亲密友谊的同学并没有因为毕业而各自东西，这种回忆是甜蜜而又痛苦的。而再往下，就只剩下痛苦了。在场面转换到这个城市以后，这三个年轻人的关系起了微妙的变化。原来，在绿荫浓郁的校园里，在映着天光山色的昆明湖上，三个同学的友谊是洁白无瑕的。她叫他“星文”，而叫他“周原”，从称呼上来看，好象她和他的关系还更密切些。但到了这里，周原就开始和他竞争了。从此，一对好朋友竟变得相互守如瓶，如果只有他们两人在一起，还会感到倜促和窘迫。而“上官”呢，夹在他们两人中间也难以左右回旋。他也曾估量过自己和周原双方的优劣固然，周原是人所公认的“才子”，报刊杂志上经常出现他的名字，伹自己是个共产党员，一到学校就受到领导的重视，在政治上有远大的前途至于在外貌上，两人是不分轩轾的。不过，“上官”和他同学、同教的是一门学科，在这方面，他可能略胜周原一筹。可是，正在这个胜负难分的时候，他的父亲个在旧社会劳累了大半生的排字工人病势垂危了。一九五六年冬季他请假回京，待他安葬了父亲返回学校以后，马上发现周原和“上官”之间有了进一步的关系。但不知为什么，他们俩却一直瞒着他，直到一九五七年春节他们举行结婚仪式，才用一张请帖对他公开出来。他伤心而且愤怒地把请帖撕得粉碎。那一晚上他没有去从此也就断绝了和他们的交往。虽然“上官”从来也没有答应过他什么，但他认为在这么长时间当中她是应该领会他的爱情的，如果不是周原使用过某种不正当的手段，“上官”绝不会置他于不顾。爱情的领域是一个专制的王国爱情上的失意使他产生了一种上当受骗了的委屈和偏激情绪，从而把对周原的友情变成了敌视。恰好，情场上得意的人往往会在其它方面受到挫折，半年以后，周原的《谈邹忌讽齐王纳谏》出问题了。这时，在反右斗争当中，阚星文也获得了一种新的观念，学会了把人的一切行为和思想都付诸于亲族血缘关系的分析方法，于是对周原就有了新的认识。尽管他和周原相处的六年当中并没有发现这个人在基本政治态度上和自己有什么分歧，但他还是被那种偏激的情绪所推动，写了一篇揭发周原老底的文章。本来，他们俩是无话不谈的，在北京，他的家和周原的家相隔仅一条胡同，他知道周原的祖父是清朝末科进士，曾当过一任七品县官，而周原的早已死去的父亲，是一个沉缅在琴祺书画中终生无所事事的破落户子弟，他从未见过面的伯父却是黄埔军校二期的学生，国民党军队中的一个高级幕僚。这一切都注定了周原先天就是一个对党对社会主义不满的分子，何况他还要“讽共产党纳谏”？这篇文章对周原的打击，等于对他奄奄一息的政治生命开了最后一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