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是海内外最受争议的人物，几十年来，人们对他千夫所指，他对人们横眉冷对。不知道他的人，骂他目空一切、傲慢刻薄；了解他的人，欣赏他特立独行、见解不凡。本章将展示李敖的大学生活，让读者对这位世所罕见的“文化顽童”李敖之轮廓有所领悟。
一、法律系里最亲密的朋友
1954年暑假，李敖十九岁，以高中二年级肄业身份参加大专联考。他报考的第一志愿是台大中文系，但由于数学考得不好，误人法律系。
李敖本来志在学文，不在弄法，只因几分之差，没考入台大文学院，沦入法学院，心有未甘，故决定重考。台大规定，学生不能重考本校，要考，得先自动退学才成。李敖有一股破釜沉舟的勇气，就在改制前夜的6月27日，自动退学了。一百五十人中，李敖是惟一一位因兴趣不合，毅然退学的。李敖在法律专修科共学习二百八十七天。这将近三百天的时间，是否白白度过？我看没有。读李敖的书，你会感到他在法律方面是很有修养的，不仅熟悉法律条文，而且懂法律理论，论辩起来不亚于一名精通业务的律师。他后来打官司不请律师，都是自我辩护，所写辩护词，理正辞严，教人无法驳倒。这当然主要靠“诗外”功夫，但跟上法律专修科是有一定关系的。而且其收获远不止此。
在法律专修科，李敖结识了许多朋友，其中关系最密切的是陆啸钊。
李敖的交友之道显得古典一些。这是他受传统文化影响之故。李敖后来主张全盘西化，但他在交友上所信奉的那种古典做派一直坚持了下来，并未改变。他对工业社会里的朋友之道一概不欣赏，认为那种友情速成而易消，因此他的朋友不多。他很挑剔，但成为李敖朋友的，他就忠心耿耿，不怀二意。他们对他也是一样。不过随着各人景遇不同，也有的老朋友过分偏离，当然也就渐行渐远了。李敖有一句名言。“新朋友，不交；老朋友，遇缺不补。”虽然如此，他也有一些很过心的朋友。
陆啸钊在报考时，成绩足够分到法律系，却被误分到专修科。两人经常在一起交谈，研究学问，互相都很了解。李敖退学前两个月，父亲去世，李敖回台中以后，班上同学为缓解李敖家中困难自动捐助。大家都捐，惟独陆啸钊不捐。有同学动员，他说：“李敖个性耿介，他绝不会收你们的钱，不信你们送送看！”不出所料，当同学携款赶到台中时，果然李敖拒收。李敖第二次进入台大文学院后，因抽签住校未中，又没钱在外租房，只好在温州街七十三号台大第一宿舍与陆啸钊同挤一张床，虽然有时斗嘴气得不讲话，但在不讲话中，陆啸钊还是送水果给李敖吃。
二、博名傅园长袍怪
李敖在台大的生活，是他以及当年的同学师友所津津乐道的。在台大杜鹃缤纷的椰林大道上。他总是身着一袭长袍在傅钟处出现，据说“李敖的长袍”是台大的八景之一，他曾洋洋得意地哼吟——
“一袭在身，随风飘展，风度翩翩然。不分冬夏，不论晴雨，不管女孩笑于前、恶狗畎于后，我行我素，吾爱吾袍。长袍成为我个人的商标。历史已久，不断传之于众口，而且形诸于笔墨。当年香港出版的一本《大学生活》里，某君曾列举台大的四怪之丑，而怪丑之尤就是“长袍怪”，好像长袍就是我的化身一样……没有一个人敢说他没见过‘文学院那穿长袍的’……。”
他在夏天也是一袭长袍在身，显得特别古怪。这也是李敖受传统文化影响的一种表现。他很少上课，不抄笔记，也不买老师的账，尤其是他看不起的老师，给人一种不用功的样子。其实很多书他早在小学中学时就念过。特别是一些老师，令人实在不敢恭维。有的老师连有名的大法官布莱克都不知道！到了课堂上，李敖是很顽皮的。他常常纠正教师的错误。“司法行政部”部长林彬教“司法总则”，有一天讲到李大钊的死，讲错了，李敖立即起来纠正。另一位老师讲“三民主义”，更是多次纠正，两人甚至在课堂上吵起来。教“经济学”的是王作荣，此人很有才华，也很有启发力，来时仅三十多一点，缺乏教学经验。平时表情严肃，脸像一张扑克牌，但偶尔会突然笑一下。一次，李敖大声问：“三民主义到底有没有缺点啊？”王作荣脱口而出：“当然有啊！”李敖追问：“缺点在哪里啊？”王厉声回答：“我不敢讲啊！”这话引起哄堂大笑。
这一切就是李敖引以为傲的“长袍心理学”。
三、考入历史系
1955年，李敖以第一志愿考入台大历史系。头一年联考，吃亏在数学不及格，这一次重考，必须加强数学课的补习。幸亏台中一中的老同学胡家伦指导有方，恶补一阵，结果不仅考上历史系，而且名列前茅。
由于对中学教育和法律专修科的不满。考取历史系可谓一偿宿愿。进台大文学院的拱门，呼吸着远比中学自由的空气，李敖一度感到满足。可是很快，这里的生活加深了在法律专修科多半年的体会，认识了高等教育让人失望的一面，比中等教育尤有过之。李敖在学院里生活，可是觉得学院里的空气污浊得不堪忍受。大学教育带给人们的不该是读死书、死读书甚至读书死。它应该真正培养出一些智慧的才具，培养出一些有骨头、有判断力、有广博知识同时又有影响力的知识分子。但是，事实上，我们的大学教育在这方面是彻底失败的，大学生很少能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特立独行。他们只会抄抄笔记，背背讲义，然后走进教堂或舞会，在教堂里，他们用膝盖，在舞会上，他们用脚跟，他们的神经已经功能退化，他们不会用脑筋。《十三年和十三月》中说：“历史系是一个神秘的系，它可使狂者愈狂、狷者愈狷、笨者愈笨。在我投进去以前，我听说这系最好；等我进去了，我才发现它好的原因。原来它是台大那么多个系中，最容易混的一个系：上上课，抄抄笔记，背一背，就是成绩甲等学生；逃逃课，借抄笔记，背两段，就是成绩乙等学生；不上课，不抄笔记，不肯背，也不难及格，就是丙等丁等学生，李敖之流是也！”
大体说来，在台大文学院四年，李敖虽然不无阅历，不无师承，不无交游，但基本上内心里李敖是孤寂的，自负的。一方面他深感没有可取的“大宗师”；另一方面，又深感缺少可与自己相比并的人，所以他是一个独行者。他看不起别人，不喜欢上课，连考试都懒得应付。大一时八门课，他有三门不及格，甚至连中文都差点不及格。大一总成绩，第一学期是71．31分，第二学期是65．45分。可是“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李敖始终自喜、始终自信他有学问，只是不屑上课和应付考试而已。
四、父亲病故，力主丧礼改革
父亲李鼎彝是李敖二十岁生日后两天的4月27日去世的，死于脑溢血，时间在晚上。第二天午前，李敖收到“父病速归”的电报赶返台中。一下火车，看到有人在接站，得到父亲的死讯。回到家里，径直到停灵处。因为天热，爸爸已入棺，棺盖已钉，未能见到最后一面。当晚，李敖找人拍了两张照片留念。
李敖受了胡适的影响，反对传统“把活人弄成死人，把死人弄成鬼”式的丧礼，力主丧礼改革。台中一中为李敖所敬重的国文教师鄢曾荫婉转劝遭：“李敖你读书明理，按古礼，不能这样干吧？”李敖反驳：“按古礼，接《易经》是‘丧期无数’；按《墨子》是我母亲要殉葬；按《礼记》是我父亲不能火葬…今天我要真行古礼，更不得了了。”那位老师见李敖学识渊博，所说的礼比一般要行的礼古老得多，一时语塞。
按照传统，安葬老人，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要给来吊丧的人磕头，李敖统统不来这一套，并且当众一滴眼泪也不掉，真有点他老子的老师（即鲁迅）所写“横眉冷对千夫指”的味道。李鼎彝先生是省立台中一中的中文科主任，在这个学校教了近六年的书，又在校外教补习，所以“桃李无算”。他是一个好教师，公祭的时候，场面很大，自台中市市长、市议会议长以下有两千人。这两千人不但目击了李鼎彝先生走向了火葬，同时目击了李先生的宝贝儿子李敖表演了一场触犯众怒的丧礼改革！李敖说：“这次经验使我深深感到：所谓‘虽千万人，吾往矣’，读起书来容易，若真正实行起来，可就需要大勇。这次经验使我一生受用，我一生勇于特立独行。都伏机于此。但这番特立独行，却使我从此横背‘不孝’的恶名。恶名后来愈背愈大，穿凿附会，像一个愈滚愈大的雪球。其中一个好笑的说法是：‘李敖把他老子气死了！’散布这种说法的李济便是一人。有一天，李济向姚从吾说：‘听说李敖跟他父亲意见不合，最后把他父亲气死了。’姚从吾说：‘这我还是第一次听说。我知道李敖的父亲是我们北大毕业的。北大毕业的学生，思想上比较容忍、开通。李敖的父亲若能被李敖气死，他也不算是北大毕业的了！李敖对他父亲的态度如何，我不清楚，但我知道李敖对母亲很好，一个对母亲很好的人，大概不致对父亲不孝吧！’爸爸死后十一年，我印出他的遗著《中国文学史》，书前写了一篇序，谈到所谓‘不孝’之事，我说：‘据我所知，李济先生现在“没有儿子”，因为他的儿子已“潜返大陆”了。所以李济先生是属于“教子无方”的类型。李济先生当然不愿归咎于这是他自己的“教子无方”，他当然说这纯粹是他儿子的“不孝”，他当然在饱受刺激之余，油然而生一种“不孝过敏症”，——对“不孝”的谣言神经过敏，并盼望别人的儿子也“不孝”。李济先生这种毛病，我们也不必怪他，因为这本是一个失败的老年人的心理变态。所以当我们看到他所主持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不走向“学术研究”而走向“标榜孝道”的时候，我们除了该佩服外，没话可说。’不料这篇序提到‘潜返大陆’之事，引起‘调查局国特’们的过敏和不满，强令文星书店撕去这篇序才能卖书。所以，我二十岁这次丧礼改革，不但祸延显考，并且祸延言论出版自由，还祸延我进不了‘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真是后劲十足。”在1962年12月17日写的《十三年和十三月》里，李敖说：“我父亲死后，按照传统，要烧纸、诵经、拿哭丧棒弯下腰来装孝子，可是我不肯这样为‘吊者大悦’去做‘伪君子’，我的丧礼改革在二千人的送葬场面前挨了臭骂，可是我不在乎——我是‘真小人’！”
其实，改革旧的礼节，在李敖这不是第一次。从初中二年级开始过旧历年时，李敖就移风易俗。爸爸是最通达的人，他最能体会儿子的卓见。他说：
“好小子，你不过就不过吧！你不过，我们过！”于是爸爸、妈妈、姐姐、妹妹和弟弟，兴高采烈地大过其年。他们吃大鱼大肉，李敖偏要吃炒饭；他们熬年夜，李敖偏要早睡觉；他们送来糖果压岁钱，李敖一概退回。他第一次不过旧历年的时候，父亲面临着理智和感情的矛盾：理智上，他知道儿子做得对；感情上，他怪儿子太重是非，太不肯迁就。到了第二个旧历年来的时候，父亲习惯了，也就不再矛盾。从此一连五个年头，直到父亲去世之前，李敖从来没有过过旧历年。现在有些不同了。父亲去世后，母亲显得特别孤独、寂寞。所以当新的一个旧历年来到了的时候，当妈妈习惯性地为李敖安排大鱼大内以外的炒饭的时候，李敖没说一句话，放弃了炒饭，加入了“过年派”的阵营。李敖终于“投降”了。
五、姚从吾老师介绍认识胡适
在迎新会上，李赦大放厥词，在座师友无不惊叹。师长中有一位头中间秃顶，两鬓白发，身材矮胖，长得结结实实的老教授，他就是姚从吾老师。
李敖早已听说过姚老师的名字。在中学时代，牵敖跟庄严一家有很密切的关系。庄严的太儿子庄申给李敖写过许多信，开列有台大历史系、考古系教授和所授课目的清单，其中就有“姚从吾：辽金元史”一项。
姚从吾，原名士鳌，字占卿，一字存吾，常以“从吾所好”自勉，乃改名从吾，因其名常被当成土鳖也。他是河南省襄城县人，生在1894年10月7日，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那一年。先人私塾，后进小学堂，又升人许州中学堂（即河南省立二中），1914年毕业。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文科，师从张相文、陈汉章、朱希祖诸人，1920年（五四运动后一年）毕业。他在头一年应第一届高等文官考试被录取，分配在教育部社会教育司见习，于是就留部工作。姚老师经过不断的深造，1958年，选为台湾的中央研究院院士。
姚从吾教的是辽金元史。李敖选修姚的课，是1956年的事。那时李敖升入二年级。姚从吾共教两个学期，六个学分。姚拙于口才，讲话时先是张开奇厚的嘴唇，下颚乱动，满口乱牙翻滚，然后发音。他的声音底气十足，地道的河南男低音，配上他那厚实朴拙的造型，俨然一副中原老农相。
姚先生上课的情形，张伯敏在《往事忆趣》（1968年5月4日《中央日报》）中说：“教我们辽金元史及史学方法论的是姚从吾教授，他最亲切和蔼，年纪一大把，总是谦称‘兄弟’如何如何，搞得我们这一批小伙子发毛，不知如何是好。他挺着一个大肚皮，讲课时最喜用手去揉搓，揉着揉着，那话就从肚皮里‘揉’出来了。”李敖说：“张伯敏说姚从吾老师年纪一大把却满口自称‘兄弟’，的确是此老的习惯。记得第一堂课下来，班上女生众口纷纷，笑他怎么跟我们称兄道弟呀？他那么老，被他称‘兄弟’，多倒霉呀！”
姚从吾属于那种靠勤奋苦读而获得成就的学问家。李敖在《千秋评论》第四十三期《五十·五十·易》里说：“读书当然很重要，但读书的方法更重要，这方法就是不要死读书。许多人书念多了，就从呆子变成了书呆子，像我从前有位老师叫姚从吾，是辽金元史专家，非常用功，最后死在书桌上。”李敖又说：“姚老师勤能补拙，在《发凡》上面，也自有他自己的成绩。吴相湘老师写《姚从吾译注蒙古秘史》（《民国百人传》第一册），说他‘先后完成论文约五十余篇，均有关契丹、女真、蒙古史实之研究。其所论述，博洽精审。比较柯绍忞、屠奇、陈垣等诸氏著作有过之而无不及。尤以对元代汉文化史之发掘，将元好问、李冶、张德辉、许衡诸人之苦心孤诣维护华夏文化史实表露特详，使今人了解中国文化学术在蒙元时代断而复续的关键所在。’用字虽不无溢美。但也有事实在。总之，姚从吾老师一生的学术成就，我总觉得与他的景遇和努力不太相称，这是很可叹的！”
李敖经常跟姚从吾先生通信或面谈。1957年7月23日，两人小谈。姚先生劝李敖不要多发表文字，李敖以为此话正确，乃作诗一首：“鱼倦低游每返渊，鸟倦高飞总知还，摒情专心穷文史，隐姓埋名二十年！”李敖说：“看到他苍苍的白发，我感到青春的可贵与珍惜青春的迫切，同时我也得到了一种对时间的透视，使我深信每天都有‘一夫不耕，或受其饥；一女不织，或受其寒’的重要性，‘急求早成’的心理对我说来是益发炽烈了，发展到今天，它已变成无时不在我意识中的一件大负担，它是鞭策我不停的努力、不停的紧张的最好的力量。”
李敖跟胡适的关系是李敖研究上的一个大题目。但是，经过姚老师的介绍，李敖才与胡适拉上了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