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藏书以外，台中一中图书馆是李敖遍读群书的大仓库。但以李敖的好学，这还是不够的。所以他又向省立台中图书馆发展。在省立台中图书馆。他看到一部曹亚伯的《武昌革命真史》，大为惊讶。曹亚伯是辛亥革命先驱，资助过孙中山，有大功于民国成立。不料革命成功后，他不但被抓了起来，并且国民党政府还查禁了他的《武昌革命真史》，查禁方法是把该书切去一角，不准上市。但这里却有一部，还是没切角的，这怎能使他不高兴、不惊讶呢？感于曹亚伯的不平遭遇，李敖后来写了一篇《（武昌革命真史）书后》，谴责国民党对革命老人的忘恩负义。没想到写这文章后四十年，曹亚伯的小儿子曹昭苏来找，要李敖替他自己的遭遇申冤。——曹昭苏被国民党政府抓起来，关了十多年，李敖自然会为曹昭苏申冤的。李敖一生为曹家父子两代人申冤，这不就成了一种奇妙的两代缘吗？
在省立台中图书馆看书，大大激发了李敖从事学术研究的兴趣。在1952年8月9日到27日十八天中，他每天都来，坐在长板凳上，埋头在书籍的海洋里。他根据这个图书馆里的藏书，写成《四部备要暨四部丛刊书目对照表例》及《李敖札记》四卷。那个大表，收在四卷札记中的第三卷里。翻阅这些早年的成绩可以看到，李敖对中国文化的研究，远在五十年前——他十七岁的时候就已达到相当水准。李敖当年的功力和用功，跟他后来取得的成就显然是有因果关系的。
九、师徒如父子
李敖对老师非常的尊敬，他留下了尊师爱友的佳话。
其中一位与李敖有后缘的教师，叫姚渔湘。姚是北师大毕业，教美术，是现代史专家。他独居一室，默默写作，却不出成绩。在一中时，李敖跟一位先生结下忘年交，那位先生叫庄严。他是父亲的北大同学，长期担任故宫博物院长，直至逝世。其夫人申佩芬是爸爸的学生，且是妈妈在吉林女子师范学校的高班同学。他们的四个菝子，也都是李敖的熟人。
李敖上初三时，教国文的是二十七岁的杨锦铨——名字很像杨锦钟，是男的，福建林森人，又兼导师。李敖说：“他是一位最能启迪学生的国文教员，国立海疆学校毕业，学历虽不怎么样。但书教得真好。他那时还兼事务主任，为我们供应蜡纸、白报纸、油墨等等，鼓励我们办《初三上甲组报》，于是班长陈正澄任发行人，我做总编，赵天仪刻钢板，就办起来了。一次还因为批评到了高班生，被他们兴师问罪。可见我李敖办刊物贾祸，固其来有自也！”
在给他教课的老师中，最令李敖难忘的是严侨老师。
1985年11月17日，李敖怀着充沛的激情，写了一篇文章，回忆他中学时代最爱戴、并在后来的日子里有过瓜葛和痛苦经历的数学和生物老师——严侨。
严侨，身材瘦高。头生密发，两眼又大又有神。他的英文和日文都极好。引起李敖更大兴趣的是他有一位显赫的祖父。这位祖父不是别人，乃是致力于西方新思想输入、使中国人思想现代化的第一功臣——严复。陈宝琛所作《严君几道墓志铭》，说严复有五子四女一孙，孙名以侨。但在学校登录册上，他不叫严以侨，而叫严侨。
严侨生于1920年2月20日（旧历庚申年正月初一），1950年8月来到一中。他一来，就使人们很快感到兴趣。他有一股魔力似的迷人气质。有一次高班生踢足球，把球踢到场外，他正巧经过，直奔此球，奋力一脚，将球踢了回来。大家为之叫好，他也乘机加入，大踢特踢起来了。他还跟祖父唱反调。在一次专题演讲中，他竟然大谈“演化论”而不是他祖父宣传的“天演论”，他说“天演”的“天”字不妥，应译为“演化”。李敖当时是别班的学生，但他听了这次讲座。严侨那种不跟祖宗走的气魄，给李敖留下抹不掉的印象。——说到这里，我想发几句议论。有些人看书听报告，“只会看热闹，不会看门道”，虽有精彩的讲演，也往往在不意间放过去了。李散不是这样的人。他一听严侨的这次演说，就抓住了精神，抓住了实质，即不跟祖父走的思想和气度。一个人不跟祖父走，不跟前人走，思想才会解放，认知才会前进。国家也是这样，如果只是抱住前人的东西不放，那就只能在原地踏步。中国在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长期停滞不前，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就在于人们熟记孔老先生“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的垂训，而因循守旧。它对人们思想的束缚，起的作用太大了。李敖思想上的大胆革新，行为上的狂放不羁，就在于较少束缚。他完整地、完美地实现了自己。
1951年暑期，十六岁的李敖进了高一，编在高一上甲。为高一上甲讲数学的正是严侨。李敖在班上喜放厥辞，好争好辩，颇为张狂。当时班上同学很吃不消，有人甚至写匿名信痛骂，施启扬常来辩论，却总辩不过。严侨上课，才华横溢，大而化之，许多机械的题目，他自己干脆不做，反倒自己坐到学生座位上叫学生“站板”去做。有一天居然说：“我要把你们思想搅动起来！”
另一次是为了证明自己说得对，近乎打赌地说：“我若说错了，我就把我的名字倒写！”说着就用极熟练的笔划，把“严侨”两个字倒写在黑板上。他还跟学生打笔仗。一次，李敖在数学簿上写了几句话，说数学“超越了空间与时间的领域”，严侨在旁边用朱笔批道：“我想它超越不了空时”。严侨就是这样一个人。对严侨，李敖越来越喜欢了，他花了几天时间给严侨写了一封长信，细述自己的成长，倾诉对现实的不满、对国民党的讨厌等等。严侨看了，有所劝慰。两人的交情，也就非同一般师生了。
李敖上高二后，数学课改由黄钟教。但跟严侨的关系与日俱深。一天两人分别到医院探望患病的黄钟，已是晚上，要回家了。在路上，严侨低声而神秘地说：“你不要回头看，我感觉到好像有人跟踪我，是蓝色的。”国民党特务源出于蓝衣社，严侨说蓝色，当然是指“国特”了。隔天黄钟死了，两人再一次从医院出来，严侨告诉李敖，他是“那边来的”，原来他是共产党！
严侨是从福建偷渡来台湾的，同行的还有他的妻子。他的母亲林慕兰，已在台湾。严侨有两个妹妹，大妹严倬云，嫁给辜振甫；小妹严停云（就是女作家华严），嫁给叶明勋。还有两个弟弟，即严仲熊和严僖。他们也都在台湾。父亲是共产党福州市的市长，到台湾以后，国特就找他详细问过。他支吾过去了。严侨投身在中国现代的狂飙运动里，在跟李敖的交往中，他又受到一些自由主义的影响。尽管他有所失落，但并不因此而脱离；相反，他要归队，要归队重建那父母之邦。严侨爱喝酒，黄钟死去以后，他喝酒越来越多。一天晚上，严侨又喝醉了酒，突然哭了起来。
严侨让李敖为祖国统一和富强作出贡献。李敖也相信了他的话，并答应跟他走。可是，这个梦想还没有实现，一天半夜来了五个大汉把严侨带走了。那时李敖才十八岁，严侨三十三岁。
严侨被捕时，李敖正休学在家。听到严侨老师被捕的消息，李敖十分感伤。他首先想到如何照顾严师母和三个小孩。大孩子才三岁，老三还在怀里吃奶。他跟严师母商议多次，都没有办法。李敖自己没有收入，家里也不富裕。他只好饿早饭不吃，存了一些钱。送给严师母。在一阵日子拖过后，严侨毫无音信，严师母提出到台北去投亲，李敖支持她去，以为像辜振甫这样的近亲，总会给以援手的。严师母北上后，李敖忙于准备大专联考，没有再能做什么。严侨和严侨一家，就这样在台中育才路消失了。李敖有时晚上散步，经过严家的旧宅，遥望院里的一片浓荫和屋里的一片死寂，内心就悲凉不已。
几年以后，一天在台大碰到胡家伦，胡家伦问：“你记得严侨吗？他死了，死在火烧岛。”火烧岛即“绿岛”，那是当时人们的叫法。——事实上严侨并没有死，以后还牵连到李敖，演出了一场新的悲剧。这暂且搁过，以后再说。
十、钱穆的头脑太迂腐
钱穆，历史学家，思想史家、文化史家。1895年生，江苏无锡人，字宾四。出身书香门第。只上过中学，以后任小学教师十年，苦读十年，步入学术研究，20年代初发表著作多部。1930年受聘燕京大学国文讲师，旋任北京大学、西南联大等校教职。1940年随顾颉刚受山东齐鲁大学之聘，先后主编《齐鲁学报》，主持国学研究所并兼授课程，后在多所大学任教。1949年到香港定居，创办了新亚书院和新亚研究所，并在香港中文大学讲学。1964年迁往台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至终，1990年逝世。他是一位大学者，被称为国学大师。国共决战后在大陆批判最烈、逃到海外的学者，除了胡适，大约就数钱穆了。
李敖在小学时就知道钱穆。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文史丛刊》，收有《孟子研究》，是李敖最早见到的钱穆的著作。1949年李敖带到台湾的五百多本藏书中，有李玄伯的《中国古代社会新研》和谢国桢的《请初流入开发东北史》，却没有钱穆的书。李敖对钱穆著作有较深的了解，是到台中一中以后的事。那时他把大部分时间泡在学校图书馆里，见书就读。他甚至可以闭起眼睛，单用鼻子就可以鉴定一本书是上海哪个大书店印的。当时国民党对思想控制很严，进步和左派的旧书都查禁了，新书一本也看不到，他所能见到的书都是“国学”研究之类。钱穆的著作，自然成了他接触较多的一个部分。
从思想倾向上说，在左右问题上、中西文化上、新旧思想上，李敖都有一个因学求变的过程，从初中到高中，逐渐定型。那时的学者，有两种类型，一种是“胡适型”；另一种是“钱穆型”，李敖对他们两位都分别加以注意。胡适远在美国，钱穆却近在眼前，他一度“逼近”了正读中学的李敖，后来被李敖“摆脱”。
李敖有位同学，名叫徐武军。徐武军的父亲徐复观是“新儒家”的代表人物之一。徐家住在台中市一幢单门独院平房里，很考究。1952年钱穆应淡江英专（淡江大学前身）校长居浩然邀请，在“惊声堂”讲演，不料天花板突然下落，钱穆受伤。那时徐复观想在学术上插一脚拉拢钱穆，就把钱穆接到台中徐府养伤。后来改住存德巷一号。徐武军是李敖的好朋友，他说：“你李敖程度这么好，何不见见钱穆先生？”于是约定见面日期。这年6月15日，徐武军带李敖走进存德巷一号，见到了钱穆。
李敖说：“钱穆身穿府绸小褂，个子很小，满口无锡土音，乍看起来，长相与声名不大相符，简直使我有点怀疑眼前这位是不是就真是钱穆。他为人极为亲切，对我们两个高二学生全无架子，聊起天来。我向他请教治国学方法，他说并没有具体方法，要多读书，多求解，当以古书原文为主，免受他人成见的约束。书要看第一流的，一遍又一遍地读。与其十本书读一遍，不如一本书读十遍。不要怕读大部头的书，养成读大部头的书的习惯，则普通书就不怕了。读书时要庄重，能静心凝神，任何喧闹的场合都可读书，否则走马看花等于白读。选书最好选已经有两三百年以上历史的书，这种书经两三百年犹未被淘汰，必有价值。新书则不然。新书有否价值，犹待考验也。”
这次看钱穆的时候，李敖带去他的《李敖札记》第二卷。钱穆接过去，翻了一下，看到第一篇写的是《梁任公上南皮张尚书书》，很是惊讶，问梁启超这封信的出处，李敖如实以告。这件事，李敖有两点感想。“第一，他不耻下问，真有‘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风度，令我敬佩；第二，他竟不知道这封信的出处，他的学问的广度令我起疑。”翻看完了以后，钱穆对李敖大为赞赏，着力夸奖一番。又要李敖以后常去看他。
后来钱穆回到香港。1953年4月14日，李敖写了一封信，表示感谢。在信中提出两个问题请教。半个月后，收到钱穆的回信，对李敖“努力学问，与日俱进”，大加鼓励。又劝李敖：“能熟诵‘庄’书，办一佳事，然‘论’‘孟’尤为重要，须时时玩索，心体力行。盼先就《朱子集注》细细研读，勿以能读过为了事”。
对钱穆的这种“衷心的关怀”，李敖说：“按说以钱穆对我的赏识，以我对他的感念，一般的读书人，很容易就会朝‘变成钱穆的徒弟’路线发展，可是，我的发展却一反其道。在我思想定型的历程里，我的境界很快就跑到前面去了。对钱穆，我终于论定他是一位反动的学者，他不再引起我的兴趣，我佩服他在古典方面的朴学成就，但对他在朴学以外的扩张解释，我大都认为水平可疑。钱穆的头脑太迂腐，迂腐得自成一家，这种现象，并无师承，因为钱穆的老师吕思勉却前进得多，老师前进，学生落伍，这真是怪事！”
李敖选择了一条前进的道路。他抛弃了迂腐的钱穆，不仅抛弃，而且在两人通信后第九年。在引起1962年台湾中西文化大论战的那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的文章里，对钱穆进行了激烈的攻击。1986年6月17日，李敖回忆他跟钱穆的一段因缘，作《“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最后说：
宋朝的诗人陆放翁，有一首耐人寻味的小诗
人生如春虫，
作茧自缠里。
一朝眉羽成，
钻破亦在我。
这首小诗表达了一种境界，一种成熟以后钻破自己的境界。人生之初，不怕“作茧自缠里”，甚至“作茧自缠里”也是成长的必经阶段，但是成熟以后，就必须“钻破”。不能“钻破”的，就是“作茧自缚”。“作茧自缚”不是自拔，而是自毁，它的下场，不辩可知。回想我与钱穆的一段因缘，我的确完成了“一朝眉羽成，钻破亦在我”的阶段，可惜的是，钱穆本人。却越卷越“自缠”得越紧了。如夸他过九十三岁生日，五代弟子，冠盖云集，人人称庆，我却别有志哀——我为钱穆惜，他有做成真正“一代儒宗”的机会，可是他却做成个假的。历史上，真正“一代儒宗”是不会倒在统治者的怀里的！
李敖这段话的最后一句是指，钱穆曾作《总统蒋公八秩华诞祝寿文》，歌颂蒋介石是“诚吾国历史人物中最具贞德之一人。李敖评之为：“肉麻兮兮已是全然无耻，知识分子反动到这步田地，真太令人失望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