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是一个怪人。或者说他是一个有思想的人。他不循规蹈矩，不因袭旧例。凡事都由自己的创造。他写《胡适评传》也有自己的创造。在正文里他不摘考证，但是附了篇幅大大超过正文的注释。台东胡传州官纪念碑的碑文和四个儿子修改定稿的《胡铁花先生家传》，在一般传记著作中，是正文里不可缺少的。在李敖这本书里，全都移到注释里去了。正文的写作，则大量使用了文学手法，虽然没有夸张，却很有一股吸引读者的魅力。像第一章开头：
蔡元培当进士前的七十天，孙逸仙西医书院毕业前一百二十八天，一个浓眉大眼却愁眉苦脸的壮汉，带着十七条火腿、九十个皮蛋、四十支毛笔、两坛绍兴酒，在上海码头登了船。
船的目的地是台湾——七十年前的台湾，这个五十二岁的壮汉当时从心眼里讨厌这次旅行。他本是江苏的税务督察。是江苏抚宪刚毅的红人，这次调差到台湾，完全是台湾巡抚邵友濂搞的鬼。刚毅想留住他。可是皇帝不准。所以，他硬着头皮，只好上了船。
在船上，他一肚子怨气，和中国许多旧式文人一样，一有怨气，就写诗：
因缘不必问三生，
聚散如萍却有情。
入世岂愁多险阻，
知人翻恐负公卿。
天风假我一帆便，
海水谁澄万里清？
试看乡村颁社肉，
几人作宰似陈平。
让想到陈平作宰，为了觉得他的遭遇不公平，别人不派到“险阻”的地方去，为什么单派他去？何况，他在上海还有老婆孩子，有他刚生下来六十四天的小儿子。
“天风”并没“假”他“一帆便”，船在海上摇了又摇，人在船上吐了又吐。总算熬过了三天，到了基隆。当时他还不大会写这个地方的名字，在日记里，他竟写成“基笼”。
这里的“他”，作者在本章快要结束的时候才做了交代：“他的名字叫胡传，字铁花，号钝夫，原名守珊，所以又字守三。鸦片战争时生（1841年），甲午战争后死（1895年）。”他就是胡适的父亲。再如第三章写胡适的出生：“小儿子生在光绪十七年十一月十七日（1891年12月17日），在上海大东门外。他生的那天，郭崇焘才死了一百五十七天，罗威尔（J R，Lewell）才死了一百二十七天。孙科才生了一百一十七天。这一年，光绪皇帝死了老子，李鸿章死了老婆，袁世凯死了妈妈。”以下，作者列了一张表，让读者知道“这一年，世界上有许许多多的人物还在世，或才出世不久”。表中共列外国172人，中国246人，从跟胡适同岁到比胡适大八十七岁。那一长串名单，就是一份活的世界近百年史和中国近百年史，作者就这样把胡适置身在一个广大的人文环境中。
李敖说：“很可能的，许多人看了这部评传会感到惊讶骇异，从正文来看，它可能是文学的；从脚注来看，它可能是历史的；从夹缝来看，它可能是无孔不入惊世骇俗的。”确是如此。
十二、跟“副总统”陈诚对话
1964年5月14日，居浩然写来一信。介绍吴锡泽来访。吴曾任台湾省“新闻处”处长。原来国民党“副总统”陈诚想见李敖，吴是来做安排的。见面时间定在5月21日晚上。寒暄以后，陈说，他读了《胡适评传》，非常佩服。接着谈到胡适家世。他说他是在民国二十四年，在北平蒋梦麟请客的席上，认识胡适的。胡适曾详细询问他江西“剿匪”的事。从此结为好友。他说他极佩服胡适，胡适绝不在背后说人的坏话，对他知无不言。他收藏有不少资料，可是有一船资料出事沉了。胡适每次见他都劝他写回忆录。他说“适之先生思想和三民主义相去不远”。由胡适谈到蒋梦麟，又谈到自己从军的过程。“他说他去过我的家乡吉林，知道我只有二十八岁，他问我生年，我说我就是你同蒋梦麟、胡适吃饭那年生的。他大笑，说：‘那时你还没生呢！’他问到我结婚没有，我说没有，他说：
‘三十而立才好。’又说，‘今天台湾三十岁以下的男士，只有你李先生和蒋孝文是名人。’我说：‘今天台湾的年轻人很难出人头地，老一辈的高高在上，内阁年龄平均六十二岁。八十开外的于院长、莫院长实在都该表现表现风气，该下台了。’陈诚说：‘你说的全对，我也该下台了。这个问题不解决，一定是悲剧。’不过他最后说：‘你李先生还不到三十岁，你前程远大。’”这次共谈两小时又二十分钟，直到李敖上车，陈诚还在招手。这次谈话后九个月，陈诚逝世。
陈诚约李敖聊天后四个多月，当时蒋经国系大员李焕请吃饭，时间定在同年10月3日中午，地点在台北新台北饭店。先由“调查局”的杨雪峰来接，吃饭时，杨也一直在场作陪。据李敖侧面了解，这次请客，原因当跟蒋经国要见李敖有关。那时李焕是在朝的炙手可热的人物，李敖是在野的令人侧目的人物，蒋经国拉拢人才，自在意中。不过蒋经国和李焕的大脑中，是不能理解知识分子中有傲骨存在的，李敖的对国民党不合作主义，使聪明的李焕立刻觉察出来了，所以他不再安排李敖跟蒋见面。李焕见李敖的另一原因，是想了解李敖跟台独的关系。《台湾自救运动宣言》发表后，有人以其文字好，怀疑李敖插手。可巧十三天前，发生了彭明敏案。所以吃饭时，李焕旁敲侧击地说：“听说这份宣言文章写得极好，是经过你李先生指点或润饰过的？”李敖笑了起来，说：“若是我写的或经我润饰过的，一定更好！”李焕听了哈哈大笑，就不再问下去了。那次饭局，大约谈了两个多小时。
李敖不跟国民党合作的态度是坚定的，这次两位大人物来拉拢都碰了壁。李敖又胜利了。
十三、跟徐复观打官司
在这期间，李敖跟徐复观打了一回官司。
1964年7月10日，大李敖三十二岁的徐复观先后撰文说：“以胡适为衣食父母的少数两三人”，“豢养一两条小疯狗，专授以‘只咬无权无势的人’的心法，凡是无权无势的读书人，无不受到这条小疯狗的栽诬辱骂。”“最近一年来，台湾大学里有一二人利用一个特殊学生，把上自校长，下至助教，骂得一塌糊涂。”“李×骂沈刚伯拒绝朱光潜到台大来任教，这对沈也有影响。”这些话中用了“小疯狗”等字眼。写文章批评士林败类、台大黑暗的，并无别人，只有李敖，何况徐复观文中用了“李×”的字样。于是李敖寻求法律解决。可是，当李敖告到法院的时候，台中地院和高分院却都说，究竟指谁，“尚属不无置疑”，开脱徐复观，判徐无罪。在诉讼过程中，徐复观硬说自己没有写文章，不敢承担责任。当时有许多学生前来旁听，徐也推得一干二净。单告徐复观不成后，李敖又找到机会，委托李声庭律师，把徐复观、洪炎秋二人一起告进法院。但是1965年11月2日，被台中地方法院法官裁定驳回。李敖提起抗告，指责那法官“根本没把法律学通”，因为他把“行为不成立犯罪”认为与“行为不罚”相当。李敖对那法官的指责，登在《文星》第九十八期，也就是《文星》被封杀前的最后一期。官方不但封杀杂志，也同时对作者下手。国民党“司法行政部”部长借口李“语涉侮辱”法官，下令检察官对李提起公诉。后法官判李有罪。
在跟徐复观的讼案中，有一趣事，后来李敖写信报告给在澳洲的居浩然：“上次我在台中跟徐复观对簿公堂，他对法官大力描写我们同性恋的可能性，他怕法官是白痴，特别加说：
‘同性恋的意思就是一个人在上面，一个人在下面……’结果法官不耐烦，大声呵斥。我在旁边，实在忍不住笑。后来出庭后，徐复观请我喝咖啡，我们谈到这件事，两人又大笑不止。可惜当时你不在场，你若在场，我们两人合力把他按倒在地……该多好玩！惟一的问题是不知徐复观喜欢不喜欢洗澡，他如学王荆公（从不洗澡），那我们就划不来了！”
在喝咖啡时，徐复观心血来潮，说了一段真心话：“你李先生真是怪人，你念古书，念得比我们还多还好，你却主张‘全盘西化！’如果你来宣传中国文化，你宣传的成绩，一定比我们都好！”徐复观还说到他跟妻子的关系。陆啸钊坐在旁边听，一直笑着。这就是徐复观的处人技巧。他一边跟你打官司，一边又跟你拉近乎，两面做人。在我们看来，这也许称得上“炒作”，但那司法部门，还是认真当一回事办的。
十四、一个放火者、煽动者
用杂志强打，使书店上垒，以书店配合杂志运作，形成思想大围标，本是李敖学生时代的计划。这个计划，用在《文星》杂志和文星书店上，取得了空前绝后的效果。以1965年5月27日到6月8日在香港举行的书展为例，《文星》已成为通吃的局面，使国民党的宣传与出版黯然失色。这次台湾参加展出的单位共有二十二个，参展种数为一千七百八十二种，册数为两万七千四百册。在总册数中，《文星》一家独占了两万四千五百三十五册，占百分之八十九点五四，也就是说，占了将近十分之九的份额，剩下的十分之一，才是另二十一家公营私营党营单位的展出品。
李敖在《文星》时代所做的，一如《纽约时报》所说，是一个“火首”（firebrand），一个放火者、煽动者。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最后烧得老K哇哇叫，李敖自己也被赶在八卦炉里，变成火眼金睛。王崇五说：“在这个岛上，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好？谁又能比你做得更多？”知人论世，这是对李敖在《文星》时代最好的总评了。
《文星！问题！人物！》一文中说：
李教君在自由中国文化论坛上所掀起的这股狂潮，实在是政府迁台以后的空前盛事，其意识形态与西方自热门爵士音乐兴起后风行的摇滚、扭腰、冲浪，以至由“披头”歌而疯狂一时的阿哥哥舞完全相似。美国的“披头”，自诩“比耶稣更受欢迎”，台湾的李敖，则口口声声，自己是“得人心的英雄”。而且，我们这位文化界的“披头”明星李敖君，在台湾的“卖座”情形，大概只有使台北一度成为狂人城的梁兄哥凌波小姐可以与之媲美，被人求签名，素像片的“阵势”，亦完全相同。文坛上，勉强可以比拟的，似乎也只有新近暴享大名的“窗外”女作家琼瑶女士。
李敖说：“这种肯定，从皮相看的地方多，实在不足以为李敖光宠，我还是引一段从骨子里追杀我的，以证明在我敌人眼中，我的大成绩何在。这段追杀登在一九六六年二月二十一号的《征信新闻报》上，出自国民党文胆徐复观之手。他的指控是长篇大论的，我只引第二项中说我‘发展之程度，早威胁到整个社会与民族之安全’那一段”：
兹将其年来诽谤行为，根据初步不完全之统计，作成附表二。计其对个人指名之诽谤，自孔子以至胡适、钱穆，凡五十七人。其对团体之诽谤，自台湾大学文学院、中央研究院、孔孟学会、立法院、内政部、各大学中文系，全国研究中国文化者，全体较李敖年长之学人，全政府官吏，全国民党员，以至整个中华民族。谓孔子之像为“恐怖”，将孔子思想与西门庆、魏忠贤，等列齐观。对研究孔子思想之人，除加以毒词秽语外，并谓“早应打耳括子”。对祭孔子之礼童，诋之为“小鬼”。对主祭之台北市长，指为被杀作祭品之“牺牲”。称胡适为“大懵懂”，“把文史学风带到这种迂腐不堪的境地”，“脱不开乾嘉余孽的把戏”。指钱穆为“大脑在休息。小脑正在反射”；“近乎卜巫之间的人儿”。指台湾大学为“分赃”、“腐化”、“遮羞完毕”、“拼命捞钱”、“与家里‘殴八嗓’先奸后娶者有之；奸而不娶者有之”。骂年老一辈之学人部是“吃闲饭黑心饭”“使他们的子孙因他们感到羞耻”；“我们不得不狠狠地打它几个耳括子”。骂内政部是“愚昧”、“落伍”。骂立法委员是“妄人”、“可耻”。指全政府官员度全国民党员是“这种人的耳括子早就该被打”；“没人格的知识分子”。骂各大学中文系是“脓疮”，是“义和团”、“准义和团”；“非狠狠开刀一次不可”。骂中国之法律是“荒唐的法律，任何文明国家所没有的法律”。骂中国文化是“那一点比那用叉子吃人肉的老哥高明”。骂我们民族是连“最野蛮的民族”都不如之民族。并向友邦挑拨“把洋鬼子绑起来，这是中华民族美梦之一。”在附表二的所列资料，尚极不完全；而此赴任随意从附表二中摘举一二，由此可知李敖不仅对一切用尽毒词秽语；且欲见之于“开刀”“打耳括子”之行动，不仅诬尽中国一切文化；且欲挑拨我国与世界友邦之感情，使我国受到世界各国之轻视与敌视。共党未到，而李敖所发动之斗争清算之阴影，已笼罩于全台湾。国步方艰，而由李敖所出卖之民族立场，及向友邦之挑拨行为，已否定年来全朝野所作之国际合作之努力。
李敖说：“看了徐复观陈列的我的‘罪状’，我真该‘感谢’他，‘感谢’他真是我的知己。我这些短于自知的大成绩和自己不好意思说的大成绩，竟这样简单扼要的肯定于亲爱的徐之口，足证我这短短四年的努力，是石破天惊的了！”
十五、朋友遍天下
在《文星》时代，李敖结识了不少人。其中最有趣的，首推居浩然。居浩然是辛亥革命元老居正之子。居正到台湾以后。办了私立淡江英语专科学校，自任董事长，其女婿张惊声（居瀛玖之夫）任校长。1951年，两人先后死去，居瀛玖和居浩然姐弟二人联手，把学校撑了下来。李敖第一次报考大学时，曾报考这所学校。李敖在台大读书时，马宏样说：“居浩然的《十论》大可一看。我原以为这个淡江英专校长不过是个普通党国元老的纨绔子弟，其实不然。此公为文，极有创见，文笔亦清新可喜。”李敖把《十论》找来读了一遍，深觉马宏祥的判断不错，从此对居浩然另眼相看。在中西文化大论战初期，两人还不曾见过面，是在论战中相识的。居浩然去澳洲前，说他做东惜别，出人意料的地点竟在北投一家旅馆中。在座有吴申叔、何作歆、李子弋、萧孟能、周群、张继高（吴心柳）等。饭后忽然窜进两个女人，进门即脱，其中之一戴起假阳具，对另一女做势，随后两女易位，做势者人亦做势之，忽前忽后，令人眼花缭乱。这一场突如其来的表演令人倒胃之至，自是居大少爷临别恶作剧也。居浩然死后，李敖写过几篇文章，揭发国民党大员张建邦逼妈妈居瀛玖（居浩然姐姐）上吊、逼舅舅居浩然离职等内幕。居太太在澳洲看到，专门写信表示感激。在《十论》绝版多年以后，李敖把这本书出了新版，为两人的交情画上了句号。
《文星》时代朋友中，张继高最健谈。文化论战时，张从香港写信来，指出胡秋原文章不行，“一泄千里，尽见浑水”。张回台后两人做了邻居，张深更半夜从《中国时报》下班后来李敖家神聊。后来《文星》垮了，张趋向国民党上层，从此不复往来。
在《文星》朋友中，吴申叔是令人哀念的一位。吴申叔的父亲是大名鼎鼎的党国元老吴忠信。吴忠信早年的风光，自在蒋介石之上。但这就种下了祸根。吴申叔拍了一部电影，还是替“党国”说好话的却就是不准发行。申叔几次找蒋经国，都不起作用，几乎破产。李敖初识申叔。是1964年1月14日，后者在台北“喜临门”请吃饭。最后一次见面，是申叔在家中请吃饭。不久以后，吴申叔就闭门谢客，以至于死，前后不过一年多时间。申叔的死，是一个悲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