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敖的本性是嘻嘻哈哈的，乐观的性格使他不太能用板着面孔的方法去做人处世写文章。在认知上，他相当的理智，但这种理智不太能驾驭他情绪上自由自在；在情绪上，他相当的狂热，这种狂热表现方法有两种，一种是强者的豪迈，一种是犬儒式的愤世嫉俗。他以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对现实、对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物做了研究。
一、我还有一杯毒酒
李敖进人文献会以后，就没有听从姚从吾老师的嘱咐，停写“辩难”文章，反而越写越多，劲头越写越大。文章大都在《文星》上发表。
李敖以他的愤世嫉俗的人生态度，对现实、对周围形形色色的人物做了研究。他感到：“在宽广浩瀚的前程中，老不成器和老着脸皮的上一代们。都不是新时代知识分子的‘敌人’，因为他们早该是旧时代枝头的落花飞絮，早该凋谢、早该销声敛迹、早该躺在床上，背一句臭诗——‘看射猛虎终残年！’”他还感到，“迷失一代的青年人必将回归到愤怒的一代，他们之中，浑噩的终将聪明；沉睡的终将苏醒；缺乏营养与气魄的终将茁壮。这些转变的酵素不待外来，他们必须靠自己！”
李敖接着有一大段写他自己：
作为一个现时代知识分子的小角色，我自知我自己只不过是一个热心的小人物，一颗满天星斗的小星。能力与际遇的安排也许只能使我做一个吵吵闹闹打打前锋的小战士，在愤怒的青年人中，我深信会有大批的主将到来。如果我有点自知之明，我会知道我不是一十“勇士”。有多少班。在深更半夜。我笑着对自己说：“我不是‘勇士’！从某些观点来看，也许我是‘懦夫’。如果我不是‘懦夫’，我不该向那些时代渣滓们消耗我的精力！在‘水深波浪阔’的时代里，我是多么渺小！多么无力！又多么短暂！我只能在环境允许的极限下，赤手空拳杵一杵老顽固们的驼背，让他们皱一下白眉、高一高血压。大概这是我最大的能耐了！我还能怎样呢？”
这低调，实在是我的基本态度。这种基本态度的形成对我来说是很当然的事。我在忧患里长大，精神上。我经历过“太保太妹”们不太能经历的苦痛。个人的理智训练与宗教狂热在我所经历的环境底下，已被我浓缩或转换成太多的消极与愤激，多少还夹杂着一点玩世和不恭。另一方面，生活的压迫使我接二连三历经着苦恼的副业——从写蜡板到送报、从进当铺到案牍劳形……这些生活末节在无形中增加我精神上与精力上的负担，虽然起码的坚韧使我不会倒下去。但是我也不太客易站起来，这大概也是我低调的一个来源。大概以我的能力与际遇，我一辈子也不会喊“后来居上”、“超越前进”的高调，这是非常不可救药的！
但我的低调也有好处，这就是可以满足一个小人物的自我清高。一个低调的人经常的表现是消极的不合作主义、杯葛主义、麝一般的自毁主义、不妥协主义、陶渊明主义。在乱世里，这种低调而坚强的态度也未尝不是既苟存生命又勉强做人的一法，有时候在我看来。这甚至是惟一的方法！可叹的是，今日的洁身自爱的知识分子中，连陶渊明那种可以“养廉”的“将芜”之“田园”。都不可得了！
虽然是穷光蛋，可是也要穷得硬朗，老一世代的人们也该想到新一世代的青年人中，也会有“贫贱不移”、“风骨嶙峋”的硬汉，不要光是拿细人之心度人！只要老一世代的人不老眼昏花而死，他们总会看到这一代卓越知识分子的人格与风范。这些并不是他们身教的结果，这是他们的造化。
李敖对自己心灵的解剖还没有完。他又说：“我的消极是：自己不做乡愿，中国少一乡愿；我的‘积极’是：打倒几个‘伪君子’，宣布几个‘伪君子’是乡愿。如此而已。我深信的人生哲学很简单：能少做一分懦夫，就多充一分勇士；能表白一下真我，就少戴一次假面；如果与覆巢同下，希望自己不是一个太狼狈的‘坏蛋’；如果置身釜底。希望自己不做俎肉，而是一条活生生的游魂！”
李敖抱着这样的心情回顾过去。从发表《老年人和棒子》，到1962年底，十三个月过去了。十三个月来，李敖给《文星》写了十五篇文章，给《传记文学》写了一篇，总数虽不过十六万字，风渡倒惹了不少，不虞之誉和不虞之毁一齐朝头上飞来，大有“折杀奴家”之概。1962年12月17日，李敖写下了他来台以来十三年、特别是从《老年人和棒子》发表以来十三个月的心灵总结的重头文章《十三年和十三月》。他在最后说：“两句改译的印度古伽拉德青年诗人的话经常在我的耳边响起，那是——你已经吞了不少苦药，请再勇敢的喝了这杯毒酒吧！像一个卖药游方的孤客，我走到这社会里来，十字街头是那样晦暗，我打开背囊，当众吞下了不少苦药。观众们说：‘恐怕药太苦了！’我说：‘怕什么呢？我吃给你看。我还有一杯毒酒！”
二、跟胡秋原打官司
李敖一生，官司不断，此为之始。
李敖发表《老年人和棒子》、《播种者胡适》、《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几篇文章，对胡秋原有严厉的批评，特别是《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一文，把胡秋原的“超越前进”论归人传统派里去，使胡秋原大为不满。自4月起，胡在《世界评论》上对李敖和居浩然展开攻击，并涉及许登源和洪成完。胡在文章中，对李用了许多非学理性的字眼，如“豪奴”、“狾犬”、“背后有中年有老年”、“有传授有计划”、“有组织攻击”、“有参谋团、顾问”、“危险打手”、“幕后人”、“雇佣诽谤者”、“奉命骂人”、“问了顾同”等等。胡秋原怀疑许多机关和人士利用李敖打击他。胡适死后，他首先怀疑的是姚从吾。4月14日，李敖在日记中写道：“姚先生在课堂上说佩服我矛盾战术，使胡秋原气焰不敢太盛。并说日前在南港跟胡秋原打招呼，胡秋原不理他，盖以姚李一气故也。”即是说，早在论战初期，胡秋原就怀疑到姚从吾头上束了。另一方面，胡又疑心到陶希圣头上。陶希圣告诉李敖：“胡秋原说我打击他，我打击他干什么？大陆撤退时，胡秋原投共未遂，到了香港。当时不能来台，还是我设法使他入境的。——我要打击他，我会这样帮他吗？”
到了8月，在伦敦的居浩然不甘沉默，寄给《文星》一篇投书，《文星》于9月1日刊出，其中提到胡秋原当年参加“闽变”叛国的话。接着，李敖写了《胡秋原的真面目》，在10月1日《文星》第六十期发表。李敖站在现代史研究的立场，对“闽变”叛国也做了一点研究。这下子胡秋原第二次生气了，他来了“三位一体”的控告——告萧孟能、居浩然、李敖诽谤。
李敖的文章，言词激烈，一些人为之担心。李敖文章发表的第二天（那时《文星》常提前出版，标明一日出版，其实人们早几天就看到了），李敖在日记中写道：“陶转告以后行文务必多小心，盖胡秋原等或将以李敖思想违背三民主义来扣帽子也。此一公案颇有连陶也被扯下水之势。他们总以为我写文章背后有人主使。他们过去以为是胡适、再是姚从吾、再是殷海光、再是吴相湘、再是陶希圣，真是好玩！……殊不知我李敖独来独往，胡姚殷吴陶等人安能浼我哉？”10月3日，李敖又有日记如下：
下午高荫祖、陶希圣分别找我谈。陶申三意：
一、胡秋原此人“不择手段”，以后为文须小心，盖已闻彼现在搜罗我文字中句子，以构成违反主义及“总裁训词”之罪名。
二、胡有牵陶入此漩涡之势。
三、陶绝不理胡等欲逐出我于文献舍之阴谋。查材料事文献会借助我，并非我借助文献会。
10月4日。报上登出胡秋原控告李敖的消息。李敖在日记中写道：“陶希圣转告：一、他可介绍二律师（端木恺、周旋冠），此二人皆有正义感，唯先不必与人言。二、尽可放心打官司，文献会绝无问题。”陶希圣对此事特别关心，除了他被胡秋原当做李敖反台的这一个主要原因外。当与他想把李敖拉人国民党有关。前已说过，陶希圣和高荫祖早就想拉李敖加入国民党，他们以为现在正是好时机，就重申前意，明确告诉李敖，人了党才好办事，人了党变成“自己人”，胡秋原是党员，你李敖也是党员，党员对党员，领导上支持李敖。名正言顺，警总方面也好讲上话。对这一好意，李敖还是谢绝了。
依照胡秋原的话：“（李）从头到尾用嬉笑恶毒字句。意图毁损我的人格与名誉。其手段有四：一是利用二十八年前早已解决的福建之事，再任意匿饰捏增；辱骂‘叛国’、‘闽变余孽’与日本‘合作’；二是盲目指我在《读书杂志》时代是‘左派’（共党之称）；三、以此二者为骨干，名为根据我的文章，实则用‘变造他人文书’的犯罪手段，割裂改编，然后曲解，将我参加过的事情，乃至反共的事情，一律指为共党的运动，‘帮助敌人’；四、及我对政府质询他们诽谤国家之怪书，他们诬为‘无耻’和‘兴文字狱’。”
胡秋原状告李敖等三人，引起了舆论的非议。10月9日的《自立晚报》上发出这样的社论：“……涉讼公庭要赖法律来评断是非，我们更不知道这是进步还是退步？法律或许可以裁决一造胜诉一造败诉，可是中西文化的论战，难道能凭法律裁决谁直谁曲，得出一个结论吗？”但是胡秋原既然坚持要法律解决，也就只能这样。李敖没有钱请律师，就自己买了一些法律的书，先进行备战。有志气的人无不这样。该自己出击就出击，事到临头时绝不慌乱，而是以自己之力，不懂就学，从容应付，没有不胜之理。后来居浩然听从太太意见，跟胡秋原私下和解。萧孟能也有私下和解之意。李敖说：“我的态度是：要告由他去告，要和你们去和，我李敖是不怕告，也不要和的。我那时二十七岁，很年轻，也很坚定。我认为，我遭遇的是‘是非’问题，不是‘人情’问题，在‘是非’上，我没有错；在‘人情’上，为了真理，我六亲尚且不认，何况非亲非故的胡秋原和非亲非故的萧孟能呢？我又认为：我出道写文章以来，就准备殉道，我绝对对我写的任何一个字负责任，并愿面对考验与审判、打击与监狱，我是不怕的。和事老们都是萧家的朋友，他们包围了我，力劝我和，说不要道歉，只要声明所说不实表示遗憾即可。我说不行，我所说的都是实的，也无遗可憾，不行，不和就是不和！”就这样，官司打下去了。
到1963年的秋天，法官张顺吉做了判决：李敖、萧孟能，罚钱；胡秋原、也罚钱，因为张顺吉说，告人诽谤的胡秋原也诽谤了他告的人。地院判决后，双方都上诉到高院，从此官司拖了下来。一拖拖了十来年。
这中间还发生了一件事。李敖在写他那篇《胡秋原的真面目》的文章前，曾到台湾大学图书馆查阅资料。如“闽变”期间民国二十二年十二月十一日的《国闻周报》，就是在台大图书馆看到的。当打官司的时候，法官问到李敖材料的来源，李敖根据实情陈述，自无疑义。不料胡秋原忽然提出一项证据，说他去函台大，问台大藏书和李敖借书的情形，据台大回信，说该校根本没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所以李敖是当庭说谎云云。胡秋原这番话使李敖大惑不解，因为他明明看过并且自己仍然保存“图片证据”（图片上有钤记是台大藏书）来证明台大藏有“闽变”年份的《国闻周报》，他的母校怎么会公然作伪证呢？为了使事情更清楚，李敖托律师从胡秋原呈庭的证据中找出台大的回信，果然是一份伪证。为这事数年之后，李敖写信给台大校长钱思亮，提出了尖锐的批评。
李敖的愤世嫉俗。犀利文笔导致了他官司不断。
三、主动退出文献会
文化大论战爆发，《文星》做了主战场，各派人物纷纷在《文星》亮相。这年4月，即在论战进入高潮之际，李敖写信给主编陈立峰（小鲁），有这样的话：“最近听说有人批评你们偏袒‘李敖之流’。我想，这些批评你们的人的心眼儿一定长在胳肢窝里！据‘李敖之流’看来，你们偏袒的对象正好相反。‘李敖之流’深觉‘陈小鲁之流’在偏袒‘他们’。盖陈小鲁、萧孟能似绝舍不得拿六万字的篇幅，让李敖登篇‘一泻千里尽见浑水’的大文。——但却为胡秋原空前绝后地开了例！同时你们似乎也绝不答应李敖写篇破口大骂的十二页长文，直骂到别人的爹妈。—但却让郑学稼毫无忌惮地开了风气之先！唉！小鲁兄！你不公平！”
李敖骂人，导致了官司。最后他不得不退出文献会。
1963年3月19日，李敖自动在历史研究所休学。
这事给了陶希圣一个借口。他5月3日去日本。临行写了一封信给高荫祖，说文献会以用研究生为宜，李敖不告诉他就休学，他决定以“留职发薪”方式，请李敖暂时别来上班。5月4日下午，高荫祖约李敖谈话，出示陶希圣走前给他的信。显然，在胡秋原政治风暴的阴影下，陶不得不做息事“去”人之计。高荫祖再度提出入党建议，并谓胡秋原、任卓宣他们反对你，并不是国民党反对你，国民党欢迎你合作。对高荫祖的建议。李敖予以拒绝，同时谢绝留职“发”薪的好意，谢绝“遣散费”，谢绝帮助另外找事的主意。李敖说：“我是于干脆脆的人，决心求去，不必在这里，彼此都惹得一身腥。”高荫祖说他一定要找吴相湘，请吴出面挽留，照常拿薪水，等官司打过了，再来上班。李敖再一次说：“不必。”
在文献会一年三个月零四天的混饭生涯，竟如此这般地告一结束。可叹可笑。李敖说：
此事给我三大刺激；
一、一切不愉快是由于我太穷，来此会以前，穷得当裤子，吴相湘、姚从吾联名介绍，乃得此谋生之地。设想当时苟有第二条路好走（如中学教员之类）。何至于有“误上贼船”之憾？虽然，十五个月来，自许不染不妖，然究竟不快也。当时若身怀几千元，何至于为每月一千元上“船”？
二、故为今之计，似非摆脱一切，设法有一点点起码的经济基础不可，我希望是五至十万元的存款，两袋不空，自然站得更直，自然更少不愉快。
三、政场中人是什么东西，思之可也！
第二天下午，办理移交。李敖只肯收本月一至三号三天的薪水一百二十元，高荫祖说太矫情，袁英华说本会“送钱”有前例，李敖皆不肯。最后留信而行，将三天薪水的收据附于其中。秘书阮继光、工友向泽洲、林明冈相送。向泽洲请李敖留字，李敖写“此度见花枝。白头誓不归”。
陶希圣从日本回来后，5月22日，送来从日本带回的领带一条，袜子一双，并留名片致意，还送一笔钱。李敖收下领带、袜子，把钱退回了。
四、睁大眼睛看世界
李敖失了业，朋友们都关心这件事，想为李敖另谋职业。
1963年5月26日，诗人余光中告诉李敖：“梁实秋先生听说你失了业，想替你找事。”原来梁实秋瞒着李敖，已直接写信给“中央研究院”院长王世杰和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李济，大意说李敖如此人才，任其流落，太可惜，该请到你们那边。王世杰、李济接信后，先行内部作业。后来王向姚从吾表示，想先同李敖谈一谈，并盼姚先生陪李敖一起来。李敖遂在姚从吾老师满口称王世杰“老师”的恭谨下，见到了这位大官人。王世杰跟李敖天南地北，谈了不少胡适的事。最后说：“现在李先生和胡秋原打官司，不知道可不可以等官司告一段落后，再来‘中央研究院’？”李敖听了，很不高兴，便说：“胡秋原是‘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的通讯研究员，这官司还是他主动告我的，为什么他能从里面朝外面打官司，就不影响他的职务；而我从外面向里面打官司，就要对职务有影响呢？”王世杰听了，无词以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