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精神西方物质病。“前一派是体用二分法，这一派是精神物质二分法”，它比前一派“还浅薄”。“这一派的理论本是清季‘中学治身心，西学应世事’的蜕变，到了《欧游心影录》（1920年）时代的梁启超和《东西文化及其哲学》（1922年）时代的粱漱溟。突然有了新的气象。下传至陈立夫得意的时代，这种理论更是日正当中了。陈立夫写《中西文明的特质与新文化的创造》，劈头就说西方有‘物质的重心’，而东方‘正和他们异趣’，有“精神的重心’：‘中西文明的长短互见，一个是偏于精神，一个是偏于物质。我们要赶快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创造完美的新文化’。”
挟外自重病。“妄自尊大是自己来肯定自己，挟外自重是拉别人来肯定自己。”也可以说是“借洋鬼之尸，还祖宗之魂”。“他们在‘国威坠失，民族凌夷’的时候，会大叫道：‘你还说中国文化不行吗？外国的大思想家都佩服我们呢！’于是张其昀埋头大写其《艾默生论中国文化》，谢扶雅也伏案大做其《来布尼兹与东西文化》。他们的结论无非是‘嘻，何酷似“圣人之徒”也！’洋权威引过来，正好可填补他们‘子曰’、‘诗云’意识的空虚。”
“以上三派都可说是利用西方的。他们比前面六派开化多了，也斯文多了。他们既宣扬中土的‘道’、‘体’真传，又承认洋人的‘器’、‘用’价值。他们的算盘是如意的，方法是两全的：繁复的中西文化被他们往简单整齐的公式里一装。手一拍，大功告成了！”
大团圆病。“天人合一”的大理想即属于这一种。钱穆现在是这一派的代表。
超越前进病。“这些文化选手们，一方面对中国文化假惺惺的不满意，一方面对西洋文化热烘烘的掘根子。这一派的大法师就是胡秋原。胡秋原在《超越传统派西化派俄化派而前进》里，口口声声劝人‘由门户之争解放出来’，却没想到他自己正是门户之中的健将！他并不是什么‘独立而向前’的‘两不属’的人，他实在属于‘传统派’中的一个流派。”胡秋原的论调，跟三百三十年前徐光启的“超胜”论，跟二十七年前张季同的“创造的综合”，跟香港唐君毅的“超越论”，“同出一厂”。
“以上两派都可说是融合西方的，是谈中西文化的最时髦的腔调，也是最动听的老调。由于他们的推渡助澜，盲目的夸大风气已经洋溢在一些青年的头脑里，与高调刺耳的世风正成着正比例的蔓延。”
说完十一种病象后，作者又用较大篇幅对病源做了探讨。开头特别说到徐复观。认为徐是这许多人中的一匹黑马。“当大家正在找镜子的时候，徐复观已飞奔道统的宝座，赶过熊十力，推开钱宾四，哄走牟宗三，自己不沐而冠起来了！”
李敖分析病源有四。一是“泛祖宗主义”。“他们的通病在于不明了返老还童不能用老药，使中国现代化也绝不能借助古法。”“现代化的国家和现代化的步骤早摆在那里，我们直接去学就行了，何必麻烦祖宗呢？日本没有孔子，可是何碍于他们的维新？韩国很少国粹，可是何碍于他们的新政？我们当年的藩属都跑到我们前面去了。如果祖宗能救我们，早就把我们救了，不会闹到今天这种惨相了。美国是固有文化固有圣人最少的民族。可是人家是名副其实的强国，而咱们呢？”二是“浅尝即止的毛病”。多年以来，“我们根本就未曾一心一意的现代化，我们只想投机取巧，我们从来没有学到别人的“精神文明’”，“我们所学到的、所肯学的，只不过是点极可怜的层面”。三是“和经济背景脱节”。“传统派不知道我们东方这一套思想完全是农业社会的产物”，今天，“我们要奏工业社会的迎春曲，不能依赖农业社会的旧琵琶”。四是“不了解文化移植的本质”。“在文化移植上，要椟就得要珠，不愿要珠也休想要椟，椟中没珠也不成其为椟，要就得全要”。
八、文化论战扩大化
从4月份起，论战进入第二个阶段，即论战的扩大。其最显著的特点，是参加人数和阵地多了，形成联合战线，共同对付李敖。
4月10日，任卓宣在《政治评论》上发表《文化创造论之确立》，跟胡秋原取同一立场。4月18日，台北《民族晚报》发表《唯“美”人物》，说“数月来，一位‘狂热的西（美）化派’青年，用尽了尖酸刻毒的字眼，骂尽了近三百年来四十余名学者名家”。5月1日，叶一凤（徐道邻夫人）在《文星》发表《谩骂不能推行西化》，说“像他这样激烈的主张‘全盘西化’，真是使我担心‘没有了中国’”。同期《文星》上还发表了梁容若的《如何奠定现代化基础》、沈国钧的《“文化问题”底讨论与问题》。5月3日到6月1日，胡秋原在《世界评论》第四、五、六期上发表七万多字的《文化问题无战事》，说李是周扬以后“第二谩骂家”。5月3日的《世界评论》上还有林植《日本曾是中国藩属吗？》和郑学稼《五四运动与虚无主义》。郑学稼文说，“抹杀中国文化和历史的虚无主义，已在台湾再生了”。5月10日《政治评论》在刊发社论的同时，还刊有任卓宣《中西文化问题之总结》和一篇《为西化问题给胡秋原打不平》及署名仲平的《不要假装不知道》等文。5月16日，《世界评论》发表周伯达《现阶段中西文化论战之评议》，其中第五节专谈“深受胡适器重的李敖”，这节的标题是“标准的虚无主义”。5月25日，《政治评论》在社论之外，在《漫谈》栏里发表笑生《浮夸青年何以读书多》、冠南《中西文化结合的近例》。5月间，一批“国家主义者”，即在台湾的“青年党”人出来了。“青年党”的机关刊物《醒狮》，从第四十号起，连载辛植柏的《评（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此外还有柳浪的《拾贝集》、禅心的《时闻琐论》等文。6月1日《文星》上，梁实秋出马，有新写《我对讨论中西文化问题的建议》，也有旧作重刊《自信力与夸大狂》，后一文章原载1935年6月9日《大公报》。同期还有张佛泉《西化问题之批判》。6月10日出版的《政治评论》，以《读者投书》的形式，评论文化论战中“谁高谁低”。
在此期间，4月23日，李敖写了一篇《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控诉中国传统文化中轻视女权的罪行，在《文星》上发表。文末说：“纪翠绫最大的错误乃是她不该向往离婚容易的现代美国、不该向往通奸无罪的现代英国、不该向往取消了通奸罪的日本。她该知道，在20世纪60年代的台湾，争取爱情自由还是要付高价的。性道德观念当然会改，可是绝不是眼前某些卫道之士所能为力；法律条文当然要变，可是绝不是眼前某些立法委员所能尽心。在目前这种气氛底下，纪翠绫除了屈服、坐牢以外，似乎别无他法。”这期《文星》上还有魏廷朝《从巴札洛夫谈起》一文。接着在6月1日出版的《文星》上，即有郑学稼《论巴札洛夫》发表，把论战的范围进一步扩大。郑文开头说：“由整个历史浪潮看去，虚无主义者巴札洛夫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开路者。”本世纪初，“《新青年》的领导层。如陈独秀、钱玄同、胡适等都有虚无主义的言论”。而“被誉为‘巴札洛夫’的青年，不是纯洁的和有道德情操的人，他只是学阀和隐匿幕后几个制造‘巴札洛夫’专家的文化打手。他确有‘傻劲’，确有‘浑身充满无比的潜力’，但只表现打手的威武。19世纪60年代的俄国巴札洛夫，是具有独立的战斗的精神，我们在台北文化街头所见的‘巴札洛夫’，却只表现打手的姿态。如果他是真巴札洛夫，该先扫除在学园里已欺骗他数年的‘权威’、尤其要打倒收买他无理去打别人的学阀。”6月16日出版的《世界评论》，胡秋原和魏廷朝两人继续在“巴札洛夫”身上做文章。同期还有胡秋原的《关于翻译介绍和研究》、《希望青年超然门户之外，励进真知之中》，说李敖“一切出之儿戏”，“死虾蟆争出新酒”。
九、“文化太保”谈“梅毒”
从李敖方面说，他写过《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和《我要继续给人看看病》两文以后，并没有就此罢休，相反，随着论战的进行，他又写了好几篇文章，进一步申述自己的观点。除前已提到的《纪翠绫该生在什么时候？》和《敬答吴心柳先生》以外，还有7月25日写的《“文化太保”谈梅毒》（载《文星》第五十八期，8月1日出版）、8月27日写的《由一丝不挂说起》（载《文星》第五十九期，9月1日出版）等文。其中，《“文化太保”谈梅毒》值得注意。
此文是谈文化“选择”的。作者在考证了“梅毒”的产生和传播经过以后说：“大约在白里欧写这本文献前四百年，欧洲大陆上有了梅毒。梅毒从哪儿来的已不可详考，但是哥伦布航海前，在欧洲文献中找不到有关梅毒的记录。所以合理的证据是：梅毒是从哥伦布的水手身上传回去的，最早是从古巴、海地传到西班牙。由美洲传到欧洲，再由欧洲传到亚洲，正好逆着麦哲伦的航线绕过来，这也可算是新大陆的居民对船坚炮利的文明的一种回敬……”梅毒传到中国，作者考证，“究其年代，最晚不会晚于一五○五年”。作者说：“梅毒传人中国，在医学史上几乎是一个突变。它在16世纪的序幕时代进入这个古老的国家，它是西洋近代文化影响中的一个先头部队，它比钟表、眼镜、几何、历法等都抢先走进来，在极短的时间里征服了这个国度。使这个国土上的人民忽然张皇失措，它又转渡日本，使这个岛国因它而死的比例占全世界第一！在东西文化交流的漫长历史中，它独占了一个所向披靡的地位，任何固有文化挡不住它，任何文化导演摆布不了它，它来自近世文化的源头。走向全盘交易的尾闾，它好像骄傲的告诉那些为西方轮船设立码头的国家：‘你们不是要接受西方近代文化吗？你们也得同时接受我，和我所代表的一切“坏”文化。我知道你们想超越前进、想择善而从，但是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西方近代文化的这点光芒，是经过多少千辛万苦换来的，即使有流弊，他们自己都甩不掉，而你们却想取长补短、后来居上，天下有这种便宜事吗？’”
文章充满感情地写道：
我所以愿意公布这段考证，乃是因为我相信在目前文化问题的论争上，这段考证可以轻意地使许多谬说变为可笑。
原来在中国传统上。千百年来，有一个妙传统，可以叫做“唱高调的传统”。这个传统的特征是：一件事不管事实上是否行得通，只要高调唱得好，大家就纷纷拍手，说他是“圣人”、是“教主”、是“大儒”。在“唱高调的传统”里，我们从历史上可以找出许多走题目，比如“天人合一”啊、“内圣外王”啊、“郅治大国”啊……多得是。
这些大题目，惟一的用处是可以做一些文人的敲门砖，使其中一部分脱颖为“圣人”、“教主”或“大儒”。至于对题目本身来说，虽然在每个题目下都堆了一堆臭八股，可是“天”、“人”还是没“合一”起来！妙处就在这儿，正因为“天”“人”根本就无“一”可“合”，所以历代的文人们才可以摇头摇尾的大作文章；正因为“大同”达不到。所以大家才愈谈愈起劲！
“唱高调”的结果是，中国人的精神开始分裂了、人格开始多边了，大家都学会了纸上写和口上说的是一套，实际做的又是另一套！
所以，流风所及，一个屠户，可以挂着羊头，卖他的狗肉；一个皇帝，可以打儒家的招牌，演法家的戏法；一个国粹家，可以领美国人的津贴，大骂别人崇洋媚外。可是，大家谁也不警觉，大家还是唱高调。
大家把调儿唱得高高的，然后钻进里面去陶醉。
……
但在事实上能行得通吗？事实的发展能照我们的文化导演们来指挥吗？事实上如果行得通，我想我们前一辈的文化导演们，绝不会把“梅毒”选进来！由此可见，“取长补短”的好梦也只是好梦而已，曲终梦回之日，却是梅毒满身之时，“择善而从”云云，岂不是空话吗？
应该说。这段话所揭示的中国人（特别是中国文人）的“传统”，或者说“劣根性”，是相当深刻有力的。它使笔者想到了鲁迅的一些论述。对中国文人的这种言行两张皮，鲁迅也是深恶而痛疾的。
最后作者说到“文化太保”这个词。“这就是一个被‘西化’了的专有名词”。“可见在不知不觉间，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小小的一两个词汇都要受到洗礼，我不信还有什么高调，能挡得住那江河浩荡的西潮！”
十、嘻笑怒骂，皆成文章
《传统下的独白》作为一部文学作品，这本书的艺术成就也是应当予以肯定的。《独身者的独白》、《红玫瑰》、《妈妈的梦幻》等篇，都是写自己或亲人，有真情实感。《红玫瑰》像一首散文诗，把眼前的玫瑰和忆念中的小女人糅合在一起。写他的思念，写他的梦幻。“当里程碑像荒冢一般的林立，死亡的驿站终于出现在我们的面前，远远的尘土扬起，跑来了‘启示录’中的灰色马，带我们驰向鄢广漠的无何有之乡，宇宙从此消失了我们的足迹，消失了她的美丽和她那如海一般的目光……”多美的文字，多深远的意境！文束附记中说。它显得“有一种阴暗苍茫的气氛”，朋友读了会觉得“不太像李敖的风格”。《妈妈的梦幻》等篇则“太像李敖的风格”，它们飘逸、尖刻，时出幽默，谐谑意味甚浓。如：“妈妈说她有三大生命：第一生命是她自己，第二生命是弟弟，第三生命就是电影，她统其名曰‘三命主义’，并扬言三者一以贯之相辅为用，互为表里，缺一不可，极富连环之特性。”《张飞的眼睛》、《一封神气的情书》等篇，想象力丰富，语言诙谐、生动，使人忍俊不禁。《无为先生传》似有模仿胡适《差不多先生传》之嫌，却同样构思巧妙。
《长袍心理学》是“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一篇佳作。作者李敖是以穿长袍驰名中外的，文中说“长袍成为我个人的商标，历史已久，不但传之于众口，而且形之于笔墨”。但这篇文章几乎不谈自己穿长袍的心理，却是从大千世界中，采用“代表取样法”（这是《给谈中西文化的人看看病》中把病分为十一种的方法），总结出五种心理来，它们分别是“中学为体派”、“男权至上派”、“招蜂引蝶派”、“没有西装派”、“十里洋场派”。在说到每一派时，又都能巧用比喻，活用成语和谐音字，极尽纵横捭闽、左右逢源之妙。如“没有西装派”：“此派正好与前一派相反，前一派因西装太多，尼龙、奥龙、达克龙…五颜六色，宽条窄条，穿的厌了，所以才穿长袍傲同性而引异性；此派却因一条龙也没有，且西装之为物，日新月异，宽领窄领，三纽二扣，变化无穷，除非财力雄厚，否则休想跟上时代而当选服装最佳的男人。若穿长袍就无这种麻烦了，大可隆中高卧，以不变应万变，任凭别人的料子龙来龙去，老僧反正是一龙也不龙，至多以聋报之。而且，清高的阴丹士林是从不褪色的，正如我们固有文化的万古常新，放之四海而皆准，俟诸百世而不惑，长袍小物可以喻大，‘去蛇反转变成龙’，袍之既久，自怜之态砉然消失，路过短衣窄袖的西装店，反倒望望然而去之，只见他把咽下去的口水朝玻璃窗上一吐，仰天长啸日：‘予岂好袍哉？予不得已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