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骨鉴识人用人典故
一身精神，具乎两目，一身骨相，具乎面部贵贵毫骨有色骨有质，以冰为，面以青为头以联者为鉴，明察秋豪。
曾国藩用道德的标准要求自己，用品德操守的标准来选拔人才。他的《笔记》中有一篇题为《才德》的文章，曾经谈到了这一点。文章说：“司马温公说：“才德俱全，叫做圣人；才德全无，叫做愚人。德超过才，叫做君子，才超过德，叫做小人。”我说德和才不可偏重，‘才’好比是水，在‘德’的润泽之下，‘才’能作载货运物、灌溉田地之用。‘才’好比是木，在德的作用下将曲取直，“才’能作舟船、栋梁之用。‘德’若是水的源泉，‘才’就能使水起波澜。‘德’若是木的根，‘才’就能使木枝叶繁茂。只有高尚品德而没有才干相配，那几乎是愚人；只有才干而没有高尚的品德来支配，那几乎是小人。世人多数都不愿意以愚人自居，所以都自认为自己是有才干的人；世人多数都不想与小人交朋友，所以看人常常好选有高尚品德的人。比较起来，二者如不能兼有，与其无德而近于小人，还不如宁愿无才而近于愚人。”
识人用人要坚持德才兼备。那么在德与才之间，按照大家熟知的说法，就是统帅与被统帅的关系，两者都很重要，但德尤为重要。司马光认为，取士之道，当以德为先，其次经术，其次政中，其次艺能。在他看来，选用人才的原则，应当把德行的考核放在首位，然后是经术，然后是政事，再就是艺能。反映了司马光选用人才的思想，把德行放在第一位。
唐代杜佑也认为，若以德行为先，才艺为末，必敦德励行，以伫甲科，岂舒俊才，没而不齿，陈鹖长者，拔而用之，则多上雷奔，四方风动。这就是说，如果以品质节操为首要，以才能技巧为其次，选用人才，必定会使人们加强修养，勤奋学习，以伫立于科举最优之列，怎么会使俊杰之才迟迟不能发挥作用、受到埋没而不被录用呢？通过排列比较这些人才，选取拔尖的人加以任用，一定会使许许多多人才受到震动，而被吸引，从四面八方来响应；这里主要是强调以德行为科举取人之本，认为取人才艺为次之。
识人观人以德为先，次之才学。就是要防止重才而轻德的现象出现。有才而缺德，这样的人只能是奸才，歪才，邪才，刁才。当然，只有德而没有才也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缺才之德的人，是忠厚、老实人，辛苦人，正派人，但才气没有了。这样的人是人，而不是我们所需要的人才。
按照人才学的基本原理，在处理和看待德与才的关系时，任何机械的、僵化的观点和行为都是十分有害的，必须运用科学的、辩证的观点和方法，对德与才的关系，作出实事求是的新的阐释。
识人观人选之有三，一日德，二曰量，三曰才。所谓德者，刚健无私，忠贞自守，非碌碌庸庸，无毁无誉而巳。所谓量者，能受善言，能容贤才，非包藏隐忍、持禄保位而已，所谓才者，奋发有为，应变无穷，非小慧辩捷，圆熟案牍而已。备此三者，然合胜股肱之任。也就是说，在通常的情况下，我们强调德应重于才，但在这前提下，又要注重量与才的问题。坚持德量才三者的统一。坚持选拔人才的标准有三条，一是德，二是量，三是才。德，即刚直无私，忠诚廉洁，而不能只是庸庸碌碌，无人诽谤也无人赞扬。量，指能接受正确意见，容纳贤才，而不能只是城府深，能忍耐，保住俸禄和地位。才，指奋发有为，能随机应变，而不能只是耍小聪明，口齿伶俐，办公文熟练。符合这三条标准才能担当重任。
要评估人，无非德才两者。德的内涵包括个人品质、伦理道德、政治品德；才指才智、才干、才华，等等。
人才有两种类型：一种是学问型，一种是事业型。而人才的形成是靠知识和经验的积累。因此，德才兼备的人的成长需要不断的学习和实践。
要发现人才，主要是根据其德才的表现。但要认识人则需要时间的考验。如人的政治品质，平时难看出什么问题，在非常时期则好坏分明，古代的忠臣义士大都是在危难时刻涌现的，所以，有人将之总结成一句格言：疾风知劲草，板荡识忠臣。才能也需要考验，有些人能说会道，在实干时却很窝囊；有些人平时默默无闻，但在实践中却才能毕露。
用人以德才兼备最好，但在大量需要人才的时候，只能以掌握现有的人才资料，按其德才而任用。古代英明之主驾驭人才，是待之以诚，纠之以法，赏功罚罪，使之向上，不敢为非，这是爱护、培养、发展人才的根本法，至今仍很值得借鉴。
识人须明德才兼备为标准，就是说，要知其人，必须考察其德才，而以德为其灵魂，重在其实践。
强调德才兼备。周朝吕尚在《六韬龙韬论将》中讲到：将有五才，“勇、智、仁、信、忠也。”它解释为勇则不可犯，智则不可乱，仁则爱人，信则不欺，忠则无二心。”
春秋初期管仲在《立政》篇中说：“君子所审者三：一曰德不当其位，二曰功不当其禄，三曰能不当其官，此三本者，治乱之源也。”就是说，朝廷选拔人才，需要审慎地掌握三个条件：一是道德品质是否与他所处的地位相称；二是功劳是否与他所享受的薪金待遇相称；三是才能是否与他所担任的官职相称。“德、功、才”是三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也是我国古代比较早、比较全面的人才标准。
孙武说：“将者，智、信、仁、勇、严也。”东汉王符在谈到军事将才时说：“将者，智也，仁也，敬也，信也，勇也，严也0是故智以折敌，仁以附众，敬以招贤，信以必赏，勇以益气，严以一令。”在古代人才思想史上影响比较大的是曹操提出的“德识才学体”五德皆备的思想。
三国时的刘劭着的《人物志》是中国古代思想史上保留下来最完美的人才专着。在这部着作中把人分为“兼德、兼材、偏材”三类，即德行高尚者、德才兼备者与才高德下者三类。作者明确推祟德才兼备的人是最高尚的。对德才关系做了较为全面、较为精辟论证的，是宋朝的司马光一他明确指出：“才者，德之资也；德者，才之帅也。”就是说德与才是不能分开的，德靠才来发挥，才靠德来统帅。从德和才两个方面出发，司马光把人分为四种：德才兼备为圣人，德才兼亡为愚人，德胜才为君子，才胜德为小人。在用人时，如果没有圣人和君子，那么与其得小人，不如得愚人。因为“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而愚者虽欲为不善，但智不能周，力不能胜。”这就是说，有才而缺德的人是最危险的人物，比无才无德还要坏。司马光还说，人们往往只看到人的才，而忽视了德。自古以来，国之乱臣，家之败子，都是才有余而德不足。司马光是封建社会的思想家，自然有他的思想局限性，但是就德才关系本身的分析来看，论述比较深刻，有重要的历史学术价值。
诸葛亮以其“隆中策”预见天下三分，显示其大才；以其“鞠躬尽瘁”尽忠汉室，显示其大德。其人如此，其择官也以德才兼备为准则。诸葛亮第一次北伐向刘禅上疏，即《前出师表》，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先帝(刘备）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桓帝、灵帝是东汉末年的皇帝，先后兴起第一次、第二次“党锢之祸”，杀戮敢于直言的李唐等贤臣；二人都信任宦官，使宦官得专政，朝政腐败。桓帝封单超等五宦官为侯，任其专横胡为。灵帝公开标价卖官，敛财私藏，上梁不正下粱歪，贪污风盛，民不聊生，致社会动荡不安，终于激起黄巾造反。之后群雄攻战，从而形成三国鼎立的局面。诸葛亮上《前出师表》时，刘备已去世，由他执政辅佐刘禅，故在出征前总结了先汉与后汉兴亡的经验教训，谆谆告诫刘禅，不要学桓、灵二帝“亲小人，远贤臣”，要学先汉“亲贤臣，远小人”，才能使蜀国兴隆，以复兴汉室。
诸葛亮还在《便宜十六策》里指出治国之道，务在举贤。若夫国危不治，产安居，此失贤之过也。夫失贤而不危，得贤而不安，末之有也。”因此，诸葛亮在治理蜀国时特别重视选拔德才兼备之士。
诸葛亮推荐董允为侍中，领虎贲中郎将，统宿卫重兵，负责宫中之事。刘禅常欲增加后宫嫔妃，董允认为古时天子后纪之数不超过十二人，今已足数，不应增加。刘禅宠爱宦官黄皓，皓为人奸佞，想干预政事，允上则正色匡主，下则数责黄皓，允在时，黄皓不敢胡为。
蒋琬、费讳、姜维都是诸葛亮精心选拔为他理政、治军的接班人。蒋琬入蜀初期任干都县长，刘备下去巡视，适见蒋琬饮醉，不理事，大怒，要杀他。诸葛亮深知其人，为之说情蒋琬，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也。其为政以安民为本，不以修饰为先，愿主公重加察之。”刘备敬重亮，听其言，才不加罪。后亮提拔琬为丞相府长史，亮每次出征，琬都足食足兵以相供给。亮常赞琬人“忠雅”，可与他辅佐蜀汉王业。亮死前，密表刘禅：“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亮死，琬执政，其人大公无私，胸怀广阔，能团结人，明知时势，做到国治民安。蒋琬病，荐费讳代之，费讳为人明断事，善理事，知军事，他在任时边境地虞，魏人不敢正窥西蜀。姜维继诸葛亮复兴汉室之志，屡次北伐，虽无大胜，但魏兵也不能侵人。及司马昭派大军伐蜀，刘禅昏庸不听姜维派兵扼守阴平之议，邓艾得以偷渡而直捣成都，刘禅出降，并令姜维降，姜维想假降待机杀钟会以复兴蜀汉，其宿愿虽不实现，足见其忠烈。
刘备死后，有诸葛亮及其后继者蒋琉、费讳、姜维等辅佐，刘禅这昏庸之主才得安坐帝位达四十一年之久。而曹操死后，其子曹丕篡汉，魏立国虽有四十五年，但早在十七年前司马懿就发动政变夺取曹爽的军权，魏政权已归司马氏，魏巳名存实亡，魏政权存在实际只有二十八年。孙权死后，孙亮立为吴帝，内部不和，国势日弱遂被晋灭，孙权后人掌权只有二十七年。三国相比，蜀汉政权较稳固，无内部互相倾轧、争权夺利之事，这是因有德才兼备臣辅佐之故。
元世祖忽必烈与赵孟谈话，问叶李、留梦炎两人优劣，孟答道梦炎，臣之父执，其人重厚，笃于自信，好谋而能断，有大臣器；叶李所读之书，臣皆读之，其所知所能，臣皆知之能之。”忽必烈说汝以梦炎贤于叶李耶？梦炎在宋为状元，位至丞相，贾似道误画罔%上，梦炎依阿取容，叶李布衣，乃伏阙上书，是贤于梦炎也。汝以梦炎父友，不敢斥言其非，可赋诗讥之。”孟所赋诗，有“往事已非那可说，且将忠直报皇元”之语，忽必烈颇赞赏。《元史赵孟传》
忽必烈是元朝的创建者，是个有作为的皇帝。他任总领漠南汉地军国庶事，开府于金莲川（在今河南结源）时，已任用汉儒为其谋士。及灭宋后，广泛搜求宋朝名士任官，为之理政治民。宋魏国公赵孟是宋太祖子秦王德芳之后，宋亡，家居，后被召人朝任官。
忽必烈对叶李、留梦炎的评价与孟鹡是不同；孟赞许留梦有大臣之器，对叶李则认为其才能与己相当；忽必烈却认为叶李贤于留梦炎。这是以两人对贾似道误国罔民的不同态度而定优劣。公元1258年，忽必烈奉蒙哥大汗命进军围攻鄂州，宋派贾似道率军前往救援，而忽必烈因其兄蒙哥死急于回去争帝位，适贾似道派使来求和，忽必烈便顺势答应并率大军北返。贾似道却谎报“鄂州大捷”，说蒙古兵已肃清，这事虽说欺骗宋理宗，贸似道得以人为相，但朝野上下是清楚的，留梦炎却依附之以取悦于贾似道。时叶李只不过是一个太学生，愤贾似道害国害民，便带头与同学八十三人，伏阙上书揭露贾似道的罪恶，责其“变乱纪纲，毒害生灵，神人共怒，以干天谴。”贾似道大怒，知书是叶李所定，使其党人逮捕叶李，叶李便逃匿。适宋亡，叶李归隐富春山。忽必烈多次派人征召不出，后不得已才人见。忽必烈劳问：“卿远来良苦！”又说：“卿往时讼似道，联尝识之。”言下之意，是对他表示敬意。忽必烈向他请教治国之道，叶李陈述古帝王的得失成败，忽必烈赞许，命他五日一人议事，后任资善大夫、尚书左丞。叶李在宋不过是一布衣，忽必烈却如此破格重用，是因赏识其人忠直敢弹劲误国欺上的贾似道。而对留梦炎这个宋朝丞相和有名的状元，虽赏识其文才，却认为其人有私心而缺德行，便降级使用。由此可见，忽必烈用人重才学，也重德行。
“唯才是举”，早在战国时的苏代巳有此意，刘邦图天下就如此用人，曹操根据东汉末年的实际和总结前人的用人经验，提出了“唯才是举”的用人方针。
历史事实说明：能否成事，决定于有无人才。古代逐鹿中原者，人才济济的则取得成功，缺乏或无人才辅佐的则招致失败，而人才的有无，究其原因，决定于能否唯才是举而用之。
不仅在乱世需要唯才是举以用人，在治世也应如此，当然，乱世和治世所需的人才着重点有所不同，乱世主要需要图天下的人才，治世主要需要建设的人才。
其共同点是，都需要众多的人才。
在这里提出唯才是举而用之，并不是说治世都需要讲德才兼备，用人才总是要衡德量才而用之。但人是在发展，其人也在变化，有德否要经考验才知。关键在于如何用人，如治世以法，明于赏罚，有功者赏，违法者罚，则可鼓励人向善，不敢为非。这不仅能保护人才，更重要的是能培养众多德才兼备之士，为国为民做出更大的贡献。
《战国策燕策一》记载：苏代对燕昭王说：“今有人于此，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蹈，兼此三行以事王，奚如？”燕昭王说：“如是足矣。”苏代说足下以为足，则臣不事足下矣。臣且处无为之事，归耕于周之土地，耕而食之，织而衣之。”昭王问何故也？”苏代答道孝如曾参、孝己，则不过养其亲耳；信如尾生高，则不过不欺人耳；廉如鲍焦、史鳟，则不过不窃人之财耳。今臣为进取者也。臣以为廉不与身俱达，义不与生俱立。仁义者，自完之道也，非进取之术也，’
苏代在燕昭王的谈话中，论述两种人的不同作用：一种是品行好的人。孝如曾参、孝己，信如尾生高，廉如鲍焦、史，当然品行好的人。但是苏代认为像曾参、孝己这样的孝子，只不过是善养其父；像尾生高这样讲信用的人，只不过是不欺骗人；像鲍焦、史鳟这样廉洁的人，只不过不偷人钱财。一种是有才能的人。这种人有进取心，想有大作为，苏代说他就是这种人。苏代将两种人进行对比，他认为前一种人，只是在德行上自我完善，却缺乏进取之术。而具有进取心的人，才有建功立业宏愿，才能辅助君王成大业，有利于国于民。
苏代是战国时的纵横家，《史记》《战国策》都说他是苏秦之弟，但有人考证他活动早于苏秦，应是苏秦之兄，他是反对“连横”，从事“合纵”游说的。当秦以“连横之策分化六国而约燕昭王人秦通好时，苏代便到燕游说，终于阻止了燕昭王入秦。也许在这时，他与昭王讨论如何用人的问题。战国时期，是个互相兼并，尔诈我欺的时代，君主为卫国图存，或为称霸于天下，所需要的是有进取心的才能之士。苏代强调这一点，是为引起燕昭王对自己的重视，使能用其才，实行其“合纵”之策，以破秦的“连横”分化六国之术。苏代等纵横家，在当时政治舞台上曾起重要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