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人为什么会用口或手攻击你呢？那是因为对方心中累积很多怨恨，在恰当的时候就会借题发作出来。要避免“易口而自毁”“代手以自殴”，必须不断地自我反省，自我责问，自我批评，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为什么争强好胜之心永远不会休止？原因有二，一是怨恨别人轻视自己；一是嫉妒别人胜过自己。其实这种好强争胜之心毫无意义，因为：
一、若是由于自己能力不足而被人轻视，那么是自己的过错而不在别人，这种轻视是理所当然的。
二、若是自己很有才能而别人不知，因此被人轻视，那么错在对方而不在我，这根本不值得怨恨。
三、若是别人贤能处于自己之前，也就是说自己才德不如人，所以处于人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
四、若是彼此才德相等，而别人处在自己的前面，那是因为年次上的差别，又有什么好怨恨的呢？
再说，两位才德相当的人，能够谦让的人必定是个才智出众的人。举例来说，战国时代赵国上卿蔺相如三次回车退避的方式，使廉颇负荆请罪；东汉时代的大将寇恂，坚持不与同僚贾复争斗而获得贤名。
由此可知，两位才德相等的人，如果两人争强好胜，终必使自己陷入困顿的境地。
因此，情势的逆转是君子处事的常道，就像蛇要靠冬眠才会过冬存身一样。所以，君子深知现在居人下以后还有机会居人上，故能欣然接纳屈辱；深知一时的卑贱可以得到最后的胜利，故能居于人下而不加怀疑，到最后会转祸害为福泽，让仇敌变成友好，使仇恨不延到后代，获得美名永久传颂。君子谦让之道，实在太丰裕了。
君子与小人对小间隙、小愤怒的态度完全不同，因此其结果当然也就完全相反了。君子知道大讼起于小嫌，大事起源于小事，故谨慎处理，能忍受细微的间隙，所以小嫌不会变成斗争的大讼；小人认为小恶不会起大风浪，或者不能忍受小愤怒，终于罪大不可解，恶积不可救，造成严重挫败的后果。
假如彼此的怨恨还很微小时，还可以用互相谦让加以化解；假如怨恨扩大，演变为激烈斗争时，则祸害已成定局。有如漏水翻船，无法解救了。举例来说，陈馀因张耳的变节而投降汉，心中老是充满报复的激情，终致身灭而绝后；彭宠因怨恨朱浮督导指责这种小小嫌隙，违背了最初定下的大计，终致满门诛灭的大祸。由此观之，祸福之间的契机，实在不能不谨慎啊！
君子采用推辞与谦让作为攻击别人的手段，以沉潜自修作为自己防身的工具，静则沉默消失，动则履正而后进，这是君子的求胜之道。由于动静有节，相互结合，不以力争，因此没有斗争的形态，使敌人心胜口服，不会发生怨恨之情。这么一来，言辞与神色就不会出现悔恨与吝借；色貌都不变的话，当然不会有矛盾激化的情况了。
那些明显争强好胜的人，自以为是贤能的人，但别人却认为他是奸诈、行为极端的人，这种情形下自然会发生争斗。如果自己没有奸诈的思想，则别人就无诋毁之义；如果明知对方为人奸诈，又有什么地方值得跟他争斗的呢？明知对方险诈，仍和他斗争，就像故意触犯虎熊一样，把他们激怒以后，必定会伤人害命的。
《周易》说：“言辞险诈，行为偏颇之人，必定会与人争讼；既然与人争讼，必定会引起别人的气愤。”《老子》说：“正因为某人不跟别人争，所以天下没有人能跟他争。”君子深知斗争这条路不可走，因此超越普通人的情感，崇尚高义，独行于三等之上。
何谓三等呢？就是上等、中等、下等三种人。
一、上等人：功劳很大，但不显耀自己；贤能而能够谦虚相让；严以律己，宽以待人。
二、中等人：有功劳，但会自传自己才能，自我满足，自我显耀；严以律己，也严以待人。
三、下等人：毫无功劳，却夸耀自己的才能；愚笨又喜欢跟人争；宽以责己，严以待人。上述三种人，乃是从谦让与争胜的角度加以区分的。小人愚笨却好胜，无功自夸，是下等人；一般人有才能就自鸣得意、自我显耀，是中等人；君子圣贤却又能谦让，功大却不显耀，是上等人。
这种情形，是由于质性不一而产生的，下等的小人，必须努力把自己从下等变为中等，再从中等人变为上等人，才算获得正道。奈何一般小人都安其下等，不思进取，因此上等的正道变成可望不可及的空话。
总之，只有深明道理，善于变通的人，才能够处于上等位置而不会被淘汰，就像春秋鲁国的孟之反，虽殿后抗敌有功却从不夸耀其功劳。因此获得孔子的赞美；春秋齐国的管仲，虽平定戎有功，却推辞上卿之礼的赏赐，因而获得天下人的称赞；春秋齐国的鲍叔牙虽辅佐齐桓公立大功，但自知自己并非相国之才，就推辞不当丞相，并推荐管仲为相，因而子孙十几代在齐国享有封地与俸禄。他们所得到的美誉与福禄，不用狡诈，而用正当手段获得，这是纯德的人自然会得到的结果，善有善终。
君子明白自己贬低自己反而对自己有益，所以常因谦虚退让最后事业名利都获得成功；小人不知自我膨胀反而对自己有害，所以常因争强好胜导致事业名利都丧失。由此可知，不夸耀的方式反而是得到大名的良策；不争胜的方式，反而是争胜的上策；让敌的人，反而嬴得胜利；故意居众人之下的人，其实是在众人之上。君子能够看出争胜这条路的危险，单独逍遥做上等人，那么事业上就会光彩夺目、名利上将会一增再增，地位上将会一升再升，因而他的德行将光耀今古为世人所传颂。
谦让是泯除相争、转祸为福、屈仇为友、化干戈为玉帛的有效手段，同时又是以屈为伸、以退为进、以不争为争的处世方法。所谓“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方是不伐不争的妙谛所在。
显而易见，主张“谦让”，尚是儒家的内容，“不争”则是地道的道家思想。《老子》曰：“夫唯不争，故无尤”（第八章）。“以其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第六十六章）。“善用人者为之下，是谓不争之德”(第六十八章）。“天之道，不争而善胜”（第七十三章）。与“不争”相关的尚有贵柔、守弱、处下等等，“不争”不是示弱，“不争”也不是无能，“不争”的根本目的是达到大争，这种“争”是无形的“争”，是“战胜而争不形”。老子的目的仍然在“争”，刘邵也是。“不争”只是种应该有的态度，以这种态度自然达到必然达到的目的。这也是刘邵反复强调的“聪明”“智慧”的具体表现，而这种“聪明”必须以“平淡”为其根基，也就是“不争”。
“不争”之道行于用人识人，即可生出“容人”
之说。这是“不争”之论给予我们的启迪。
世人皆论容人之短，其实最难者莫过于容人之长。因为，容人之短，既体现了自己的宽宏大量，又使身具短缺者感恩戴德，实是两全齐美之事。而容人之长却不同，即使是用了，第一，是该用；第二，“珠玉在侧，觉我形秽”很有对我“取而代之”的危险。因此，容人之长需要有更大的“度量”。
容人之长的天敌是嫉妒，嫉妒使同僚不容，使伙伴相拼，使领导者对部属贤能如临险敌。隋朝昏君杨广，历来“不欲人出其右”，据史载，杨广曾写一首《燕行歌》让文人学生唱和。应召者很多人抱着应付一下的态度，唯有王胃，不肯居杨广之下。于是，不久就被杨广借故杀死，除掉了出于已右的王肖。据记载，杨广还杀过一个比他诗作得好的薛道衔，其名句为“空梁落燕泥”。战国时期，魏人庞涓和齐人孙膑，皆拜鬼谷子为师。庞涓先出山去见魏惠王，因军功连败卫、宋诸国而升大将。不久，孙膑经人推荐亦到魏国。魏惠王见孙膑很有学问，精于兵法，又是春秋时期大军事家孙武之后代，便要拜他为副军师。庞涓自知才能不及孙膑，深恐孙膑的到来会对己不利，便私下进见魏惠王说：“孙为齐人，恐不能为大王所用，还是先任以客卿为好。”客卿，是以礼相待的官职，无实权。半年以后，庞涓又设计栽孙膑为“通敌”之罪，使孙膑被处以极刑，则去膝盖骨，又在脸上刺字。但是，庞涓虽不容孙膑，却又想骗取失传已久的《孙子兵法》，阴谋骗取孙膑信任，令其回忆记述《孙子兵法》，后经人点破，孙膑才恍然大悟，于是装疯卖傻偷逃至齐国，被齐威王委任军师，在攻魏救韩的马陵战役中，一举击败魏军，迫使庞涓自杀。庞涓不能容人，妒贤嫉能，终至自杀身亡。
古人对容人之长历来比较重视。《晏子春秋·内篇问上二十》曰：“睹贤不居其上。”《管子·立政》曰：“见贤不能让，不可与尊位。”“海不辞水，故能成其大，山不辞土石，故能成其高；明主不厌人，故能成其众。”“好问则裕，自用则小。”某一现代企业家也曾指出：“用一个能力强的人，只会提高你自己的地位；条件好的人不但增进整个部门的工作成效，更使你因为容人之长而声名大噪，何乐不为。”可见，容人之长已为多数智能之士所共知。
容人之长包括用“贤者”之长和用“愚者”之长两个方面。容“贤者”之长固然不易，而容“愚者”之长也很难。因为，“愚者”智力一般，甚至不及一般，常受人鄙视、轻待，对其“长”处，一为不信，二为不屑，因而为人们承认、重视、容纳确不容易。但是，恰恰“下下人”常有“上上智”，所以，古人说：“智者之所短，不如愚者之所长。”知者不用其所短，而用愚人之所长；不用其所拙，而用愚人之所工。”
“人之才性，各有长短”，容人之短是必要的。那么，怎样容人之短呢？
第一，不以己长格物。古人曰：“不以求备取人，不以己长格物。”即不以己之好恶定别人长短，不以己之长来否定人之长，不以己之情感待人之短。否则，必致长短界限混淆不清，必然伤害部分贤能之上，甚至造成人才的重大损失。《三国演义》记述，曹操豪爽刚正，对蔡瑁、张允弃主来降十分反感，总认为他们是“谄佞之徒”，极其憎恶，只是因曹军不习水战，才暂时留用了二人，而在水军训练中，又疑心蔡、张怠慢，不够效力，因此，一看蒋于盗来的假书信。便当机立断，将蔡瑁、张允立刻处死。后终因水军失去良将而致赤壁一战，全军覆没。可见，曹操从个人感情出发，不能容人之短所带来的危害之大。但如果曹操“不以己长格物”，容蔡、张“谄佞”之短，而用其谙熟水战之长，大概赤壁之战也不至于如此之惨。
第二，“无害之疵不可灼”。古人曰：“目中有疵，不害于视，不可灼也。喉中有病，无害于息，不可凿也。”意为眼睛里有小暇赘，不妨害视觉，就不应烧灼它；嗓子里有了病，不妨碍呼吸，就不能刺穿它。
同理，“人贵适用，慎物多苛求。”人之缺点、弱点只要不碍其用，可以不予考虑，曹操曾说过：“若必廉士而后用，则齐桓公何以霸世！”“陈平岂骂行，苏秦岂守信邪？而陈平定汉业，苏秦济弱燕。由此言之。
士有偏短，庸可废乎！”他认为“文俗之吏，高才异质”，未必能为将守，而“贪污辱之名，见笑之行，或不仁不孝而有治国用兵之术。”春秋时，魏文侯一次问翟磺，谁能镇守军事要地西河，翟磺答道：“我举一人，姓吴名起，此人有大将之才，现在从鲁国来魏，你如要用，赶快将他召来。”文侯却说：“吴起这人品德不行，且性情残忍，难以委托重任。”翟演说：
“我所荐之人，是取其能为国王成一日之功的，其品行我看就不必计较了。”曹操、翟磺之言正是容人之短的真知灼见。
第三，具体之“短”，具体对待。宽人之短也当具体分析，根据不同之“短”而采取相应的对策。如果是不影响长处之短，则可以任其存在，不必苛求；如果是长处与短处相伴而生，且有一定影响，则应大胆使用其长，同时帮助克服其短，以利于充分发挥其长处的效用；如果其短处有明显的危害，则应首先帮助其迅速克服缺点，同时尽量发挥其长处。
第四，使长短各得其宜。因人而任，使长短各得其宜，是容人之短的最主要的体现。而且，这样做也是可能的。因为，某些缺点在此处是为“短”，在彼处则可能是为“长”，反之，也一样。着名数学家陈景润，教书时两腿“筛糠”，怯场得连学生都不敢见，可是一旦改行从事数学研究，却成果辉煌；《水浒》中的李逵在水中力不缚鸡，可让其担任陆战先锋，却凶猛如虎，力大如牛；而浪里白条张顺陆战不及一普通武夫，而使其任水军头领，却“踏浪如履”。某厂一女工年青、爱美、爱打扮，不安心干操作工，可是，当厂长安排其从事新产品的开发设计工作，却正投其所好，把爱美的天性和悟性发挥得淋漓尽致，搞出许多新样式，产品供不应求，可见，只要领导者因人而异，用心安排，必能使长、短各得其所，而这恰恰正是容人之短的关键。
古人曰：“建大事者，不忌小怨。”是说大凡在事业上欲求进取，以事业为重的领导得，必须“不忌小怨”，容人之隙。因为：
第一，容人之隙，可以“化怨为谊”，获取人心。
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平定叛乱后，大宴群臣，并让爱妾许姬为大臣们敬酒，一阵轻风，吹灭了厅堂内的灯烛。黑暗中，有个人拉着许姬的衣抽调情。许姬不从，顺手扯下了他的帽缨，并告诉庄王，要求掌灯后立即下令查出帽子上没有缨的人，庄王哈哈大笑，当即发话：“请众官都把帽缨去掉，以尽情痛饮。”待大家都把帽缨扯下，庄王才下令点灯。这样，究竟谁是行为不轨者，已无法分辨，许姬不理解，庄王说：酒后狂态，人常有之，倘若治罪，必伤国士之心。后来，在吴兵伐楚的战争中，有个人奋不顾身，英勇杀敌，为保卫楚国立了大功。此人名叫唐狡，他就是“先殿上绝缨者也”。后人有诗赞道：“暗中牵抉醉情中，玉手如风已绝缨；尽说君王江海量，畜鱼水忌十分情。”
第二，容人之隙可安定情绪，稳定军心。俗话说：“小怨不赦，则大怨必生。”领导者与部属常在一起，难免矛盾，甚至可能产生怨恨，作为领导者若能容人之隙，不计小怨，则能迅速化解；但若记恨在心，伺机报复，则小怨必成大怨，甚至反目为仇，刀枪相见，《三国演义》第三十四回讲道，官渡之战结束后，曹军打扫战场时，从袁绍的图书案卷中，捡出一束书信，皆是曹营里的人暗中写给袁绍的投降书。当时有人向曹操建议，要严肃追查这件事，凡是写了黑信的人统统抓起来杀掉。然而，曹操的认识与众不同，他说：“当绍之强，孤也不能自保，况他人乎？”于是下令把这些密信付之一炬，一概不予追查，从而稳定了军心。汉光武帝刘秀在攻克邯郸平定王朗之乱后，也曾缴获郡县吏民同王朗往来文书“数千章”，刘秀不屑一顾，让人全部烧毁，并说：“令反侧子自安”，结果立即安定了人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