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来，以当时两人的权术和处境而论，晁错深得景帝信任，也非常忠于景帝。为了景帝的尊严，他不惜多次更改法令。自恃大权在手的晁错，不听左右劝谏，就是其父亲劝他，也改变不了他的初衷，使他父亲感到“刘氏安矣而晁氏危！”为不忍看见自己受千刀万剐之刑而自杀。晁错本人因为是维护“天子之尊”，所以才不怕别人“口语多怨”。但他厚黑学的修为还不到家，做事优柔寡断，缺乏应变才能。有景帝的信任和重用，晁错自以为有恃无恐，孰料他的政敌竟然使用比他更高明的手段，将其所恃变为所害。
袁盎的厚黑学修为远超过晁错，不仅比晁错更会看风使舵，而且中伤人总能抓住要害。比如在汉文帝时，袁盎还不过是刚入仕的郎中，在文帝身边为侍从。这时维侯周勃因平定诸吕，拥立文帝，志骄意满，而文帝也因周勃功高，礼之甚恭。袁盎便借机向文帝进言道：“你觉得丞相（周勃）这人怎么样？”文帝对周勃正怀感激眷恋之情，便回答道：“社稷忠臣。”袁盎又说：“丞相只是所谓的功臣，但并不是社稷忠臣。社稷忠臣是主在他也在，主亡他也亡。吕后时，诸吕当政，丞相当时为太尉，握有兵柄，但却无动于衷。吕后死后，大臣一起共诛诸吕，太尉出兵成功，虽然立功不少，但也体现出他不是社稷忠臣。丞相现在每每跟你说话，都显得很骄狂，而陛下反而谦让他，臣主失礼，我以为陛下对他还是要小心为是。”自此以后，周勃的处境就不妙了，不得不辞相就侯位。然而在周勃被人诬告而抓进狱中时，袁盎则力保周勃无罪，这就又使周勃感激他。一石双鸟，上下均不遭怨。还有一次，袁盎安排汉文帝宠幸的慎夫人入座，他按照惯例把慎夫人的座位安排在皇后之下，慎夫人生气，不肯坐，文帝也因此而恼怒，竟不入位，带慎夫人回后宫。袁盎因此而进言说：“臣闻‘尊卑有序，则上下和’。今陛下既已立后，慎夫人乃妾；妾主岂可与同坐！且陛下宠幸她，厚待她，如果让她坐在皇后之上，正是大祸临头呀。”这番话不但使文帝转怒为喜，也使慎夫人心服，另赐袁盎黄金五十斤。由此可见袁盎处事能抓住要害，对当时的政治斗争看得也很清楚，晁错当然不是他的对手。
晁错与袁盎结怨，现大权在手，自然要想办法制袁盎于死地。他派遣官吏调查得知，袁盎曾私自接受吴王刘濞的钱财，并向景帝报告，景帝下诏免除了袁盎的官职，将其贬为庶人，袁盎因此对晁错怀恨在心。
晁错和景帝平时就有削藩的想法，一次抓住楚王刘成过错予以“削藩”。楚王被削之后，晁错便搜罗赵王过失，把赵国的常山郡也给削了去，然后又查出胶西王刘印私自卖官鬻爵，也削去了六县。晁错看到诸王没有什么抵制性的反应，觉得削藩可行，就建议汉景帝向硬骨头吴王刘濞下手。
吴王刘濞听说楚、赵、胶西王均被削夺封地，恐怕自己也要遭到同样的下场，便联络胶西王刘印、楚王刘成、赵王刘遂及胶东、淄州、济南六国一起造反。
景帝一听到叛乱的警报，立即召集群臣商议。晁错平乱心切，居然不合时宜地提出要景帝御驾亲征。景帝问道：“我若亲自出证，谁来留守都城呢？”晁错说：“臣愿意留守都城。陛下应该出兵荣阳，堵住叛兵，徐僮一带，不妨暂时放弃，令他们自生骄气，自减锐气，然后一鼓作气把他们平定。”景帝听后，未加理睬，忽然想起文帝临死前告诉他的一句话：“天下有变，可用周亚夫为大将。”便命周亚夫为大尉，领兵出征，周亚夫并无推辞，领命而去。
吴、楚等诸侯王发动叛乱，由于袁盎曾是吴王的相国，晁错便乘机想置袁盎于死地，他对丞史说：“袁盎接受了吴王不少钱财，专门为他们辩护，说他们不会造反。现在，吴、楚都已经造起反来，还有什么可说的？应该把袁盎抓来审问，察知他的阴谋。”
丞史却说：“吴、楚当初还没有造反时，要是处置袁盎，或许还能阻止他们造反。现在都已经反了，再去处置袁盎已经没什么用处了。再说，袁盎好歹也是个大夫，不见得会有什么阴谋。”把晁错给挡了回去。
晁错正在犹豫不决时，有人把这件事告诉了袁盎。袁盎心里很紧张，心想：好你个晁错，你一次又一次和我过不去，现在又要加害于我，我也不能坐以待毙。他连夜找到受景帝眷爱的外威窦婴，商量这件事该怎么办？窦婴曾位列三公，是朝中重臣。不久前就是因为吴、楚之事被免官在家，他对晁错早就恨之入骨。现在袁盎找上门来，他便如此这般地给袁盎谋划了一番。
然而，吴、楚七国起兵不久，吴王刘濞发现公开反叛竟不得人心，就提出了一个具有欺骗煽动性的口号，叫做“诛晁错，清君侧”。意思是说皇帝本无过错，只是用错了大臣，七国起兵也并非叛乱，不过是为了清除皇帝身边的奸佞大臣。把攻击的矛头直接指向了坚决主张“削藩”的晁错。
窦婴虽说已免官闲居在家，但地位和影响还在，现在见时机成熟，便向景帝说：“袁盎有平乱的妙策。”由于袁盎当时身为庶人，不能晋见皇帝，只有通过窦婴这一门路。景帝一听袁盎有平叛妙策，正是雪中送炭，立即召见了他。当时，晁错也正在场，向皇帝汇报调拨粮饷的事。袁盎上朝时一看不觉一惊，原来晁错也在。
景帝见到袁盎就迫不及待地问道：“吴、楚七国造反，你有什么好办法平定叛乱呢？”
袁盎并不显出怎么在意的样子，而是随口答道：“陛下尽管放心，不必挂虑。”
然而，景帝却有点儿着急，又追问道：“吴王倚山铸钱，煮海为盐，诱招天下豪杰，若不计出万全，怎肯轻易发兵，怎能说不必挂虑呢？”
袁盎抓住景帝的心理，并不谈及实质性问题，而是进一步促发他的好奇心，说：“吴国只有铜盐，并无豪杰，不过是一群无赖子弟亡命之徒，乌合之众，如此一哄为乱，实在不必担忧。”
景帝真地着急了，说道：“你来难道就是跟我说这些没用的话吗？”袁盎这才说：“臣有一计，可使叛乱迅速平息，只是不能让外人听到。”
景帝这才真正打起精神来，连忙屏退了周围的人，但晁错还在。然而，袁盎十分清楚，如果当着晁错的面说出自己的计划，晁错必定会为自己辩解，景帝肯定下不了决心，到那时，不仅杀不了晁错，自己肯定也会被晁错所杀，所以，他才一步步地把景帝的情绪调动起来，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人，他又说道：“我的计策是除了皇上以外，任何人都不能听到的。”
说完这话，袁盎的心都吊了起来，如果此时景帝认为晁错不必回避，又逼着自己说出计策，那自己就是死路一条了。好在沉吟片刻之后，皇上终于对晁错说：“你先避一避罢！”
晁错无奈，只得悻悻离去。
袁盎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对景帝说：“陛下知道七国叛乱打出的是什么旗号吗？是‘诛晁错，清君侧’。七国书信往来，无非说高帝子弟，裂土而王，互为依辅，没有想到出了个晁错，离间骨肉，挑拨是非。他们联兵西来，无非是为了诛除奸臣，复得封土。陛下如能诛杀晁错，赦兔七国，赐还故土，他们必定罢兵而去，是与不是，全凭陛下一人作主。”
景帝毕竟年幼识浅，不能明辨是非。听了袁盎这番话，又想起了晁错建议御驾亲征的事，起初觉得晁错用心不良，即使未与七国串通一气，也肯定是另有图谋，于是马上对袁盎说：“如果可以退兵，我哪里还在乎一个人？”于是，景帝把袁盎封为太常，让他秘密赴吴议和。
等到袁盎退出，晁错才出来，他也实在过于大意，明知袁盎诡计多端，又避着自己，所出之计肯定于自己有关。但晁错过于相信景帝，见他不说也就置之不问，只是继续陈述军事而已。岂知此时的景帝已密嘱丞相陶青、廷尉张欧等人劾奏晁错，准备把他腰斩。
一天夜里，晁错忽然听到急促的“砰、砰”敲门声。急忙看时，原来是宫人奉诏前来，传御史晁错即刻入朝。晁错惊问何事，宫人只说不知道。晁错急忙穿上朝服，坐上官人的马车。行进途中，晁错忽然发现并非上朝，拨开车帘往外一看，所经之处均是闹市。正在疑惑，车子已停下，宫人喝令晁错下车听旨。晁错下车一看，正是处决犯人的东市，才知大事不好。宫人读旨未完，只读到处以腰斩之刑处，晁错已被斩成两段，身上仍然穿着整齐的朝服。
然后，景帝又命人宣告晁错的罪状，把他的母亲妻子和儿女等一概拿到长安。除晁错之父已于半月前服毒而死外，余者全部处斩。
就这样，袁盎在晁错的逼迫下，抓住机会，采取比晁错更黑的招术，暗中下手，巧借景帝这把刀，除掉了自己的大仇家晁错，实在是手腕儿高超。
【评议】
红楼梦里有“机关算尽太聪明，反误了卿卿性命。”
晁错够能算，但袁盎更不是等闲之辈。彼此本是同朝为官，一心忠君，不必斤斤计较，但偏偏要水火不相容，结果算来算去算自己，一条老命休矣！
可悲！可叹！
3．使阴招无所不用其极——石显一条道路走到黑
厚黑教主李宗吾说：“五谷者，种之美者也，苟为不熟，不如荑稗；夫厚黑亦在乎熟之而矣。”也就是说，既然要厚黑就一定要彻彻底底。
汉元帝时的宦官石显使计得宠，专权暴政。他对反对者格杀勿论，对挡他路者心狠手辣，绝对不给对手以东山再起、反咬一口的机会。为除去对手达到个人目的，更是无所不用其极。
【事典】
西汉的历史，一般以宣、元两帝之间为一界线，分为两个时期。宣帝是“中兴之主”，维持了西汉平稳发展的局面，但从元帝开始，西汉开始衰落，所谓“元、成、哀、平，一代不如一代”。
史家对元帝的定评是“柔仁好儒”。
在元帝做太子时，就向宣帝建言：“陛下持刑太深，宜用儒生。”宣帝则训斥他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所谓“霸道”就是先秦法家治国之道；所谓“王道”就是儒家的仁道。宣帝见太子要用“纯儒”，就叹息说：“乱我家者，太子也！”并且想以“明察好法”的淮阳宪王刘钦来更易太子，后来因为怀念亡妻许平君，才终于没有废兄立弟。但是，宣帝对太子进行皇家教育时，却用儒生为师傅，用儒经为教育内容，所以，汉元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儒化”很深的皇帝。
不用说，一个崇尚“纯儒”的人，做皇帝也体现出他骨子眼里的“文雅”。汉元帝当政时，懦弱无能是出了名的，他宠信宦官石显，一切唯石显是听。
由于专权，经常受到大臣们的指责，石显很担心有朝一日被告倒失宠，因此使出了苦肉计，骗得汉元帝对他更加信任。一次，石显奉命出宫办事。他事先就禀告元帝，说恐怕回宫时时辰已晚，宫门关闭，请皇上命令掌管宫门的官吏开启宫门。皇上自然应允了他。石显公干完毕，故意拖延到夜间才回宫，称皇上有旨，令宫门官开门而入。事后，果然有人上疏，告发石显专权，假传圣旨开启宫门。元帝见事情果然不出石显所料，便笑着拿出告发信给石显看。石显故作悲戚地哭诉道：“陛下平常私爱小臣，让我管理事务，惹人妒忌，他们时常想谋害小臣，类似这样检举弹谧攻击的事情我想何止一件！只是明君知我忠诚，才能保护小臣平安。但小臣惟恐一人难称万人之心，请求准我归还职权，即便在宫里做些杂役也心甘情愿。望陛下哀怜，让我活命。”一席话说得元帝血热心颤，认为石显为主子办事得罪了大臣，受了许多委屈，因而更加怜爱和信任石显。
石显专政很不得人心，正义大臣人人恨不得诛之而后快，但都看得出汉元帝对他是言听计从。
鉴于石显专权，吏治腐败，朝中有个郎官，名京房，字君明，东郡顿丘人。他精通易学，擅长以自然灾变附会人事兴衰。京房制订了一套考课吏法，以约束各级官吏，当然主要是想严惩石显。元帝对这套方法很欣赏，下令群臣与京房讨论施行办法。但朝廷内外多是石显羽翼下的贪官污吏，考核吏法，就是要惩治和约束这些人，他们怎能同意推行呢？京房心里明白，不除掉石显，腐败的吏治不能改变。于是他借一次元帝宴见的机会，向元帝一连提出七个问题，历举史实，提醒元帝认清石显的面目，除掉身边的奸贼。可事与愿违，语重心长的劝谏并没有使元帝醒悟，也丝毫没有动摇元帝对石显的信任。
既然考核吏法不能普遍推行，元帝就令京房推荐熟知此法的弟子作试点。京房推荐了中郎任良、姚平二人去任刺史，自己要求留在朝中坐镇，代为奏事，以防石显从中作梗。石显早就把京房视为眼中钉，正寻找机会将他赶出朝廷。于是，他趁机提出让京房作郡守，以便推行考核吏法。元帝不知石显用心，任京房为魏郡太守，在那里试行考核吏法。郡守的官阶虽然高于刺史，但没有回朝奏事的权利，还要接受刺史监察。京房请魏郡太守不隶属刺史监察之下和回京奏事的特权，元帝应允。京房还是不放心，在赴任途中三上密章，提醒元帝辨明忠奸，揭露石显等人阴谋诡计，又一再请求回朝奏事。元帝还是听不进京房的苦心忠谏。一个多月后，石显诬告京房与其岳父张博通谋，诽谤朝政，归恶天子，并牵连诸侯王，京房无罪而被下狱处死。
切断竞争对手与上司之间的通信联系，阻塞其言路，使其有理无处诉，有怨无处申。这就是石显的阴招。
京房死后，朝中能与石显抗衡的唯有前御史大夫陈万年之子陈咸。此时陈咸为御史中丞，总领州郡奏事，负责考核诸州官吏。他既是监察官，又是执法官，可谓大权在握。况且陈咸正年轻气盛，无所畏惧，才能超群，刚正不阿，曾多次上书揭露石显奸恶行为，石显及其党羽皆对他恨之入骨。在石显指使下，群奸到处寻找陈咸过失，要乘机除掉他。
陈咸有一好友朱云，是当世经学名流。有一次，石显同党少府五鹿设坛讲（赐），仗着元帝的宠幸和尊显的地位，没有人敢与他抗衡。有人推荐朱云。朱云因此出名，被元帝召见，拜为博士，不久出任杜陵令，后又调任槐里令。他看到朝中石显专权，陈咸势孤，丞相韦玄成阿谀逢迎，但求自保。朱云便上书弹劾韦玄成懦弱无能，不胜任丞相之职。石显将此事告知韦玄成，从此韦与朱结下仇恨。后来官吏考察朱云时，有人告发他讥讽官吏，妄杀无辜。元帝询问丞相，韦玄成当即说朱云为政暴虐，毫无治绩。此时陈咸恰好在旁，便密告朱云，并代替他写好奏章，让朱云上书申诉，请求呈交御史中丞查办。
然而，石显及其党羽早已控制中书机构，朱云奏章被仇家看见并将其交给石显。石显批交丞相查办。丞相管辖的官吏定朱云杀人罪，并派官缉捕。陈咸闻知，又密告朱云。朱云逃到京师陈咸家中，与之商议脱险之计。石显密探查知，马上报告丞相。韦玄成便以执法犯法等罪名上奏元帝，终将陈、朱二人拘捕下狱，判处服苦役修城墙的刑罚，除掉了两个心腹大患。
石显的黑，绝对是不给对手留有余地的，为除对手达到自己的目的，无所不用其极。
【评议】
我们在感叹石显心狠手辣的同时，更要好好看一下史家对汉元帝定评的“柔仁好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