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管人们出于何种动机，提出吴藩留镇的意见是值得重视的。第一，它把吴藩同耿、尚相区别，分期撤藩，有利大局稳定。从三藩的情况看，尚、耿本身力量不足，威望都在吴三桂之下，尚可喜降清早，与朝廷的关系密切，一向恭谨，忠心耿耿。而耿精忠已属耿藩的第三代，他本人是皇室的额驸，年轻功少，没有号召力，即使他被迫撤藩，他也没有胆量敢首先发难。因此，先撤尚、耿二藩，不大可能引起骚动。第二，三藩中最主要的危险是吴三桂，他的实力、威望与权势并重，他的动向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要设法稳住他，使他不敢轻举妄动。第三，撤去尚、耿两藩，等于翦去吴藩羽翼，并及时向福建、广东速派满洲八旗精锐镇守，吴氏便被孤立，即使他发动叛乱，亦失两藩之助，平叛也易。恰恰在这个命运攸关的重要问题上，圣祖没有认真对待大多数人的意见，坚持说：“吴、尚等蓄彼凶谋已久，今若不早除之，使其养疤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先发制之可也。”他不加区分地把吴、尚（当然也包括耿）都看成是敌人，都施之以“先发制人”，未免失于鲁莽。例如，说尚可喜也蓄”凶谋”，是毫无根据的。后来，当叛乱发生，尚可喜至死耒叛，矢志忠于朝廷，这对圣祖的不实之辞是一个有力的反驳。再说吴三桂，说他早有异志，也缺乏充分的根据。圣祖同阁臣们的秘密谈话，表明一个有见识的满族统治者对拥有实力的汉族异姓王的畏惧心理，已到了惶惶不安的程度！他用“撤亦反，不撤亦反”的主张制造根据。因此，他终于采取了三藩同撤的政策。
吴三桂估计朝廷一定会挽留他，同尚、驮两藩有所区别。这个估计没有大错，因为事实上正如吴三桂所预料的那样，多数朝廷大臣是不同意撤吴藩的，他们的意见能够左右圣祖，不至做出违背他的愿望的事。但是，他却低估了年轻的圣祖判断问题的能力、不受任何人摆布的自行其是的特殊性格。他以假意求撤，而圣祖真撤，结果弄假成真，木已成舟，已经无法挽回！
吴三桂弄巧成拙，本来已有主动权，结果变成被动挨打。
六、生死选择，以己为先
圣祖批准撤藩的命令，传到了云南，吴三桂长期驻守云南的希望，转瞬之间，已化为泡影！他只觉得当头一棒，昏昏然；又仿佛被浇了一盆冷水，精神沮丧，真是一落千丈！早知如此，何必自请撤藩，弄巧成拙？后悔何及！君命是无法抗违的，他必须接受这一事实，他同家属和全部官兵全部撤离云南，重新回到他锦绣前程和人生的起点——山海关外的锦州，到了这里，他将失去一切权利，除了保留平西王爵位，不再参予国家政务，无所事事，只能掌管自己的庄田安闲度日。从此，他将由一个权势显赫的王爷、成镇一方的将军，变成一个无权无威的“富家翁”。他感到自己被抛弃了，好像置身于荒漠无际、人迹难至的空旷之区，孤独、寂寞将伴随着他了此残生。他眼巴巴地看着自己从权势的顶峰上跌落下来，而他用鲜血和无数将士的生命换来的荣华富贵，苦心经营的宫阙，还有那云贵的广大土地，都将轻而易举地被朝廷一手拿去。一种无限的失落感，使他惆怅难抑，渐渐地，又转为悔恨交加，一股脑儿地袭上了心头！他该怎么办？抗拒吗？要落得个叛逆的罪名，他不愿意轻易自毁数十年血战挣得的荣誉；服从吗？他将失去已得的一切，他苦心为子孙准备的一切，也将化为乌有。他还有什么呢？只剩下一个空头王爷的头衔！他想得很多很多，可是，他又感到自己无力去改变即将成为事实的现实。
他意识到自己面临着他一生中又一次重大选择。正像三十年前他在山悔关上，面对李自成农民军与清军，出现命运攸关的选择一样，而此次选择，远比那一次更复杂更困难！话又说回来，如果他很乐意引退，如果他在名利场上已感厌倦，情愿“息肩”，退居水边林下，纵情于大自然的乐趣之中，那么，他就会接受和执行圣祖的撤藩决定，这一切问题自然都不会产生，烦恼也无从而来，历史就会朝着和谐、“善”的方面发展。然而，强烈的权势欲驱使他无法安静下来，他不能忍受寂寞，不甘心失去已得到的东西。最使他思想受到震动的是，他感到清朝欺骗了他，撕毁了所有的承诺，把己给他的东西一股脑儿都收了回去，这怎能使他心甘情愿！一种自卫的本能不时地鼓励他抗拒朝廷背信弃义的撤藩决定。可是，他怎样才能自卫，保住自己的既得利益呢？在撤与不撤之间，他徘徊不定，犹豫不决；在他与朝廷之间的这杆历史的天平上，失去了平衡，激烈地摇摆起来，他力图控制住自己，却不时地出现失控……
且不说撤藩引起吴三桂如何震惊，陷入深深的痛苦之中，就说他的属下，当撤藩令一下到云南，同样深深地撞击着吴三桂集团中每个人的心。他们起初是震惊，继而“愤愤不平”，不禁同声愤慨：“王功高，今又夺滇！”他们在为吴三桂鸣不平，同时，也为他们个人将失去已得到的和将要得到的权益痛心疾首。他们跟随吴三桂多年，早把自己的命运同吴三桂的利益紧紧地联系在一起，所谓一荣皆荣，一损皆损。这批人，都与吴三桂有着血缘的或虽非血缘、彼此却有着特殊的利害关系，构成了以吴三桂为核心的政治军事集团。其主要成员有：
吴三枚，三桂的从弟，在昆明城很有势力，“但凡胜箧之徒”，都投靠在他的门下。
吴应期，三桂的侄儿，骁舅善战，官至都统，是吴三桂的得力战将。
吴三桂有四个女婿：胡国柱、夏国相、郭壮图、卫朴。他们颇具才干，或文，或武，或文武兼备。如胡国柱，字擎天（一说汝弼），号怡裔，善诗文，有大志，顺治甲午年（1654年）中举。
吴国贵，三桂的大将，单在关外时，便追随三桂，军功颇多，官至都统，治军严，敢争战，很受吴三桂重用。
方光琛，字献廷，原明礼部尚书方一藻之子。此人善谋略。
刘茂遐，字玄初，是吴三桂的重要谋士。
马宝，字城璧，山西人，为人反复无常，号“两张皮”，狡黠善战，以勇著称。
在吴氏集团中，除了上述所提到的吴三桂弟侄，还有吴三桂的一批子弟，这些人都名不见经传，但都在吴氏集团中占有一定地位，形成一股势力。在外省，也有吴三桂的心腹，如固原提督王辅臣等，也应包括在这个集团之内。
这批人中，除了个别的岁数稍大，绝大部分都在三四十岁，二三十岁之问，他们雄心勃勃，都希望借助吴三桂的权势飞黄腾达。吴三桂也凭借自己的地位和权力给予他们特殊的利益，个个华屋美食，享受着种种特权。如果撤藩，回到关外，不过经营田庄罢了，他们中很多人的仕途即告终止。失去政治上的靠山和特权，其子孙的发展将受到限制和阻碍。值得注意的是，这个集团的某些人还抱有复明反清之志。如胡国柱“时以恢复宗国（指明）相磨砺”，阴结马宝、张国柱、李本琛、夏国相、方光琛，互为羽翼，从思想上逐渐向吴三桂渗透，影响他，以备有朝一日起兵。而圣祖撤藩，触犯了他们的根本利益，激发了他们反清的思想，他们不会心甘情愿地接受朝廷对自己的剥夺。
各部衙门和有关官员都奉明旨积极照办。可是，圣祖和廷臣们却没料到吴三桂和他的谋士正加紧策划起兵抗拒撤藩……
圣祖撤藩，触动并损害了三藩的根本利益，其中，吴三桂受的到损害最大，圣祖为维护国家利益，保持爱新觉罗氏的一统天下，牺牲三藩的利益而在所不惜。三桂的利益受到触动，他是很不甘心的。他的属下抵触情绪是很大的。所以，撤藩令一下，“全藩震动”，人心沸扬，吴三桂“反谋益急”。开始，吴三桂对朝廷抱有不满的情绪，顾影自怜，自感年迈，无所作为，还没有决心起兵抗拒。但他周围的一群核心人物，无论如何也不能心甘情愿地俯首昕命，因而对撤藩问题持强硬立场。吴三桂的侄儿、女婿纷纷向他进言：“王威望，兵势举世第一，戎衣一举，天下震动！只要把世子（指吴应熊）、世孙（指吴世霖）想法从北京弄回来，可与清朝划地讲和。这就是汉高祖（刘邦）‘分羹之计’也。如果就迁于辽东，它日朝廷吹毛求疵，我们只能引颈受戮！不如举兵，父子可保全！”
吴三桂闻听此言，心中疑惑不决。他反复权衡利害，想不出万全之策。既要做忠臣，又要保住在云南的权势，已属不可能。如果撤到辽东，失去兵权，真像他的侄、婿说的那样，有朝一日，朝廷会以任何借口把他斩草除根，那时手无缚鸡之力，岂不是白白送死！他一想到这里，不由得全身不寒而栗！他发觉自己的思想正向与朝廷武力对抗的可怕道路上急速滑去口他感到除了走这条路，再无它路可走。
这时，还有一事使他不能立即下决心，这就是他的长子吴应熊和长孙吴世霖尚在北京，掌握在朝廷手中。他如起兵，他们将有杀身之祸，吴氏岂不是断了根！吴三桂的夫人张氏为此劝阻他不要谋反。吴三桂不由得老泪纵横，向胡国柱哭诉说：“只恨应熊还在北京，怎么办？”胡国柱建议，秘派人至京，把长子与长孙一并搬取来云南。吴三桂说：“等他们回到云南后再议。”
吴三桂褫心腹李恕、张镳赴京召还吴应熊。
吴应熊的志趣和想法正好与父亲相反，他想“终守臣节，保全禄位”，反对父亲起兵。平时。他曾不止一次地规劝父亲谨守臣节，不可妄为，以免引起朝廷疑忌。康熙十一年，吴三桂六十寿辰，有一个姓黄的赴昆明祝寿。吴应熊怕他游说父亲蓄逆谋，特派人前去阻拦。行至镇远，遇到了他，告诉他不要去昆明。吴三桂闻昕此事，也不让他来，这位姓黄的只好回去了。显见三桂还是听信儿子的劝告的。但事到如今，他不能再听从儿子的话了。吴应熊知道父亲下决心以武力抗拒撤藩，已无可挽回，自己是否去云南，徘徊不定。他舍不得丢掉禄位，不忍心背着妻子去云南，只是天天暗暗哭泣。李恕与张镰见吴应熊无意南下，时间紧迫，不允许他久等下去，便密带了应熊的庶于吴世瑶匆匆奔回云南。
吴世璠安然回到昆明，吴三桂稍得安慰，开始考虑起兵。他估量了全国的形势，对比了双方力量，以为自己的才武天下无二，他所据有的云南，“地险财富”，他的亲军和各镇的将卒都是“百战之锐”，一向得到他们的拼死搏战，在外省还有他培植的党羽，如起兵，他们会“无不从命”。自开国以来，三十年问，朝中诸宿将多半去世，健在的人为数很少，没有一个敢和他相匹敌的，而且圣祖还是一个乳臭未干的少年，不足担当太事。客观条件对他有利，他自感胸有成竹。吴三桂的侄、婿建议他再跟老谋深算的方光琛筹划。平时，吴三桂待他甚厚，每有余暇，他们就在一起校射、评论世务，很是融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