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谁，在读了阿尔法、贝塔、伽玛和戴尔塔的公开演讲之后，都会说他们是忠诚的。但事情的真相却要复杂得多。他们或多或少已经意识到，自己是历史形势的牺牲品，但这种意识不会有助于他们挣脱束缚。相反，正是这种意识创造了束缚，也许这种意识顶多只能保证他们享受伪装的乐趣。迄今为止，我们从未像在20世纪这样受到意识奴役。我这代人还在学校时就被教导说：理智有助于获得自由。
人民民主国家正在进行一场争取精神统治的斗争，必须使人理解这一点，只要理解了，也就能接受了。谁是新制度的敌人？就是那些不理解这一点的人。他们不理解，要么是因为脑筋动得太少，要么是因为动得太多。
在每个中欧和东欧国家的首都，党中央大厦办公楼的窗户每到深夜依然灯火通明。里面的办公桌旁坐着一群精通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着作的理论专家。他们工作的不少内容就是确定反对派的阵地范围。根据形势的变化，这个军机总部就会在作战地图上插上一面新的小红旗。从各个国家发来的消息，都是为帮助莫斯科总部的最高指挥官确定总体战略计划。
他们研究的对象是不同群体的居民。有产者阶级最不重要，他们由于工厂、矿山收归国有和农业改革而被剥夺了财产，不是供研究的主要对象。首先，因为这些人人数不多，其思维模式也十分落伍，甚至令人感到可笑。这些人不会构成太大的问题，因为他们是注定要被消灭的。当然，在需要的时候，还可以采取必要的手段加速其灭亡。
小资产阶级——小商人和手工业工作者不应受到忽略，他们是深深扎根于民众的一股强大力量。某城市或某街区中，这一头刚刚强迫他们关闭私人商店或手工作坊，那一头马上就会出现隐藏在私人住宅活动墙壁后的黑市交易和私人开办的秘密餐馆，鞋匠和裁缝因为担心受到惩罚，也只敢为熟人和朋友提供服务。总归一句话，他们的一切活动都可以称为“投机倒把”。人们采取上述种种做法，其实也不足为奇。在国营和市立商店里，人们急需的日用商品极度匮乏。在那里，夏天只能买到冬季服装，而在冬天就只能买到夏季服装。此外，所买到的服装不仅尺寸不合，质量也十分糟糕，甚至买卷线或几根针都很成问题，因为在小城镇中，唯一的一家国营商店一年都没有到货了。人们一旦需要缝补衣服，那也得考虑考虑，是否要把衣服放到手工业合作社的缝补部门，因为，半年后才能取。你如果想和朋友叙叙旧，喝上一杯，那就得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要在拥挤的小酒馆（那时叫“集体食堂”）与陌生人同坐一桌，而且一直等不到服务员来，有时甚至要等上一个小时服务员才会出现。私下买卖就是这样应运而生的。一旦工人的妻子在邻近小城镇的商店里买到了针线，她就会拿回来在私下出售——这被叫作资本主义萌芽。工人利用自己下午下班以后的时间，去帮熟人朋友修理浴室漏水的水管，因为他的朋友等待国营企业派人来修理，等了半年也没人来。此外，工人这样做的目的，在于赚点小外快，好为自己买件衬衫——这被称为资本主义复辟。每当国营商店进了一批商品，工人却因为整天上班，没有时间去排长队购买，于是，工人只好找熟人，从她手中弄到一件衬衫；而此类熟人因与商店女店员关系不错，所以麻利地从她手里弄来了三件衬衫；而后出手时又稍加了一点价——她就成了投机倒把者。然而，她只是地方政府大楼的一位清洁工，可她当清洁工所挣的钱，还不够养活三个幼小的孩子；至于她的丈夫，不知何故被政治警察抓走了，至今音信全无。如果不对此类求生的能耐加以谴责和制止，可想而知，那会带来怎样的后果。工人可能就会自己开一个修理下水管道的作坊；而其邻居就会在私底下出售酒精饮品，以便满足那些嗜酒者隐秘的需求，久而久之，他可能就会挂牌经营饭馆；女清洁工就会挨家挨户做买卖。然后这些人就会逐渐扩大自己的企业，就会再度作为一个阶级——小资产阶级而存在。也许他们还会慢慢创办自由的报刊，或者组织集会？一旦他们创办报刊杂志，它们就会根据人们的需要，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于是小资产阶级就会作为一股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
如果他们所做的一切能与农民相结合，那就会更加糟糕。因为农民在国家人口中占大多数。他们也是小资产者，因为农民粘着在自己所拥有的数公顷土地上，比那些店主对自己商店的依赖更加紧密。农民到19世纪中叶还生活在奴役制度中。农民不喜欢农业集体化，把它看成是重回他们祖先难以忍受的那种境况；在早上，不管是听到庄园里的管家敲响铜锣，还是听到集体农庄、国营农场吹号，都必须立即起床——同样使人痛心疾首。党的机器对农民盲目仇恨的心理也深以为虑。而那些神经绷得很紧的党的积极分子，甚至在私底下可能准备对农民做出让步。因为他们认为，农业集体化应该首先建立在小块私有土地上共同使用机器作业的基础上，然后使农民经过长期的初期教育和分段教育才能实现，这一教育过程也许要经过数十年才得以推广。这就可能出现诸多麻烦；因此，实现“民族共产主义”的秘密口号才一直如此盛行。但莫斯科中央却要求各国加快农业集体化的步伐，所有附庸国都要尽一切可能加快模仿俄国体制的进程。对城市来说，要加快这一进程的确困难重重。于是把农民分为“贫农”、“中农”和“富农”，因为，只有利用他们之间彼此的敌对心理，打破农村的团结，才能达到目的。确定农村富人的标准，不能只看他拥有多少土地——还要学会“目测”，谁家有多少马匹、乳牛，拥有多少头猪，居住条件如何，吃喝、穿戴怎样。如果农民被划入一个对他不利的等级，那他就会抛弃农务逃到城市去，或者就会尽力减少饲养马匹、乳牛和生猪，借以装穷；结果就会造成城市食品供应短缺。
然而，农民并非危险分子。他们也许会殴打某个党的官员，充其量在走投无路之时会把他杀死，仅此而已。国家成了他们劳动果实的唯一买主，农民对国家规定缴纳的农业税额度没有任何话语权，他们非常无助。安全警察有的是办法整治那些反抗者，警察不会抱怨缺乏告密者，因为邻里间互相告密是保证自身安全的唯一手段。农民属于思想麻木的群体，历史上鲜有农民严重威胁统治者的例子。农民的一次次暴动，几乎都成了被利用的工具。造反的领导人通常是非农民出身，他们常常利用农民来达到自己的目的。农民的力量仅仅在于他们人数众多，但只有在出现像列宁这样的人物时，这一人口众多的数目才能变为种种事件的筹码。当然，在形势剧变，例如在爆发战争时，农民有可能制造很多麻烦。只要私有制农民经济体存在一天，农村就会成为游击队活动的天然根据地。农民的茅屋会成为游击队吃、住和制定行动计划的理想场所。但是如果有了集体农庄，那就很容易对庄员的一举一动进行监控，而这种控制和监督就预防反对派的地下活动而言十分必要。
工人比农民更值得重视。因为大多数工人打心眼儿里就不喜欢新制度，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们不喜欢强加于他们的劳动定额标准，况且这个标准越定越高。总的来说，提出“工人团结”的口号并不意味着可以放纵某一工厂工人的团结，因为这种团结会因选拔劳动“突击手”而被瓦解——劳动“突击手”就是超额完成任务者，这就会让其他工人感到有压力或力不从心。有两种手段可以影响工人们的思想：一方面激起他们的雄心壮志，一方面要求他们承受党组织所施加的压力。工人思想上产生分裂和内在矛盾是有迹可循的。一方面，工人们对制度能保障他们的利益而感到满意；因为失业已属于过去，而且相反，现在国家处于劳动力缺乏时期。不仅家庭的主要支柱能获得就业机会，而且家庭的其他成员也都能找到工作，工资积累，使得现在的家庭生活（当商店里的供应好些时）较过去改善很多。工人家庭出身的孩子更容易获得社会认可，从他们之中招募的新知识分子干部，也有机会被提拔到党的领导位子上。工人（在某些工业部门）为自己所从事的职业感到自豪，觉得自己是工厂的共同老板之一。他们有可能在数不胜数的夜校里接受教育。如果受到党组织的好评，夏天还有可能被安排去疗养院免费疗养。而在另一方面，他们却无法反抗雇主——也就是国家对他们的剥削。因为工会代表（就像这个国家的所有部门一样，工会也是党的工具）与工厂管理委员会是一体的，他们注重的只是怎样提高生产。他们对工人解释说，罢工是犯罪。罢工反对谁？反对自己吗？须知，生产资料属于他们，国家也是属于他们的！但是这样的解释不具备足够的说服力。国家的目标与工人们想要达到的目的并不一致，当然工人们所真正想要的，并不允许被公开说出来。中欧和东欧国家的生产是为了提高帝国的潜力，要弥补俄国工业落后的状态。那时工人对生产计划毫无任何影响力；因为，他们的生产计划并不是根据公民的需求来制定的。他们所生产出来的大部分商品只是为了满足东方的需求。此外，工人的双手生产出来的每一件产品都要经过繁杂的统计程序。在工厂里还得养着一批政府行政官员，他们坐在那里先是计算而后登记，然后又要进行统计，做着各种繁琐的重复劳动；国家的各级机构——包括国营批发行和国营零售商店，均是如此。当商品最终到了消费者手里时，价格就会被定得非常高；因为，经手这些产品的众多行政官员的薪金也计算在成本里。工厂里机器设备老化，缺少必备的零件，工人往往会接到命令，要他们拿自己家用的工具，修理这些老化的设备。所以，生产优先，甚至是以超负荷使用机器设备为代价。劳动纪律也非常严格。如果迟到几分钟，或者因为在工作中偶尔被发现有偷懒的现象，工人就会遭到严厉的处罚。因而，在工人的头脑中制度坏的方面远远超过好的方面，也就不足为奇了。那时工人只能点头称“是”。工人如果被发现思想上出现任何不满的苗头，他就会受到政治警察的关照，那些由政治警察安插的密探有时是他的同事，有时甚至是他的朋友。
擅自罢工尽管时有发生，却不会构成太大威胁；因为，在逮捕大批罢工参与者后，局势会很快回复平静。但作为一种现象，绝不能对其掉以轻心；因为，一旦不满情绪导致局势紧张，这种紧张局势就可能在一些绝望的举动中得以宣泄。党的辩证论者并不十分担忧罢工，因为他们很清楚，罢工至少需要有一定组织。只有工人阶级才有能力组织这类行动——马克思的这一原则从来没有被人们遗忘。然而，任何行动都不能缺少领袖。如果那些领袖能正确地理解自己所处的制度，即理解这是历史进程的必然，那么广大工人群众也就不会采取任何反抗行动了。
因此，一切都导致对人的头脑的统治。空前发达的新官僚机构从出身工人家庭的年轻人中招募干部时，必须给工人中的那些积极分子和活跃分子创造一切可能的条件，使他们受教育，并把他们提拔到领导位子上。他们面前的道路是敞开着的。虽然道路是敞开的，但也须受到监控：首先，他们必须坚定不移地遵循辩证唯物主义的原则。学校、报刊、文学、绘画、电影和戏剧都要为辩证唯物主义服务。还必须考虑到某些新成立的机构今后要承担的民众教化作用，譬如像过去在中世纪到处建小礼拜堂那样，今天到处建立俱乐部，而这具有相同的作用。每个工厂、每所学校、每个机关都建立了俱乐部，墙上悬挂领袖肖像和红旗，每隔几天就在俱乐部召开预先拟定好的报告会，这些会议具有与教堂仪式同等的影响力。聪明的天主教教会知道，信仰与其说是个人信念，不如说是集体的暗示。宗教的集体实践，即宗教仪式，能把人不知不觉地带入一种信仰状态；合掌祷告、下跪、唱赞美诗能促使人进入一种信仰崇拜——这是一种心理物理现象，而不仅仅是心理现象。吉本在描述狄奥多修斯下令禁止多神教宗教仪式所带来的后果时，曾这样写道：
诗人或哲学家的宗教情感由于祈祷、冥想和研究而得以维持；但是，公开的宗教祈祷仪式才是维持民众宗教情感的唯一坚固基础，这种宗教感情从模仿和习惯中吸取自己的力量。阻止举行这种公开的宗教祈祷仪式，有可能在几年内导致严重的人民革命。如果没有教士、教堂和《圣经》等经典书籍的人为辅助，神学理论不可能被人们永久铭记。无知百姓的头脑仍然受盲目的希望和迷信的恐惧牵引，他们很快就会被自己的上司说服，认为应去崇拜本世纪拥有统治地位的众位神只：他们开头是由于自己的精神饥馁不得不接受新的学说，而在支持和宣传新学说的同时，也会不知不觉对新学说洋溢着诚挚的热情。《罗马帝国衰亡史》第二十八章。
狄奥多修斯在遥远的过去给人们上的这一课，值得后人好好仿效。塞满俱乐部的人们听命于某种集体节奏——即参加大家都参加的活动，如果与大家的想法不一样，那就是荒谬。这个集合体是由个体组成的，有些人虽对这一切心怀疑虑，还是说了预先规定该说的话，唱了预先规定该唱的歌；这种行为就打造出了一种群体氛围，最后自己也被这种氛围所感染。俱乐部的影响尽管带有理性的表征，但也属于群体魔术现象之列。教条的理性主义与魔术相结合，是通过取消自由讨论实现的，其实自由讨论正在失去意义：如果凡是学说宣布的一切都是真理，就像说二乘二等于四一样不可辩驳，那么容忍另一种意见，说二乘二等于五，简直就是不成体统。
年轻公民从上学的第一天起，就得接受建立在这种真理之上的教育。人民民主国家的学校与西方的学校有本质上的区别，我在战前的波兰就是在这种学校念书的。我和我的同学接受的是双重的价值体系。数学、物理和生物课教会了我们科学法则，同时教会了我们尊崇19世纪传承下来的唯物史观。历史以及文学史课却不服从这些科学法则，更别提天主教宗教史和护教史，它们常以幼稚的方式对物理课和生物课所教的东西提出怀疑。在人民民主国家，19世纪的唯物史观被运用在所有学科里，历史以及所有人类创造史都作为不可动摇和已知的法则活动的结果来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