伦理凯特曼。新信仰的伦理基于这一原则：凡是能为革命利益服务的一切，都是好的；凡是有损于革命利益的一切，都是坏的。因为公民在相互关系中采取正确行为，有助于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革命——所以对公民的道德施加了很大的压力。新信仰的核心就是“培育新人”，对党员的要求极其苛刻，要求他们几乎要实行禁欲主义。所以，加入党与加入僧团没什么区别，新信仰的文学对待这种行为态度之严肃就像天主教的文学对待新修士所举行的发愿仪式一样。一个人在党内的级别越高，他的私人生活就会受到越严密的监控，党员若受贿、酗酒、通奸或私生活混乱都会被取消党员资格，不得担任较重要的职务，因此党的高层人物都要具备苦行僧的特点，一生只能献身于一个事业，那就是革命事业。至于某些“尸位素餐者”（即那些只有虚职的人），他们的日子还算好过（毕竟他们都还属于党），尽管他们已经不具有实际影响力，但考虑到他们的名气，人们还是容忍，有时甚至纵容他们的弱点，因为他们的弱点，例如穷奢极侈或者酗酒，正是他们唯命是从的保证。毕竟新信仰的道德理想是清教徒式的，如果能把所有公民都关在小小的修室里，只放他们出来参加政治会议或者工作，那无疑是最合乎愿望之事。遗憾的是，人的自然本性无法违背，因为人口增长还得靠男女发生性关系，这是个需要认真对待的事实，虽然会有许多不便之处。
“新人”是这样培养出来的：他必须承认，自己行为的准则仅在于总体利益，无论是思考还是对事物的反应都要与别人一致，与此同时还要表现谦虚；工作要勤勤恳恳、任劳任怨；对于国家给予的一切要表示心满意足，并严格限制自己的私生活，例如不能在外过夜；此外，要经常处在自己的同事中间——一起工作，一起娱乐；注意观察自己周围的一切，积极向当局汇报身边同志的所有想法和举动。
告密这种行为，古往今来在各种不同文明中都时有发生，一般而论从来没有人将此种行为提高到美德的程度。但是在新信仰的文明中，告密却是作为好公民的基本美德受到赞许（虽然大家都竭力回避告密这个称谓，而是采用迂回说法），告密是使所有人畏惧和防备其他人的原因所在。新信仰国家的办公室或工厂里的工作十分繁重，不仅有工作量的要求，最让人身心交瘁的是：还得随时提防无所不在的眼睛和隔墙有耳的现象。下班后，人们还得去参加各种政治会议，或去听某些特殊讲座。就这样，日复一日，片刻也不能放松注意力！如果发生交谈者推心置腹的情况，那一定会坏事：因为人们看似无忧无虑地交谈，对某事表现同情或者打抱不平，为的是引你上钩，引得你口吐真言，你的倾诉将被拿去写报告，以便告密者提高自己在上司眼中的身价。
建立在总体的个人崇拜基础上的伦理学，从总体利益的角度看是剂毒药。只要对此略加思考，新信仰智者的心态的确令人费解，他们会向人的明显生理弱点作出让步，但他们拒绝承认，人的本质还有其他弱点。例如，一旦注意力的紧张程度有所降低，人们感觉就会好些；恐惧时心里会感觉极坏。撒谎对人的本质不利，因为随撒谎而来的是内心的警觉。这些弱点连同其他弱点，例如踩着他人的肩膀往上爬以改变命运的倾向，把原来建立在相互合作上的兄弟情谊转变为钩心斗角的伦理，而在这种斗争中，那些好玩弄手段、诡计多端的人就能获得最大的生存机会。这似乎是另一种类型的斗争，不同于早期工业资本主义时期，那时人是在金钱斗争中争取最大的生存机会。总体而言，看门狗一般可以分为两大类型：狂吠而粗暴的狗，隐藏在暗处不声不响、伺机咬人的狗，第二种类型的狗在新信仰国家中享有最多特权。根据这些原则，经过五十年或一百年的教育，一个人种就有可能定型，再也不能回归原貌了。“新人”现在不再只是有待培养，而是已经变成了现实。
伦理凯特曼产生于感到对总体忠顺的伦理有许多不足之处。在党的高层人士中伦理凯特曼并不罕见，深受伦理凯特曼影响的人，不管他能多么泰然自若地以革命的名义屠杀数以百万计的人，而他们一旦发现可能遭到清算，都会积极采取某些措施，竭力弥补自己的严酷，在与人的相处中比那些敬奉个人伦理的人更诚实些。他们会表现得极富同情心，并尽力帮助他人，其实，正是由于同情心，他们在年轻时代走上革命道路，如此重复实践了马克思本人的经验。这种形式的凯特曼，主要表现在老共产主义者身上，每当个人情谊与其所服务的事业之利益相冲突，他们会长时间地在良心上权衡利弊，只有当他们彻底明白袒护或不谴责朋友，可能有损于对他们而言最宝贵的事业时，他们才会变得极其冷酷无情。这些人通常被视为清白而正派的人，受到大家的尊敬。但即便如此，他们也难以摆脱“具有知识分子特点”的常有的猜疑。“知识分子特点”对那些人来说是一种鄙视用语；那些人作为理论家当然无懈可击，但因为在伦理问题上过于敏感而妨碍了他们的行动。革命者应该是冷酷无情的人，当他们盲目砍伐人的生命之树时，用不着去考虑，这些树中哪一棵是真正腐烂了的。
伦理凯特曼，在人民民主国家中显然是最强劲的一种凯特曼，因为新信仰的伦理道德在那里推行才短短几年，而被新信仰征服的旧伦理道德已经持续了数世纪。永远无法预见，这种凯特曼会在何时、何人身上显现出来，也就导致了一种惊奇之感。有些人提出各种理由证明他们不从事告密活动，但他们却都有告密陋习；相反，有些最该被怀疑为轻视“偏见”的人，却对自己的朋友，甚至陌生人，表现出无法解释的忠诚。这种凯特曼大大增加了控制公民思想的难度，因此常常遭到清除，然而可能运用这种凯特曼的情况如此之多，以致它常有机会避开官方施压的各种手段。
西方国家的居民完全没有意识到，数以百万计表面上似乎多多少少与他们相似的人，正生活在跟火星居民的世界一样难以想象的世界里。与这些人相比，西方居民就像一个天真的孩子，甚至不知道凯特曼将为人的天性敞开怎样的前景。同时也想象不到，一个生活在持续内心紧张中的人，其潜在的天赋如何被迅速激发出来。他甚至不怀疑，当他被逼到墙角、走投无路时，当他必须或者表现得足智多谋或者灭亡时，他会把机敏和心理洞察力提到怎样的高度。因为环境的逼迫，那些最有心计、随机应变者的求生欲创造了在现代欧洲迄今罕见的人种。那些必要性——其结果就是凯特曼——在开发智力，这一点毋庸置疑。无论是谁，如果他将某处媒体刊登的单调文章或者某处发表的刻板演说当作衡量中欧和东欧国家精神生活的尺度，那他就会犯严重的错误。因为这一切仅仅是表象，在那里，人们接受了某种特殊的风格、专用术语和一套固定的词汇；正如神学家在严格的正统思想统治时期，需要使用教会专用的严格语言惯例来表达自己的观点一般。在那里，重要的不是某人说了什么，而是他想说什么，同时通过挪动一个逗号、插入一个“和”字，用特定的语序来说明问题并隐藏自己的思想。没有去过中欧和东欧国家的人，谁也无法了解在那里正在进行着多少规模巨大的战役，无法了解凯特曼的英雄们怎样倒下，战事因何而起。人们在这种旷日持久的斗争中奋战着，就像在一系列哲学棋盘上艰苦奋战着那样，他们相当鄙视自己同胞中那些弃国而去的政治流亡者。一位外科医生从不认为，一个屠夫在技术的灵巧度上可与他相提并论；同样地，一个在精确程序中经过严格训练的波兰人、捷克人或者匈牙利人，在得知侨界有某人把他称为叛徒（或者猪）时，他也会一笑置之——因为这个时候，那个“叛徒”（或猪）正在参加一种斗争，而其结果关乎15个实验室或者20个艺术工作室的命运。他为此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呢？在国外的那些人根本无从知晓。他们不知道，什么被收买和用怎样的价格收买。
凯特曼作为社会习俗并非完全没有长处，要评价这些长处只须看一看西方国家的生活。西方人（特别是西方的知识分子）得了一种特殊的厌世症，他们的感情和精神生活过于分散，他们徒劳地试图将一条流淌过沙砾和贫瘠土地的小溪引入石砌的河床；或者用另一个比喻：他们所想、所感知的一切，就像水蒸气消散在辽阔的天空。自由对他们来说是种负担，他们所得出的任何结论都没有约束力，可以这样理解，也可以那样理解，以致造成了无所适从。他们之中最幸福的似乎是那些成了共产主义者的人：他们生活在其中的制度，好比一堵墙；他们不时撞到这堵墙上而遇到阻力，正是这个阻力使他们认识了自己——就像曾经散发到空气中的水蒸气遇到大气压力而再度被压缩而凝聚成水。对那些必须掩盖自己共产主义信念的人而言，践行凯特曼时遇到的压力更大，毕竟这种习俗在西方国家并不普遍。
显而易见，践行凯特曼意味着在对某事的反抗中实现自我。践行凯特曼的人由于遇到阻碍而痛苦，但是如果这种阻碍突然被解除了，他也许会发现自己反而陷入到更加痛苦的虚空之中。人的精神上的健康有时也需要由内心的反抗来实现，而这往往是一种特殊的幸福。人通常在自己的内心有个至圣所，他会想方设法加以保卫，不使别人侵犯，由此产生的情感上的魔力，要比凡事都随意说出来有趣得多。对多数人来说，必须生活在持续的紧张状态下和无时无刻不处于警觉中，似乎是一种酷刑，但这同时也给很多知识分子带来一种受虐淫的乐趣。
践行凯特曼的人在撒谎。但反过来说，假如他能说真话，就不那么虚伪了吗？一个画家会竭力把违禁的（“形上学的”）、对世界之美的陶醉偷偷塞进以集体农庄生活为题材的画卷之中，可是一旦给予他充分的自由来作画，他也许反而感到迷惘。因为，他觉得自己获得的展示自由越少，所描绘的世界之美就越大。一个诗人幻想，假如他没有受到政治任务的束缚，那么他就能尽情去写他所想写的一切，当然也包括写出他幻想中的美。但也有可能，一旦他摆脱政治任务的束缚，那种在幻想中如此美好的东西便完全随风飘散，消失得无影无踪。凯特曼是一种善行，有利于培养人们的幻想，人能从中学会去爱在他周围树立的围墙。有谁知道，新信仰获得成功和它对知识分子具有莫大的魅力，其秘诀不是在于人身上缺乏一个内在的中心！新信仰让人受到压力的同时，创造出一个中心，而无论如何要在人心中造成一种感觉，让他认为这个中心确实存在。对自由的恐惧不是别的，正是对虚空的恐惧。“人的内心一无所有，”我的辩证学家朋友曾这样对我说，“你从自己身上永远拿不出任何东西，因为那里一无所有。你不可能离群索居而独自在荒野中写作。你要记住，人是各种社会力量的从属现象。任何欲离群索居的人，终将毁灭。”这也许有道理。但我怀疑，难道这能超乎我们的时代而被当作一种法则吗？假如人真觉得其内心一无所有，那么但丁就不可能创作出他的《神曲》，蒙田就不可能创作出自己的《随笔》，夏尔丹也就不可能画出一幅静物了。当一个人承认自己内心一无所有时，他就会接受些什么——即使他知道那是不好的东西；但如今人们所想要接受的，也许就是能与他人在一起，而不是离群索居。只要人相信这一点，那么他的行为就没什么可以指责的了。或许最好能培育出一个发育健全的凯特曼，让他臣服于压力之下，因为这种压力有时能使他感觉到自己的存在，而不会冒险去相信过去多少个世纪以来智者们的断言——人是上帝的造物——以致惨遭失败。
假设有人能在没有压力、抛开凯特曼的情况下生活，他就会去挑战命运，那时他就会说：“就算我输了，我也不后悔！”如果人能生活在没有强加的反抗的情况下，如果人能为自己创造自己的反抗，那么“人的内心一无所有”这个说法就不对了。挑战命运，这也许就是信仰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