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凯特曼。民族凯特曼不仅在民众中广为流传，甚至所有附庸国中的党的高层也无法摆脱这种凯特曼。因为，铁托约瑟普·布罗兹·铁托（JосипБрозТито，1892-1980），克罗地亚人，前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总书记，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缔造者、总统，不结盟运动发起人之一。就像戈比诺所描写的萨德拉那样向全世界宣布了自己反斯大林的异端邪说，人民民主国家中数以百万计的人，在实践凯特曼时必须采取深思熟虑的机智手段为自己戴上假面具。在东欧各国首都跟“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的拥护者的典型论争教会了公众，什么词语、什么反应会招来责难，指责他们心中所怀有的灾难性的倾向。保护自己不受非难的最有效办法就是：每走一步都高声赞叹俄罗斯在各个领域的优秀成就，腋下随时夹着一本俄罗斯杂志或书籍，嘴里时时哼唱着俄罗斯歌曲，以及在俄罗斯音乐家和演员演出时给予热烈的掌声，等等。一位作家若将自己的写作题材单单局限在国内，而没有一部作品是为任何杰出的俄罗斯人士或俄罗斯生活而写的，就不能被认为是个十分安全的人物。践行民族凯特曼的人的主要特点，就是视俄罗斯为一个野蛮国家，并对其予以无限藐视。在工人和农民中，这种蔑视通常建立在观察的基础上，而且非常情绪化。他们或观察过解放他们的军队的士兵，或在日常生活中观察过俄罗斯人，因为“二战”期间，他们当中许多人曾住在俄罗斯管辖的地区。
因为迄今为止，俄罗斯和今天所谓人民民主国家之间在生活水平和文明程度上都存在着巨大差别，而后者都显得要高得多。民族凯特曼因此就能找到丰富的滋养。简言之，不能把它定义为民族主义。许多世纪以来，中欧的斯拉夫人和德国人一直互相仇视，但斯拉夫人仍对德国人醒目的外在文明标记表示尊重。然而通过比较，人们看到了自己习俗的更为高雅之处，看到自己具有更优越的组织能力，例如在运输方面，或是在跟机器打交道方面。如果有机会让中欧人表达一下自己对俄罗斯的态度，那么他们大都会轻蔑地耸耸肩；尽管如此，他们依然害怕从欧亚大陆深处蜂拥而来的这个人群。
但事情并非在所有人那里都纯粹是情绪化的。出身于工人家庭的青年知识分子中几乎压倒一切的评价，可以简单归结为一句话，那就是：“社会主义——好，俄罗斯——不好。”而这就是教义差异之微妙所在。进一步推理，欧洲国家在实现社会主义方面肯定比俄罗斯准备得更好些（因为那里的人民更聪明），土地大都已开垦，交通网更为发达，工业也不是从零开始。而且，不是非要采取某些残酷手段不可，甚至不需要这样做，因为那里的社会纪律已经达到了很高的程度。可是在那里，“通向社会主义的民族道路”却遭到了谴责，有许多实例证明，不管什么人，只要反对全盘照搬的俄罗斯模式——哪怕是在最微小的细节上——反对屈从中央专政，他就是叛徒，就必须分担铁托的命运，也就是采取对抗莫斯科中央的立场，削弱其军事潜力，而这种潜力是进行世界革命的唯一手段。宣布反对这种论点就意味着将新信仰一笔勾销，建立起另一种信仰，以取代新信仰，也就是说，建立一种直接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理论衔接的信仰。萨德拉实际上早已处于伊斯兰教之外，但是他非常谨慎，不在毛拉面前暴露这一点，与此相似的情况是，很多表面上相信新信仰的人实际上都处在新信仰之外。然而，另一些人却在铁托与西方的结盟中看到历史宿命论的例证，同时，他们又不肯相信这种宿命论实际上只是莫斯科中央对附属国政策的必然结果，于是这些人就把自己关闭在不应妨碍中央的对外行动的凯特曼中。一个忠诚的穆斯林，即使对自己的凯特曼感情深厚，也从不会在伊斯兰教为自己的生存与不诚信的人进行斗争的领域设置障碍。所以民族凯特曼只在与中央推行世界革命无关的事务和行动上才有所表现。可是在另一方面，只要不伤及革命大业，就在可能范围内扞卫自己的民族利益。
革命纯洁性凯特曼。革命纯洁性凯特曼是一种罕见的变种，因为比起人民民主国家，它更常见于俄罗斯的大城市。革命纯洁性凯特曼是建立在相信列宁时代的革命“圣火”的基础上，诗人马雅可夫斯基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ВладимирВладимировичМаяковский，1893-1930），着名俄国诗人，代表作有《列宁》、《穿裤子的云》等。就是这圣火的象征。1930年，马雅可夫斯基的自杀，标志着苏联文学、戏剧和音乐繁荣时代的终结。“圣火”被扑灭，以冷酷无情的方式推行农业集体化，导致了数以百万计的苏维埃公民死于强迫劳改营，同时对那些非俄罗斯民族实施了极端残忍的政策。文学在强加于它的理论影响下变得干瘪失色，绘画被毁，曾经在世界上占主流地位的俄罗斯戏剧被剥夺了实验的自由，科学也只能听命于来自上面的指令。实行革命纯洁性凯特曼的人全身心地痛恨他这里指斯大林，认为他要为俄罗斯人民的可怕命运及其他民族对俄罗斯民族的仇恨负责。然而人们并不确定他的出现是否必要，也许，在现今这样的特别时期，人们期望暴君的出现。在大规模的肃反运动中，众多优秀共产党员死去，民众生活水平下降，艺术家和学者堕落成唯唯诺诺的人，整个民族群体被消灭——除了他，还有谁胆敢采取如此行动？但俄罗斯毕竟打败了希特勒，革命事业没有被外部力量摧毁。从这个角度来说，他的行动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形势下似乎行之有效且具正当性。如果他没有在1937年采取特殊的恐怖行动，就不会有那么多的人愿意帮助希特勒吗？当今苏联的学术和艺术所走的路线无论怎么与常理相悖，面对战争的威胁，还不是提升俄罗斯道德的最有效工具嘛？他是粘附在光明的新信仰之上、令人深恶痛绝的污点，但同时又是我们现在必须容忍，甚至是应给予支持的瑕疵。“圣火”没有熄灭。当胜利来临之际，“圣火”将带着旧有的力量再度熊熊燃烧。他强加于人们的镣铐将会被砸碎，民族之间的关系将会根据更新、更好的原则去运作。“二战”期间，革命纯洁性凯特曼在俄罗斯如果说没有广泛传播，至少也相当普遍。那么它今天的这种形式就是已经幻灭过一次希望的复兴。
美学凯特曼。一个有良好品位的人不可能在文化领域过于认真地对待来自官方的压力，无论他对最新的诗歌怎么鼓掌叫好，无论他撰写了多少关于当今画展的溢美评论，也无论他怎样佯装喜欢那些崭新大楼令人感到沉闷阴郁的建筑艺术。当在家里独对四壁时，他就完完全全地变成了另一个人。在他家里，人们可以看到（如果他属于生活境遇良好的知识分子）那些被官方谴责为资产阶级艺术的复制品，听到现代音乐的唱片，看到他广泛收藏的、用不同语言写作的各国老作家的作品集。这种纯个人的奢侈是可以被宽恕的——如果他在类似上述布置的工作室里完成的创作能给官方带来预期的宣传效果的话。为了保护自己的地位和住宅（承蒙国家恩宠他才得以拥有），这类知识分子随时准备做出任何牺牲或设置任何骗局，因为在一个无法离群索居的社会里，或许再也没有比“我的家就是我的城堡”这样一句俗语更能表达“独处”的价值了。那时，尚未在私人住宅里安装用来监视民众行为的电视监视器，为此人们在收听外国广播和阅读一些优秀图书时，可以获得片刻放松。当然，这只有在他一个人独处时才可能；一旦有客人造访，游戏就得重新开始。
从未有人更深入地研究过，一个人究竟需要多少我们姑且称之为审美感受的那种经历。在一个社会群体中，只有为数不多的人的审美感受与艺术作品有关，大多数人是在生活的激流中，从他们自己所经历的事实中吸取转瞬即逝的自然审美乐趣。在城市里，人的眼睛会看到商店橱窗里五色斑斓的展品，看到形形色色的人物，而通过想象力，就是看看路上的行人，也能从他们脸上猜出每个人的生活故事。当一个人在人群中行走时，他的想象力的运用带有某些情欲的特点，他的某种激情也接近于生理冲动。眼睛因能看到服装、看到灯光的闪烁而欣喜，比如，看到巴黎市场上成堆的蔬菜和鲜花、各种形状和色泽的鱼和水果，以及各种不同色调的鲜红肉块，都能给人带来愉悦，不一定要到印象派或荷兰人的绘画中去寻找这种愉悦。听觉能抓住咏叹调的片段、机器的轰鸣与鸟的鸣叫混杂在一起的声音、叫喊声、笑声。嗅觉记录不断变化着的气味：咖啡、汽油、橙子、臭氧、烤干果、香水。那些大城市的歌手已经用了很多篇幅来描写平淡生活中的喜悦之情。一个游泳者把自己托付给波浪，感受着身边自然力量的无限美妙，也会陶醉其中。说起大城市的一些伟大歌手，我想到了巴尔扎克、波特莱尔和惠特曼。似乎，参与集体活动所激发和强化的力量是基于对可能性的感觉，基于一直变化莫测、出人意料之事，基于人不断追求的奥秘。
同理，让我们看看农民的生活：尽管单调笨拙的手工劳动令人感到乏味，但通过风俗的节奏、教堂的仪式、圣像、乡间集市、民间服装、纸花装饰、民间手工雕塑、音乐和舞蹈都能表达审美感受。
在新信仰国家，城市丧失了自己昔日的面貌：小私营企业被关闭致使街道看上去死气沉沉和官气十足，消费品的长期匮乏也使每个人都显得灰头土脸、神情沮丧。即使有消费品出现，那也是单一样式的劣等品种。恐惧麻痹了人的个性，人们无论在言行举止或是在衣着与面部表情上，都尽可能做到和大家一模一样，尽量不引人注意。城市里到处都是受统治者欢迎的某个种族群，他们的特征是：男人个子矮小，大腹便便；女人腿短，走路时扭着肥硕的臀部。这就是无产阶级的类型，是由强制性的审美样板过分夸张地培育出的一种类型。这些肥臀粗腰的女人和大腹便便的矮壮男人，完全可能通过电影、绘画和时尚的影响来改变外观——就像在美国那样。可是在那种存在相互“观望”的地方，人们希望自己能拥有和大众传媒所展现的样板一样的外貌。这种审美样板如果不是比饮食方式对人的影响更大，也是处于同等程度。街道、工厂和集会地点到处都悬挂着红旗和写有标语、口号的红色横幅。一些新大楼的建筑风格虽然雄伟壮观，却令人感到压抑（我说的不是修复的大楼）；建筑艺术如果表现出轻盈和欢快的特色，就会立即被谴责为形式主义。因此，新信仰国家的城市居民们所能得到的审美感受极其有限，唯一有魅力的地方就是剧院。剧院的魔力犹存，即使戏剧内容和舞台布景受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指令的束缚（后者不应是布景师充分发挥想象力的场所）。早前那些作家的戏剧演出大获成功，受到了广大观众的欢迎，例如：莎士比亚剧目的演出，不仅以其奇幻的舞台布景，甚至在运用了自然主义的舞台布景时也能大获成功。在新信仰国家，人们如此饥渴地向往陌生奇妙的事物，统治者本应想到这一点，然而他们似乎没有思考这样的问题，因为他们认为这种渴望是过去残留的现象。
迄今所有农村的风俗形式都通过强制将农民变为农业工人这一过程而被废除了，然而经过多个世纪传承而逐渐积累形成的特殊的农民文化依然保存了下来。我们不妨坦率地说，这种文化的支柱主要还是中等富裕或较为富裕的农民。斗争他们，以致他们必须伪装，这会导致农民在衣着、农舍的装饰、私家果园的培植等方面丧失自己的特色。但是，官方在对于民间创作（原生态音乐、歌曲、舞蹈）的保护与新经济体系的需要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官方很关注民间创作的发展，但新经济体系的圆满结果，是让农民住进木造的营棚或砖砌的楼房，而且每栋楼里都要住很多户人家。随着关闭教堂，废除天主教节日，中止失去了经济意义的农村定期集市，将可对农业工人实施与城市居民同样的政策，其实那些政策只对城市居民具有重要意义。
在这种情况下，美学凯特曼就具备了一切扩张的机会。它表现为对陌生奇妙事物的下意识渴望（这种渴望被引向剧院、电影和民间演出这些受到控制的娱乐），而文学、艺术工作者则以种种不同形式逃避现实。作家从古代文本中挖掘新的内容，同时只对古代作家的作品进行评注，并重新编辑出版。他们乐于为儿童写书，因为在这过程中幻想的自由略多一些。他们当中有许多人选择去大学教书，因为对文学史的研究，能给他们提供一定的安全借口，使他们可以深入过往，安心与具有巨大美学价值的作品对话。翻译往昔的散文和诗歌的人数与日俱增。画家们甘愿为童书画插图，以便为兴趣找到表现的机会，因为他们可以借口激励孩子们“天真”的想象力，选择一些华丽的色彩。戏剧导演通过向观众呈现糟糕的当代作品来补偿他们所谓的过失，同时竭力在剧目中塞进戏剧泰斗维加洛佩·德·维加（LopedeVega，1562-1635），法国喜剧作家、演员、戏剧活动家。和莎士比亚的作品。而某些造型艺术的代表却表现得十分大胆，他们在宣扬日常生活美学需要的同时，几乎暴露出自己的凯特曼，于是他们建立了一些专门机构，以便设计布料、家具、玻璃器皿和工业陶瓷的样品。他们甚至能获得党的上层中最聪明的辩证学家的支持，还能得到一些资金从事类似的各项活动。我们应该十分尊重这些人的努力（让我们想想看，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在“二战”前，是除瑞典和芬兰之外在室内装饰领域处于领先地位的国家）。然而，几乎无法解释，为什么在绘画和建筑艺术方面被视为形式主义的东西，居然能长时间在实用艺术领域被人们所接纳。
在这种实验中，美学凯特曼的合理化显而易见：既然在社会主义经济中一切都是有计划的，那又为何不能有计划地满足人们的审美需求呢？但是在这里，我们却侵入了心理学这个魔鬼的领域。承认人的眼睛需要看到欢悦的色彩、和谐的形状、明丽的阳光和灿烂的建筑艺术，这就意味着断言中央的鉴赏力奇差。然而，在此领域中依然看得到某种进步，他们已经按照芝加哥1900年建造的大楼样板建设摩天大楼，很可能在2000年，他们那里将正式引入今天在西方认为新颖的现代艺术形式。然而，审美体验的形成一般是由于各种事物的有机结合，怎能设想色彩与和谐能跟恐惧相结合呢？这就如同无法想象长着靓丽羽毛的鸟儿生活在北极圈的冻原上一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