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启明家的小四合院坐北朝南，背风向阳，通视良好，开窗日月进，闭门一家亲，辛苦忙碌的农事，衣食无忧的生活，让全家老少其乐融融，尽享天伦。郑长庄所处山沟的沟底，有一条从山上岩石缝里钻出来的小溪，小溪的上游宽不盈尺，溪水在石块上跳跃着，发出“哗啦啦”的响声，像是热情的少女在唱歌；小溪流到郑启明家的山坡下边的时候，已经有两三尺宽，溪水不紧不慢地流淌着，声音比上游小了很多，如同成熟稳重的中年妇女，缓步轻移，悄声叙说着家常；小河流到山沟沟口的时候，已经宽达丈余，无声无息，安稳恬静，好比走路走累的老妪在小憩，只有当水面上有落叶飘浮的时候，人们才能看到她是在缓慢流动，依依不舍地穿过公路涵洞，离开郑长庄，去寻找自己的归宿。
郑长庄的人没有见过大世面，把小溪称作河，还给它起了一个好听的名字——清水河。
郑长庄山高坡陡，手机信号不好，电视图像不清，但是外界的各种信息依然能够通过各种渠道传送给这里的每一个人。
秦月芳在去往村里的岔路口下了长途公共汽车。
进入郑长庄沟口看到的第一户人家就住在清水河岸边，距离公路只有十几米远，这户人家的二闺女小翠是秦月芳当年的闺中密友。秦月芳在生产大队当团支部书记的时候，小翠是村里的共青团员，秦月芳和郑启明结婚不久，她也远嫁他乡。
小翠的爹郑全兴是一个老实厚道的庄稼人，年老体弱，已经不能下田干活。因为住在靠公路旁边，来往的车多人多，他便在自家东屋的墙上开个窗口，卖起了小百货。后来县邮电局又让他代售部分报纸杂志，小翠家就成了郑长庄经济文化中心和信息传播中心。这里人多嘴杂，既是大道消息的批发部，也是小道消息的中转站。
在文化大革命闹得最厉害的那几年，小翠的几个弟弟妹妹争先恐后地从娘肚子里爬出来，来到乱哄哄的世界上凑热闹。小翠的家在郑长庄也算是个大户人家，现在她的兄弟姐妹大多都单独成家立户，只有一个老疙瘩弟弟与她的爹娘一起生活。小翠的娘年纪不算太大，只有七十多岁，但已经老得风雨飘摇，身体弯曲，如同是煮熟的基围虾，面孔多皱，好像是少女的百褶裙，身体瘦弱得似乎一阵三级风就能刮走。小翠她爹是有钱难买老来瘦，身上皮松肉少筋骨硬，就像是一根风干了的老丝瓜。但是他人老眼不花，一照面就认出了秦月芳。
小翠家当年劳动力少，吃闲饭的人多，生活贫困，度日艰难，一家人数米而炊，称薪而燃，狠不能单靠呼吸新鲜空气过日子。秦月芳家里那时的生活条件相对稍好一些，经常接济小翠家里。
小翠的娘用衣袖擦了擦迎风流泪的双眼，扳着秦月芳的肩膀端详了好一会，才把眼前的女人与秦月芳这个名字对接在一起，想到当年秦月芳与女儿的关系，老太太饱经风霜的老脸乐成了一朵干枯的菊花，又是搬板凳，又是倒开水，热情得好像是自家的小翠回到了娘家。
秦月芳从提包里拿出两盒巧克力派递给小翠的娘说：“婶子，我知道您牙口不好，给您带了一些咬得动的点心。”
小翠的娘接过点心，拉着秦月芳的胳膊，翕动着缺牙漏风的嘴说：“你总有四五年没有回老家来了，婶子挺想你的，今个晌午就在我家吃饭，我还给你烙你和小翠都爱吃的玉米掺白面煎饼。”
秦月芳急着回家，谢绝了小翠她娘的好意，拎起两个提包就要上山。小翠的爹在一旁对秦月芳说：“你先别急着走，启明他爹知道你今天回来，让我见到你时告诉他，他让人下山来接你。”
秦月芳笑着说：“我走山路的武功还没有废，走路上山一不磨轮胎，二不费汽油，还能锻炼身体，不到半个小时我就可以走到家了。”
小翠的爹急忙拦住她说：“那不行，这是我和启明他爹说好的事，他要是不说让人下山接你，我就直接送你上山了。”
小翠她爹说完，走到院子外边，放开嗓门朝山里连喊了几声：“月芳回来了，月芳回来了，月芳回来了！”
在去往山里方向一百多米的一棵老榆树下，住着一户人家，从这户人家走出来一个中年妇女，她对着山里也高喊了几声：“月芳回来了——”
在山沟往里拐弯的地方，有几个人正在田里干活，其中一个小伙子放下手里的家什，也放开喉咙朝山里喊：“月芳回来了，月芳回来了！”
过了不到两分钟，通过刚才几个人的口传回一句话来：
“知道了！”
“知道了！”
——
月芳很熟悉家乡这种延续了多年的通讯方式，尽管前几年村里已有人家安装了电话，近几年不少青年人也装备了手机，可以在山外办事时使用，但村里人暂时还没有丢弃这种传统的传话方式。有些人家有了事，不管是大事小事，只要你站在门口大声吆喝几声，就有人当你的传声筒，像“小峰，你娘让你回家吃饭！”“秀荣，去沟口接你姐回家！”一个呼唤内容很快就会通过多个人的口，响遍郑长庄整条山沟。
这种通讯方式经济实惠，既可以节省经费开支，也能够加深村民感情，不足的地方是有时候传送的内容“失真”。有一次，住在山脚下的郑方隆家的牛临产，郑方隆去山外赶集没有回来，他老伴呼喊分家后住在山上的儿子：“清泉快回来，咱家的牛快生了。”
离她家不远处的一个男人帮她朝山上喊：“清泉快回来，你娘家的牛快生了！”
再住上边的一户人家的一个男孩子接着朝山上喊：“清泉快回来，你娘快生了！”
郑全兴喊完话刚过了十几分钟，就有一台小四轮拖拉机“突突突”地喘着粗气，在布满石头蛋子的道路上，蹦蹦跳跳地冲下山来。
开拖拉机的“老师傅”，是郑启明只有十三四岁的小侄子春娃。
他说爷爷奶奶在家都等急了，早就催他下山。
秦月芳告别小翠的爹娘，坐在春娃驾驶的拖拉机上，沿着清水河溯源而上，虽然被颠得浑身肌肉乱颤，心里却觉得热乎乎的。
家乡的大山向她张开了欢迎的怀抱。
部队里的人都知道“连队紧，机关松，吊儿郎当汽车兵。”这句话。汽车兵由于工作性质的不同，工作、生活没有规律，容易作风散漫，在管理上有一些难度。郑启明主要负责综合部机关有关运输车辆方面的协调工作，更多的心思还是放在了机关车队的人员管理上。
秦月芳非常支持丈夫的工作，郑启明除了吃饭睡觉在家里，其他时间大多都在车队泡着，她对丈夫的做法毫无怨言。郑启明逢年过节喜欢把车队的干部以及一些战士带到家里“撮”一顿，小伙子们战斗力很强，秦月芳准备半天的饭菜，半个小时或者二十分钟就从餐桌上转移到他们的肚子里边去了。蹭饭的人走了之后，秦月芳差不多又要用半天时间刷锅洗碗、打扫战场，所以，她经常说，过节往往比平时还累。秦月芳嘴上说累，心里却很乐意车队的干部战士到家里来，因为她是个爱热闹的人，喜欢与他们聊天拉家常，小伙子们也觉得农民出身的大嫂说话风趣，喜欢与她说说心里话，所以相处得都很融洽。
郑启明心里明白，秦月芳虽然忙的是家务活，实际上是在帮助自己做思想工作，他多年来所担心的，正是年轻人的思想工作做得不到位，成为事故的隐患。
郑启明心里也清楚，现在的战士文化水平高，见多识广，思想开放，不像自己当战士时那样单纯，那样老实听话、唯命是从。现在的战士也不像过去的战士那样怕当官的，排长连长扳着面孔一批评，就吓得立正站好，洗耳恭听。在有些问题上，现在的战士还总想与你辩个一二三四，分出青红皂白，有时候讲大道理你还真是讲不过他们，搞不好他们还会给你来个“子教三娘”。还有一点，就是你找他们正儿八经地谈话交心，他们特别会唱高调，拐着弯给你兜圈子，不愿意往主题上讲，你与他们玩耍嬉戏、无事闲聊时，他们倒是愿意向你暴露真实思想。郑启明心里更清楚，要管好现在的年轻人，不仅要严格纪律，还要倾注感情，言传身教，以理服人。
郑启明在食堂吃过早饭，来到汽车队队长许长利的宿舍。
汽车队共有三个分队，一分队是公用卧车，二分队是专用卧车，三分队是大轿子班车。三个分队的司机虽然工作一样，都是开汽车，但他们在平时的待遇和以后的出路上是不同的。一分队的司机是用着你的时候就有人找你，用不着你的时候则少有人管你，他们今天为这个参谋出公车，明天跟那个局长跑长途，认识的人多，关系较广，入党、转士官、复员、转业这些关口，除了组织的安排，自己倒是也可以找找熟人、跑跑门路，一般都能有个较好的归宿。二分队的司机是“宰相家的仆人七品官”，平时说话办事都比较牛气，有些事情不用自己多讲，到了一定的时候，首长或秘书就把后路给你安排好了。三分队的司机每天都是几点一线，跑相同的路途，当几年义务兵之后，除了个别的转成士官，大部分都要复员回家，或者在京城找个临时工作，在一、二分队的同行面前，他们常常自叹弗如。机关里有人说，汽车队的司机开起车来“三分队软，一分队硬，二分队上路不要命”，不同的环境和地位，决定不同的行为方式。
因为是双休日，出车的人不多，车队显得比较清静。
许长利正在屋里睡觉，被敲门的声音惊醒后，他打开门，又坐回床上，打了个哈欠对刚进屋的郑启明说：“郑秘书以后双休日晚一点来车队检查工作，让弟兄们好好睡个懒觉。”
“都八点半了，你还嫌我来的早啊！”
“最近我总是休息不好，晚上睡不着觉，白天又犯迷糊。”
“你是不是去西半球出差刚回来，时差没有倒过来？昨天晚上几点钟睡的觉，是不是玩扑克玩得太晚了，兴奋得睡不着觉？”
“不晚，才十一点。”
“昨晚十一点，到现在是九个半小时，时间是短了一些，我有个战友的孩子，疲劳驾驶出车祸成了植物人，一天要睡二十四个小时呢！”
“我睡的时间不算短，但睡着觉的时候并没有闲着，睡得很累。你说说这个张曼玉，不经过我的允许就闯到我的梦中来，还非要让我用车拉着她爬香山、逛长城，还说她就喜欢当兵的，而且是特别喜欢开军车的兵。
郑启明把许长利的衣服从椅子上抓起来，甩到他床上说：“快把衣服穿上，别自作多情了，你们这些稀拉兵，有时候在大街上随便闯红灯、拉警报，不注意安全礼让，在人们的心目中形象并不怎么好。”
“不管怎么说，你把我的好梦搅了，得赔偿我的精神损失。”
“我不是把你的好梦搅了，是及时地挽救了你，再晚叫醒你二十分钟，说不定你就犯了重婚罪！”
车队指导员杨达志在家里吃过早饭也刚刚来到车队，听到郑启明说话的声音，走进许长利的宿舍说：“我在院子里就听见许队长给郑秘书耍贫嘴。”
许长利边穿衣服边说：“指导员天天和老婆在一起，是饱汉不知饿汉饥，我不是与郑秘书耍贫嘴，是说他不该搅了我的好梦。”
“你要是羡慕别人，让老婆把家里的工作辞掉，来北京先找个事干，等你提了副营职，家属随军有了北京户口，再给她安排个合适的工作，到那时你们不就也可以天天在一起了吗！。”杨达志说。
许长利点燃一支烟，深吸了一口说：“我和我老婆也是这么想的，但我老岳父不干，他是个生意人，每一粒脑细胞都是一颗算盘珠子，特别会算计，他怕他的独生女儿跟我出来了不管他，总想让我转业回家伺候他一辈子。”
郑启明用手扇了扇飘到眼前的烟雾对许长利说：“你怎么一起床就抽烟？首都钢厂搬到唐山以后，北京的主要污染源就是你们这些烟民的嘴巴了。你和达志的事情以后再说，我最近觉得一分队常阳的情绪好像不太正常，昨天他在院里超速行驶，还与值勤的战士拌了几句嘴。”
“郑秘书说的很对。”杨达志说，“我昨天晚上与常阳聊了聊，这个同志近来思想是有些波动。他有个初中时的女同学，在他参军不久也来北京打工，两年前常阳转成一级士官后，两个人确定了恋爱关系。这个女孩子最近傍上了一个大她二十几岁的包工头，她想与常阳吹灯拔蜡、分道扬镳。”
许长利摁灭烟屁股，三两下把被子叠好，一屁股坐在床上，生气地说：“吹就吹呗，有什么了不起！那个女孩子到我们队里来过几次，我们队里的俏皮鬼背地里都叫她‘卡门’。”
“卡门什么意思？”郑启明奇怪地问许长利。
“‘卡门’就是稍微窄一点的门她一过就卡住了，形容人长得胖。她胖一点也没关系，常阳全当是找了一个杨贵妃，关键是这姑娘长得——长得——这么说吧，把她与强奸犯在一个屋里关三天，都不用担心被性骚扰。”
郑启明听了许长利的话，笑了。
杨达志指着许长利说：“你这个老许，这姑娘还没有与常阳完全断绝关系，你就这样糟蹋人家。”
“也可能是‘等人易久，嫌人易丑’的缘故，我原来觉得这个姑娘胖乎乎的还挺可爱，后来一听说她傍了个大款老头，心里边就觉得很恶心。其实男人对女人就是这样，你喜欢她时她是西施，你讨厌她时她是狗屎。”
郑启明说：“我们的战士，特别是转成士官的战士，看到家乡的有些年轻人来北京找工作、求发展，自己也就不打算走了。他们当中，老家有女朋友的，想把女朋友动员到北京来找点事干，没有女朋友的，就想在北京打工的女孩子当中谈一个，这是新形势下的新问题。”
“士官想在北京找女朋友不容易。”杨达志说，“在北京站住脚的女孩子，有些对男朋友的条件要求非常高，特别是那些当了领班、提成业务经理或者是手里有了一些钱的女孩子，要求男方长得帅，有房、有车，最好还能有北京户口。”
许长利在一旁说：“长得帅，又有车的，那是象棋；有团长、师长职务的，那是军棋；能够越级前进的，那是跳棋；黑白两边都能走的，那是围棋。现实生活中的人生之路，并不像棋道那样都能够走得通。”
郑启明问许长利：“你天天哪来那么多俏皮话？”
“有些是在网上看的，有些是他自己创造的。”
杨达志替许长利回答。
“我讲的是实话。”许长利辩解说，“部队的士官，包括我们这些基层的干部，在北京不过是路边一棵不起眼的狗尾巴草，你现在非让狗尾巴草上开出牡丹花来，那可能吗！车子、房子是靠两个人以后的奋斗赚来的，不是天上掉不来的。有些女孩子心目中的另一半是骑白马的王子，我们的士官在她们的眼睛里不过是牵黄牛的农夫。大城市二十七八岁没有结婚的女孩子都被称为‘剩女’，我们车队有的二级、三级士官，三十大几了还不知道谈恋爱是什么滋味，高不成低不就，都在那里悬着。女孩子现在‘剩’，将来不一定‘剩’，她们之中的有的人，即使是一堆大便，最终也有遇见屎壳朗的那一天。而我们的士官，将来回老家的，有户口不一定能找到工作；留北京的，可以找个临时工作，但是没有户口，即使将来经过打拼由‘草’变为‘花’，也不一定能遇见一堆合适的‘牛粪’。终生未娶的老大爷不少，终生未嫁的老大娘你见过几个？现在倡导低碳生活，我们的有些战士已经是‘低叹’生活了——低头叹气地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