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和记黄埔在1973年受到股市大灾和世界性石油危机以及连带香港地产大滑坡的严重影响，加上和黄主人祈德尊家族经营不善，陷进了财政泥淖，接连两个财政年度亏损近2亿港元。
因此，1975年8月，汇丰银行注资1.5亿港元解救，交换条件是和记出让33.65%的股权。汇丰于是成为和记集团的最大股东，黄埔公司也由此而脱离和记集团。和记成了一间非家族性集团公司。
1977年9月，和记再次与黄埔合并，改组为“和记黄埔（集团）有限公司”。
当时，汇丰表示，在和黄经济好转后，会选择适当机会，出让其大部分股份。
其实，李嘉诚早已垂青于和记黄埔。当时他放弃九龙仓，也势必要全力并吞和黄。
李嘉诚一直密切关注和黄的发展。他通过充分的研究，认定这是一家极具发展潜力只是目前经营不善的集团公司。
另外，李嘉诚洞悉到汇丰不会长期持有和黄股，因为汇丰银行身为香港金融至尊，不会长期背上“银行操纵企业”的黑锅。也就是说，汇丰出售和黄股权势在必然。
事实上，李嘉诚知道汇丰一直在等待适当机会和合适人选出售和黄股权。
于是，在1978年的九龙仓大战中，当汇丰大班沈弼出面规劝李嘉诚时，李嘉诚果断地放弃九龙仓控制权的争夺，借以与汇丰增进友谊，为下一步收购和黄埋下伏笔。
之后，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二人交情日深。李嘉诚又进一步知道汇丰急需扩大实力，增强储备资金。就是说，汇丰有可能急于抛出和黄股。
最后，就不能不说是缘分和运气了。沈弼十分赞赏李嘉诚精明强干、诚实从商的作风及其如日中天的业绩，对李嘉诚情有独钟。
此外，沈弼慧眼识珠，认定李嘉诚堪托大任，可以重振和黄。原来，汇丰出售和黄股权，不是单纯地卖出股票套利，而是希望和黄得遇明主，重振昔日雄风。因此，汇丰银行于1979年9月以每股7.1港元的价格，将其手中持有占22.4%的9000万和黄普通股售予长江实业。
当时，对汇丰的和黄股垂涎者甚众，但沈弼及汇丰根本没有考虑让别人角逐和竞争。
汇丰让售李嘉诚的和黄普通股价格只有市价的一半，并且同意李嘉诚暂付20%的现金，对李嘉诚真是优惠之极。
接下来，李嘉诚集中火力乘胜追击，继续在股市上大量吸纳和黄股票。
经过一年的集中吸纳，到1980年11月，李嘉诚成功地拥有39.6%的和记黄埔股权，控股权十分牢固地掌握在了自己手中。
1981年1月1日，李嘉诚被选为和记黄埔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成为香港第一位入主英资洋行的华人大班（注：包玉刚入主的怡和系九龙仓不属独立洋行），和黄集团也正式成为长江集团旗下的子公司。
当时，长江实业实际资产是6.93亿港元，而和记黄埔的市价总值是62亿港元。李嘉诚以小搏大，以弱胜强，成功地控制了巨型集团和黄，难怪被称为“蛇吞大象”。
尽管匪夷所思，令人难以置信，然而这又是不争的现实。因此，李嘉诚赢得了“超人”之誉。
这与包玉刚夺得九龙仓的作风截然相反。包玉刚以其海派的气势，雷霆万钧重锤出击，怡和系殊死抵抗，因此两虎相斗，彼此都受重创。
而李嘉诚收购和黄则是和风细雨，兵不血刃，其间并没有遇到和黄大班韦理组织的反收购。
陈美华在《香港超人——李嘉诚传》中，对李嘉诚此役中超人的战略战术作了透彻的分析。
其一，李嘉诚成全包玉刚收购九龙仓的心愿，实则是让出一块肉骨头让包氏去啃，自己留下一块瘦肉。因为九龙仓属于家族性公司的怡和系，凯瑟克家族及其代理人必会以牙还牙，殊死一搏反收购。
包氏收购九龙仓，代价沉重，实际上与怡和大班打了个平手。怡和在香港树大根深，收购九龙仓，自然是一番血战恶斗。
反之，沦为公众公司的和记黄埔，至少不会出现来自家族势力的顽强反击。身为香港第二大洋行的和记黄埔，各公司“归顺”的历史不长，控股结构一时还未理顺。各股东间利益意见不合，他们正祈盼出现“明主”，力挽颓势，使和黄彻底摆脱危机。
只要能为股东带来利益，股东不会反感华人大班入主和黄洋行。这便是李嘉诚最初的出发点。
其二，和黄拥有大批地皮物业，还有收益稳定的连锁零售业，是一家极有潜质的集团公司，市值高达62亿港元。
其三，李嘉诚很清楚，汇丰控制和黄不会太久。根据公司法、银行法，银行不能从事非金融性业务。债权银行，可接管丧失偿债能力的工商企业，一旦该企业经营走上正轨，必须将其出售给原产权所有人或其他企业，而不能长期接管该企业。
李嘉诚在吸纳九龙仓股时，获悉汇丰大班沈弼暗放风声：待和黄财政好转之后，汇丰银行会选择适当的时机、适当的对象，将所控的和黄股份的大部分转让出去。
这对李嘉诚来说，不啻是个福音。长实财力不足，若借助汇丰之力，收购算成功了一半。
其四，李嘉诚梦寐以求成为汇丰转让和黄股的合适人选。为达到目的，李嘉诚停止收购九龙仓股的行动，以获汇丰的好感。
李嘉诚卖了汇丰一份人情，那么，信誉卓著的汇丰必会回报——还其人情。这份人情，是否是和黄股票，李嘉诚尚无把握。
为了使成功的几率更大，李嘉诚拉上包玉刚，以出让1000多万股九龙仓股为条件，换取包氏促成汇丰转让9000万股和黄股的回报。李嘉诚一石三鸟，既获利5900万港元，又把自己不便收购的九龙仓让给包氏去收购，还获得包氏的感恩相报。
在与汇丰的关系上，李嘉诚深知不如包玉刚深厚。包氏与汇丰的交往史长达20余年，他身任汇丰银行董事（1980年还任汇丰银行副主席），与汇丰的两任大班桑达士、沈弼私交甚密。
李嘉诚频频与沈弼接触，他吃透汇丰的意图：不是售股套利，而是指望放手后的和黄经营良好。另一方面，包氏出马敲边鼓，自然马到成功。
历来兵法主张用活兵法，不主张只靠己力求胜，而是要靠人力求胜。只求己力者，反为力胜。善求人力者，可大胜。经商靠的不是蛮力，而是智慧。如此睿智的李嘉诚，想不脱颖而出也很难。
5.迂回前进，稳步上市
李嘉诚说：“天时地利人和是商业兴隆的因素，但必须靠个人去创造和争取。要想取胜，单刀直入有时不如迂回前往，稳步推进。”
香港正式的股票市场活动早在1891年就已经开始，但股票市场成为企业筹资的重要渠道，则是1969年前后的事，而股票市场真正形成规模更是在20世纪70年代以后。
1969年以前，香港股市规模还十分狭窄，在未有其他交易所成立之前，香港所有股票买卖活动均通过香港证券交易所（俗称香港会）进行。当时香港会的会员大部分为外籍人士及通晓英语的高级华人，而上市公司则主要为外资大银行，股市为香港本地工商企业，但它们的集资功能并未发挥出来。
1969年12月17日，由李福兆为首的华人财经人士组成的“远东交易所”（俗称远东会）开始营业，打破了香港会独家垄断的地位。远东会放宽了公司上市条件，交易允许使用广东话，开辟了香港证券业的新纪元。这时，正值香港经济经过大动荡后的恢复期，经济开始起飞，急待筹资的企业纷纷刺激上市的需求。1970年，远东会的成交额高达29亿港元，占当时香港股市总成交额的49%。
其后，金银证券交易所（金银会）、九龙证券交易所（九龙会）相继成立。加上原有的香港会、远东会，形成香港股市“四会”并存的格局，从而使公司上市变得容易，为上市公司集资提供了更多的场所，大大刺激了投资者对股票的兴趣。股市成交活跃，恒生指数攀升到1971年底收市的341点。低迷多年的香港股市大牛出世，一派兴旺。
正是在这种大背景下，李嘉诚萌动并筹划将长江上市。但是公司上市，绝非易如反掌，李嘉诚为此也几经思忖，颇费周折。
1972年7月31日，李嘉诚将长江地产改为长江实业（集团）有限公司。随即，委托财务顾问拟定上市申请书，准备公司章程、招股章程、公司实绩、各项账目等附件。同年10月，向香港会、远东会、金银会申请股票上市。11月1日，获准挂牌，法定股本为2亿港元，实收资本为8400万港元，分为4200万股，面额每股2元，溢价1元。包销商是宝源财务公司和获多利财务公司，分别在香港、远东、金银等三间交易所向公众发售。
在如此恰当的时机，长实骑牛上市，备受投资者青睐。上市后24小时不到，股票就升值一倍多。“僧多粥少”，认购额竟超过发行额的65.4倍，包销商不得不采取抽签的办法，来决定谁是长实的公众股东。
这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刻，长实的股票升值一倍多，意味着公司市值增幅一倍多。消息传来，长实职员欣喜若狂，买来香槟庆贺。此时的李嘉诚，并未显出特别的欣喜。他深知股票升值，并不表明投资者独钟长实，而是大市的兴旺所致，其他上市股票均有升值，有的比长实股升值更惊人。要使投资者真正信任并宠爱长实股，最终得看长实的未来实绩，以及股东所得实惠。
长实上市时，拥有收租物业约35万平方英尺，年租纯利390万港元；发展物业7项，正在兴建或拟建过程中，其中独资拥有的地盘3个，合资共有的地盘4个。上市时将25%股份公开发售，集得资金3150万港元。这笔巨资，加速了长实的物业建设。与其他地产商合资发展的楼宇，均作出售；独资兴建的楼宇，做收租物业。
有着多年商场搏杀经验的李嘉诚敏锐地意识到：股票升值如此神速，那么缩水也就会是瞬间之事。证券市场变幻无常，风险远远大于其他市场。
从1950年创业，李嘉诚经历了独资、合股的漫长岁月，现在终于跻身上市公司之列，在较大程度上缓解了资金不足、筹措无门的问题。从此，长实必须按上市公司规则运作，接受证交所和证监会的管理及监督，向证交所提交由独立会计师审计的财务报表。上市公司的公众持股量必须在25%以上；经营活动和财务状况，必须向公众股东公开；重大决策，必须经董事局甚至股东大会通过……这些规则，在相当程度上束缚了企业大股东和经营者的手脚，也是他们所不希望的。但李嘉诚必须这样，他是个对新事物抱有浓厚兴趣，渴望从事具有挑战性事业的人。
李嘉诚在“炒风刮得港人醉”的疯狂时期，丝毫不为炒股暴利所心动，反倒“众人皆醉我独醒”。虽然这会令他损失不少既得利益，但他仍稳健地走他认准了的正途——房地产业。此举的确令人折服。
股市是个奇妙的天地，长实自从上市那天起，股市便成了李嘉诚重要的活动领域，他日后的许多震惊香港的大事，都是借助股市进行的。
20世纪70年代初，股市无论对投资者还是对上市公司，都是个全新的课题。人们普遍表现出盲目和幼稚。在这一点上，李嘉诚显出高人一筹的心理素质。
不久后，香港股市暴跌，毫无疑问，李嘉诚是这次大股灾中的“幸运儿”。长实的损失，仅仅是市值随大市暴跌，而实际资产并未受损。相反，李嘉诚利用股市，取得了比预期更好的实绩。
6.注重人才，为己所用
李嘉诚说：“对于我来说，人才是相当重要的，甚至比金钱还要看得重要。在我心目中，不论你是什么肤色，不论你是什么国籍，只要你对公司有贡献，忠诚肯做事，有归属感，有长期的打算，我就会帮你慢慢地经过一个时期，而成为核心分子，这是我公司一向的政策。”
李嘉诚之所以能从一个普通人成为香港商界呼风唤雨的富豪，良好的处世哲学和用人之道是成功的前提。
李嘉诚认为，诚信立身，诚信立业。员工的忠诚犹如公司这栋大厦的支柱，尤其是作为高级行政人员，忠诚是最重要的。当然，具备了忠诚，还要讲求其工作表现及对公司的归属感。若没有归属感，员工掌握了工作上的知识及技能便离开，对公司也没有好处。
在李嘉诚的高层领导班子里，既有具有杰出金融头脑和非凡分析本领的财务专家，也有经营房地产的“老手”，既有生气勃勃、年轻有为的港人，也有作风严谨、善于谋略的洋人。可以这么说，李嘉诚今日能取得如此巨大的成就，他的集团能成为纵横东西的跨国集团，是和他优良的管理模式分不开的。有评论家说：“这个内阁，既结合了老、中、青的优点，又兼备中西方的色彩，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合作模式。”
20世纪70年代末至80年代中期，李嘉诚大举进军香港英资企业。
1977年，李嘉诚购得美资永高公司后，迅速把矛头指向香港的英资企业。他的第一个目标是怡和系的九龙仓，以退为进的李嘉诚放弃九龙仓收购，把经营不善的和黄洋行作为收购对象。
他在部署收购和黄的同时，在市场悄悄吸纳英资青洲英泥（注：水泥）公司的股票。1978年，李嘉诚持有的青州英泥股票达25%，他入局出任董事。1979年，他所持的股份增购至40%，顺理成章坐上青洲英泥董事局主席之位。李嘉诚完成收购和黄洋行先后用了3年时间。1981年伊始，他正式出任和黄集团董事局主席。
收购了英资公司之后，如果换上青一色的华人，势必会使公司出现混乱，陷于停滞和瘫痪。这样，经济上势必遭受惨重的损失。
于是，李嘉诚在收购了和黄和青洲英泥后，启用了布鲁嘉为青洲英泥的行政总裁，李察信为和黄集团的行政总裁，他们都是英国人。
港报称，“以鬼治鬼”是李超人完成收购英资企业后的治理大计。李嘉诚的策略方针，对于稳定军心、控制局势起到了无以替代的重要作用。
1982年秋，英首相撒切尔夫人赴京，就香港的政治前途与中方谈判，香港人惶恐不安，信任危机席卷香港。李察信主张，放弃香港，大举投资海外，而李嘉诚看好香港前途。于是李嘉诚便启用了另一位英籍人士马世民。
1984年，马世民即坐上和黄集团第二把交椅，出任董事行政总裁。除和黄，马世民还先后出任港灯、嘉宏等公司董事主席。马世民是长实系除老板李嘉诚外，第一个有权有势、炙手可热人物。
马世民一上任，便把和黄搞得风生水起，有声有色。1986年，马世民提出立足香港、跨国投资的策略，得到李嘉诚的支持。于是，就有了和黄、长实及李嘉诚私人大笔投资海外的惊人之举，引起了世界经济界的瞩目。马世民辅佐李嘉诚成功地收购港灯集团一役，是为当时华资进军英资四大战役（李嘉诚收购和黄、港灯、包玉刚收购九龙仓、会德丰）中的一役。
李嘉诚无疑是海外投资金额最大的一位香港华人富豪。与此同期，香港不少财团已在中国内地轰轰烈烈干起来，取得骄人业绩。李嘉诚不甘再落后，从1992年起，他把港外投资轴心放到内地市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