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正是基于此，我们认定欧元最终解散的可能性。欧元的崩溃，或许更符合欧元区各国自身的“利益”。欧元的存在，无形中给欧元区的这些国家带上了一个紧箍圈，虽然这个紧箍圈往往是失效的，但至少在一方面却限制住了这些国家，那就是“独立”的货币政策。正是“独立”的货币政策的丧失，从机制上切断了他们的货币融资的可能，而不得不依赖于对外借债。这也就导致他们处于，在国际债务资源上处处与美国竞争，而又处处受美国压制的窘困了。
对这些国家而言，欧元的崩溃，也许意味的是一种解放。一旦欧元崩溃，那么戴在他们头上的紧箍圈也就随之而去除。这样，他们就可以轻松地动用手中的工具，通过印刷更多的钞票，为自己所面临的，随人口老龄化问题而日益严重的债务买单。这样，这些国家不仅在对外方面可以避免受外部势力的牵制；对内也无需再削减人民的福利支出，人民照常享受他们的生活，自然也就无需再上街头游行了。开动一下印钞机，最后的结果却是皆大欢喜。
所以，随着欧元区各国，特别是像法国这样的大国，其债务危机和民众的反政府情绪的积压到一个临界点。无需外力，欧元区内各成员国，自身都会要求其崩溃。而这也就意味着，世界上最后一道制约货币滥发的樊篱，也将被彻底突破。巨额的债务对应的巨额货币，也将源源不断地会被这些国家滥发出来。
陷入自毁的美国
在借债“依赖型”体制下，美国要想维持现行经济的运行机制，就需要以美元不间断地循环周转为保证。这种游戏规则有点近似于密西西比泡沫时劳的运作方式：由特权贸易公司接收皇家银行发行的纸币，把它借给中央政府，而中央政府则用它来偿还债务和支付日常开支。美国依赖其他国家出口商品换取美元，然后用美元通过购买美国债券的形式将钱借给美国政府，而美国政府则用它来偿还债务和支付日常开支。
对于这种生活状态，很多美国人就如当年的波旁法兰西子民一样，是很受用的。劳伦斯·库德罗，CNBC电视台日播栏目《库德罗公司》的主持人就曾一再地在其节目中表示：“我喜欢贸易赤字。为什么呢？因为它创造了资本账户盈余。”
也许有人会建议，我们不买美债不就得了。这种说法完全是对国际货币体系的不了解所导致的。在金本位破产后，贸易全球化需要大量国际储备货币。为了让大家能够更好地理解这个概念，我们在这里先打个比方，我们知道，中国虽然只有56个民族，但语言可不止这个数字。最初大家都固守乡里并无交流障碍，但随着贸易等各种途径的交流越来越多了，如果没有一套大家可以接受、可以听得懂的语言，那彼此间的交流就变得很困难。这个时候人们为了减少沟通成本，就自发地发展出一套彼此都可以接受并愿意接受的东西，这就是语言的普通话体系。国际货币体系的性质有一定的相似性。
随着民族独立运动的深入，世界上出现了大量的国家，与之对应的也就出现了大量的不同货币。金本位破产后，各国都自行发行信用货币。有的国家信用高，那么他的钱就更有价值；有的国家信用低，老乱印刷钞票，他的钱就不具有价值。但是各国间货币的价值不相等，交易就根本没法进行。这个时候全世界就需要一个共同信任的货币来作为国际储备货币。
要成为全世界各国共同信任的货币显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至少要具备如下五个条件：第一是该国经济必须具备相当的规模；第二个是该国的金融货币市场必须足够发达；第三是该国的货币一定可以自由兑换；第四是该国的通货膨胀必须稳定；第五是其政治也必须稳定。如果一个国家具备了上述五个条件，那么他的货币就能够成为各国共同接受的货币，也就是国际储备货币了。显然，美元符合以上条件成为国际储备货币。
国际货币体系需要美元，但它本身存在缺陷，甚至是莫大的缺陷，以至美元利用这些缺陷横行于世。
我们缺乏对美元创造机制的约束和监督。起初美元的发行还受黄金的约束。但到了1972年，尼克松单方面废除了布雷顿森林协议，黄金彻底地退出了国际货币的舞台。各国事实上也不希望回到金本位那里去，原因很简单，如果通用黄金，他们就不能随便印刷钞票了，这也就将他们制造通货膨胀的机制切断了。
这样一来，问题也就出来了，除了美联储和美国政府的自我道德约束外，实在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对美元予以约束了。而世界其他国家却又乘此机会制造通货膨胀。这无疑放纵了美联储和美国政府，连他们最后的自我约束也完全丧失，美元也就成了想印就印的东西了。有人认为，汇率动荡是整个国际货币体系动荡最核心的原因之一。这种说法看似正确实则不得要领，汇率动荡的根源，还在于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美元的创造机制没有受到约束。想印就印，导致美元本身的币值不稳，这才是国际汇率动荡的根源。
美国固然不负责任，可又有谁可堪此大任呢？欧元的处境我们已经在前面论述过了，对于其能取美元而代之的可能性，不抱奢望。那么日元呢？日本经济深陷于衰退至今仍不能自拔，这也就决定了日元本身的疲弱。中国经济虽然较之于欧美和日本要好得多，在规模上也超过了日本，仅次于欧元区和美国。也就是说我们满足了成为国际储备货币的第一个必要条件——经济规模，另外假定说我们的政局也符合于稳定的条件，但问题是我们的金融市场还不够发达。正如向松祚所指出的，“跟美国相比，如果美国打10分，可能中国最多打4分，因为我们的债市、外汇市场、所有的市场都完全没有国际化，甚至区域化都没有做到，连自由兑换我们还没有做到”。
当然我们也的确可以动用我们的外汇储备买进其他资产，譬如矿产、物业，但问题在于，我们的外汇储备是为维持本国货币汇率而能随时动用的对外支付。如果我们都买入了诸如物业、矿产这些不太容易变现的资产，一旦出现对外支付需求时，我们该怎么办。也正是因此，为了能够及时变现，能够随时应对对外支付，在欧元、日本前景不明朗的前提下，我们不得不买入美债。
美国人深知，如果美元不是储备货币，这次金融危机美国就会破产。所以它必须击破欧元，巩固它的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美国政府显然是有意无意地利用了国际货币体系的这一缺陷，主动采取了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它明白，发行美元制造的全球性流动性过剩，主要的不是由它来承担，而是由包括德国、日本、中国等在内的顺差国来承担。
在现行的国际货币体系下，随着欧元的没落，美国再次巩固了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霸权地位。在借债“依赖型”体制下，没有了竞争对手，美国结构调整的压力也会相对减轻，它又彻底地回到了它原来的位置上——债务危机。在周期性的重复中，它不得不一方面大量地印刷钞票以制造通货膨胀，另一方面去制造更大的债务危机。这些措施只不过是苟延残喘，“不过是美国准备迎接更全面更猛烈的危机的办法，不过是使防止危机的手段越来越少的办法”。显然，美国本身具有很强的自毁倾向：“美国现在却对准美国自己了”。
至于美元崩溃的诱发因素，正如那些美元崩溃论者所强调的，一旦美国国债的购买者转移投资，美国的信用就不复存在了。而导致美国国债购买者转移投资有几种可能：第一是经济学界找到了解决国际储备货币缺陷的办法；第二种是另一个符合国际储备5项条件的经济大国出现，就如当初英镑美元被人们所广泛接受一样。当然不排除美元崩溃论者一再强调的另一种可能：“时下美国的贸易伙伴可以自由地选择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或地区投资，而当它们意识到美国天文数字般的债务以及逐年累加的庞大预算赤字时，它们就会转移投资。如此一来，美国的信用或许就不复存在了，因为投资美国并不会给它们带来更高的收益。”
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这才是美国目前面临的最大危险。
不可避免的战争
对于当前，深陷于福利-债务-通胀-债务的恶性循环的世界各国而言，最好的办法就是将自身的无能，通过外部冲突来予以转移。正是在不负责任的政客的误导和挑拨下，当国与国、文化与文化的对峙达到一个临界点时，一场大战将无可避免。
美国知识界的共识
高盛前分析师和周期研究专家查尔斯于2011年3月在接受福克斯商业网（FOX，Business）的采访时表示：“我不想吓唬大家，但是我要告诉你们，我对战争与和平的周期做过研究，研究表明在2012年末、2013年初可能有一场大战。”
试图以一场世界性的大战，来化解目前困扰世界的危机，几乎已经成为美国知识界的一种共识。
早在2008年经济危机全面爆发的时候，智囊兰德公司就曾向美国五角大楼提交了一份报告，评估发动一场战争来转嫁目前经济危机的可行性。报告认为，用7，000亿美元救市的效果很可能不如用7，000亿美元发动一场战争来得划算。
2010年10月，在华盛顿的一个经济论坛上，分属于自由派的诺贝尔奖得主、纽约时报专栏作家保罗·克鲁格曼和保守派的哈佛大学的马丁·费尔德斯坦（他曾经是里根总统的经济顾问委员会的前主席）在对未来的前景发表观点时，这两位过去经常就有关财政和税收政策意见相左的经济学家，这次意见却有了难得的高度统一。他们一致认为能刺激经济的必要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失去了作用。对于美国目前如此严峻的经济前景，解决的对策完全缺乏，只有再打一个大规模战争，否则没有办法让国家走出困境。
战争经济学
兰德公司的观点是典型的传统战争经济学思维的结果，他们对战争和经济关系存在三种乐观的预期，他们认为：
战争具有经济上的好处，即可以促进经济的发展；
战争可以增加财富，即可以抢夺资源和财产；
战争可以促进经济贸易，即可以打开对外贸易的口岸，占领对方市场等。
兰德公司、克鲁格曼和费尔德斯坦们显然抱定了这种预期。事实上美国人也认定他们擅长发战争财，因为两次世界性大战都让美国尝到了甜头。
美国是一个重商主义的国家，军事活动只不过是国家的一种特殊的战略性投资。在他们看来，政府不停地花钱，通过军事需求的发展，可以推动科学技术的进步，进而拉动国民经济的全面提升，最终促进经济的全面增长，实现他们所追求的充分就业。同时又可以动用军事力量，确保它的经济不遭到外围因素的影响，以此反过来促进经济的平稳发展。布什政府的智囊团体“美国新世纪计划”的主席、耶鲁大学古希腊历史学教授唐纳德·卡根在2000年左右就曾表达过这样的观点，“我们的经济困难，常是由石油供应中断而引起，如果我们在伊拉克驻有军队，则可保证石油供应不被中断”。后来美国也确实是这样做的。
在美国人看来，只要战争之火烧不到美国本土，只要战争不会造成美军的过多伤亡，“非接触、零伤亡”战争规模越大、消耗越多，也就是战争要素越活跃，对美国经济的发展就越有利，否则经济就有可能衰退、停滞。
这种观点貌似正确实则不得法，正如英国经济学家F·W.赫斯特在他的《战争的政治经济学》一书里所得出的结论：首先，战争给经济带来的繁荣只是短暂的；其次，战争带来的债务是一种最可怕、最有害的非生产性债务。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程度可以从如下一组数据中得到充分的体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全部直接军事费用达11，170，亿美元，这个数目约等于所有参战国国民收入的60%~70%。如果把财产损失、养老金、利息等间接费用计算在内，到1951年为止估计二战全部费用约为4万亿美元。
战争对经济的破坏，不仅对失败者是如此，对胜利者亦是如此，所谓“杀敌一千自损八百”就是这个道理了。二战后，美国发动了一系列战争，但也并非总是“越打越富”。美国自1950年发动朝鲜战争以来，海外军费连年剧增。比如，直接用于越战的开支从1965财年的1亿美元急剧扩大到1968财年的270亿美元。从1964到1969财年，美国的整个军费几乎翻了一番，致使财政状况日趋恶化，为美国20世纪70年代的大滞涨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不可避免的战争
今日世界经济的麻烦，很大程度上是福利主义造成的债务负担，但战争经济学所创造的比重亦不小。美国人基于上述三点预期而悍然发动了对阿、对伊战争，为此积累的却是4万亿计的债务。那么，美国如何支付这几场战争的官方债务？首先，它向大众发售债券，以筹集足够金钱支付军队所需，然后吩咐任职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的格林斯潘、伯南克印制钞票，再让世界其他贸易顺差国和美联储买回那些债券。最后的结果就是诱发了全球性的通货膨胀，并引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
而认识到这一点的不仅仅是赫斯特，事实上，弗里德曼乃至所有的奥地利学派的学者都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我还是不得不强调“战争还是无法避免，过去无法避免、现在也将无法避免，甚至于未来也无法避免”。
英国着名经济学家庇古的《战争经济学》一书，以战时经济为中心，全面讨论了战前、战时和战后的经济问题。庇古指出，促成战争爆发的情形很多，包括一些细微事件，如“官吏被暗杀，狡猾的外交官伪造电报”等，但战争“真正的原因，却是火药背后的那些因素，最终不外乎是统治欲和求利欲”。
兰德公司、克鲁格曼和费尔德斯坦们所认为的战争可以化解危机，正是基于这种所谓的求利欲。对于欧美各国的掌权者而言，为了巩固其统治而发动战争恐怕也是未来一段时间里不可避免的事实。他们的无能、他们的民粹已经将各自国内的经济搞得一塌糊涂，高企的物价、令人绝望的失业率和惊人的债务，这些因素每一点都足以导致国家内部的动荡不安，政府的下台。对于那些一心要维护自己的统治的政客而言，通过制造战争，将国内政策失败的视线予以转移，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了。历史上的政客们是这样做的，今天的政客们也是如此实践着的。
对于法国在利比亚的热情，美国《纽约时报》在2011年4月5日的一篇新闻里就这样打趣道：
……民调支持率处于历史低位，随着明年总统大选的临近，他的强硬表现是为了激起法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如果萨科齐觉得这么做有效，他可能会每个礼拜都宣布打一场战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