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笔者问伊扎特，西方媒体为什么对这次会议格外感兴趣，它们的动机是什么时。伊扎特说，西方的媒体是外交一个比较重要的工具。事实上，他们来中国之前对中国已经有一个固有的形象。他做的报道必须符合他的立场，西方记者大多数也不会中文，只能用西方的资料。
接着，他话锋一转，指责笔者“没有资格问这个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媒体也存在与西方媒体一样的问题。“中国媒体在报道第三世界国家尤其是中东问题时，经常使用的是来自西方媒体的资料，而这些资料是不公正的。西方伤害了中国的感情，但是中国也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他说，“西方叫我们的一些组织是恐惧组织，中国也同样这么叫。你不能患精神分裂症。西方说你的时候，你不高兴，但是你说别人的时候，好像是对的。”
伊扎特告诉笔者，很多第三世界的国家对中国的一些报道，信任度比以前下降了。“多重标准，让每个人听爱听的东西，那不叫媒体。”
伊扎特对中国的失望来源于他对中国的期望——成为继苏联之后世界的另一极，在阿拉伯事务上与美国抗衡。这并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而具有相当的普遍性。2007年，美国的一项调查为此做了佐证，此次调查由总部设于美国华盛顿的佐格比国际调查公司主导，对包括埃及、约旦、黎巴嫩、摩洛哥、沙特阿拉伯以及阿联酋等阿拉伯国家的3850人进行抽样调查。
调查结果显示，阿拉伯人认为世界上最不受欢迎的国家领导人是美国总统布什，其次是以色列总理沙龙、奥尔默特以及英国首相布莱尔。2/3的受调查者认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真实意图不是推行民主，而是为了控制石油、保护以色列、削弱穆斯林世界以及统治该地区。而阿拉伯人最希望看到哪个国家成为世界的唯一超级大国呢？答案是中国和法国。
可见，要求中国更多地承担国际责任——不仅来自于西方，同时也来自第三世界，而且这两个方向对中国施加的压力是互相冲撞的。如何应对这种压力，考验到中国世界观的成熟度以及外交智慧。
四、《中国不高兴》批判
“整体的反西方，将中国与‘西方’、与‘世界’对立，如同大战风车的堂·吉诃德，不仅可笑，而且愚蠢。虚幻的“敌人”，所制造的只是虚幻的“我们”，而将形成“我们”所面临的真正问题忽略了。与其将精力放在外部去寻找敌人，不如创造一个开放的制度和舆论环境，让生活在这块土地的人们，自由讨论、选择和建构共同的家园。”
警惕爱国主义变为害国主义
《国不高兴》引起的冲击正如出版商所预料的那样“猛烈”。除了国内各种主要媒体予以了报道，评论满天飞之外，国外也对此抱以极大的关注，一共有三四十家媒体驻京机构要求采访书的作者，并最终形成报道。说《中国不高兴》是继《中国可以说不》之后的民族主义集大成之作，毫不为过。
对于种种评价，《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泰然以对。“其实这些观点在西方国家是不需要论证的，人人都明白，只是放在中国听起来似乎比较刺耳。”张小波对笔者说。
这样的言论是否会加剧中国威胁论？黄纪苏认为，“我们老是担心是不是会打扰了西方人的午休，其实人家根本没有在意，倒是国内的人先替他们着急。”
中国的确难以潜伏。这也是外国人难以相信中国和平崛起的原因所在。然而，问题在于，无法潜伏就可以成为大肆宣扬的理由吗？在汉唐时代，我们的确有“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的故事，但是在西方以及亚洲邻居已经对中国的军事发展抱以警惕的时候，强调和平难道不比宣扬持剑经商更是明智的选择吗？
《时代》周刊在对《中国不高兴》的报道中就表露了对其背后的中国民族主义力量表示了担忧，“虽然民族主义能够帮助国家团结起来去面对很多事件，如四川地震，但令人担忧的是，如果民族情绪不加以适当制止，它可能会推动北京方面采取好战孤立主义路线。”
与文化民族主义主张向内发掘自我的文化优秀基因的防守型的民族主义不同，《中国不高兴》彰显的是一种进攻性的民族主义，这样一种民族主义必然会刺激中国威胁论无疑。谁都不否认中国需要加强军事力量，以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然而又有什么必要去大肆鼓吹呢？
警惕爱国主义变为害国主义，这是其一。
其二，盲目的民族主义将会使我们失去在世界上真实的位置感。王小东们就明显地表露出“老子天下第一”的“豪情壮志”。如今不少人乐于吹嘘中国的GDP总量，中国2007年GDP现价总量达257306亿元（约合3.38万亿美元），超过3.32万亿美元的德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2010年中国将毫无意外地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终于可以“扳倒”日本，出了甲午战争之后憋了100多年的一口恶气，这让许多人感到扬眉吐气，自豪万分。
不可否认，总量是有其意义的，尤其在大灾大难面前，配合社会主义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的特别优势，国家雄厚的财力有助于高效的解决问题。然而，更有意义的不是总量，而是人均。国富并不等于民富，按人均计算，中国人仍然可怜的很，2008年中国和日本按美元计算的人均GDP分别是3260美元和42480美元之差，中国不及日本的十分之一。“中国扳倒日本”，不过是一个自我满足的神话。
王小东们真不知道这样做的危害吗？笔者看不是。那么他们为什么要制造这种进攻性民族主义的言论呢？恐怕根本原因还是因为他们经不住商业利益的诱惑。
2005年9月，在胡锦涛主席第一次访问美国的时候，《了望东方周刊》做了专题报道，编辑部委派笔者去采访《中国可以说不》的作者，请他们谈谈对中美关系的看法。在朝阳区小营路9号亚运豪庭共和联动（现在改名凤凰联动）图书公司的里，笔者见到了张小波和宋强。
张小波是共和联动的董事长，事业已相当成功。当时才30出头的张小波已步入中年，留着寸头、穿着考究，说话不紧不慢。他说，《中国可以说不》在当下看仍然有很重要的意义，“最大的价值是促使美国决策者了解了一个更为全面和真实的中国，提醒他们不要肆无忌惮地损害中国的利益。”
他的同伴、《中国可以说不》第一署名作者宋强也在同一家公司工作。宋强是带着两包美国香烟出现在记者面前的，一包是“万宝路”，一包是“骆驼”。万宝路已经打开，里边还剩下三四支烟，他取出一支，但没有点燃。
宋强与张小波差不多同龄。由于《中国可以说不》的机缘，以前在重庆一家电台当部门主任的他在出版界获得了认同，目前主要从事图书和电视剧策划，同时仍在写作。
“在中美关系方面，我们之后基本上退出了这一领域。民间有一些民族主义联盟之类的团体希望我们能在其中扮演重要角色，但我们基本没有参加。其实我们并不是什么民意领袖。”
说完，宋强蓦地起身走出会议室，一会取回来一个打火机，点燃香烟。他承认当时写《中国可以说不》的时候姿态比较“草莽”，观点比较“突”，有些过于粗糙的东西需要调整，但是总的看法没有变化。
“我还是十年前的观点，中美遏制与反遏制是不变的主题。美国会不惜以破坏游戏规则来进行，如否决中海油对美国石油公司的收购。”
当记者追问“目前中国有没有必要再出一本类似《中国可以说不》的书”时，他没有立即回答，而是抽了口烟，眼睛望着窗外，停顿片刻后说，“我觉得没有必要。的确有出版社希望我们再写一部，但是我认为中国人没必要一次次的激动。”
但是在巨大的商业利益面前，宋强忍不住又激动了一次，又一次在民族主义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相信他不是被迫的。《中国新闻周刊》给他们算了一笔账，《中国不高兴》开机数达10万册，此后加印了8次，总印数已经达到47万册（实际上很快就突破了60万册，而且还在持续热卖），就以47万册，10%的版税计算，这本售价29.8元的畅销书给5位作者带来的收入达140万。
民族主义绝对是一笔好生意！
笔者倒是对《中国可以说不》的另一位作者古清生深表敬意。当时，我们约在大望路现代城的上岛咖啡见面，等了一会，从楼梯上走上来一位身材魁梧、戴黑框眼镜、大啤酒肚的中年男子，他就是古清生。见到记者时，他首先掏出一本书——《大嘴吃八方》，“饮食散文书后面又出了三本，我准备出50本，然后希望有人介绍到西方去”。
古清生希望记者称他为“自由作家”或者“田野学者”。在写《中国可以说不》之前，古清生已是一位自由作家。现在，走向田野，考察中国地域文化并以饮食散文的形式来记述地域文化是古清生的新工作。
古清生说，之所以走向田野与《中国可以说不》有关，因为有位美国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如此不理性地批评美国，而不去理性地书写中国。“这使我受到了一定的刺激，加上我本身对地域文化感兴趣，所以就去各地考察，去触摸中国文化的根，去展现纯朴、善良、不好斗的中国文化，写给美国人看。”
不高兴就可以领导世界吗
不可否认，《中国不高兴》无论在论据的充分上还是思考的深度上都超越了《中国可以说不》。如果说《中国可以说不》只是一种空洞的“喊叫”的话，那么《中国不高兴》尽管形式上看上去仍像是“喊叫”，但其冲击力已不可同日而语。
这一次，民族主义知识精英们无疑掌握了更多的论据。2008年是民族主义的收获之年，一方面在火炬事件上，西方的确伤害了中国人的感情，另一方面金融危机的爆发也导致了他们自身神话的起码短暂的破灭。西方遇到的挫折又反过来刺激中国的知识界反思中国的30年改革之路，一反思才发现，中国在“崇洋”的道路上，某些方面是不是走得太远了？
比如在军事上，该书的作者之一宋晓军说，美国实际上是“老黄瓜刷绿漆”，“刷绿漆”就是过分地夸大信息战，他们这样做的目的一是掩盖自己老黄瓜的面孔，一是诱导像我们这种工业化还没有完成的国家跟着他跑。而我们也的确上了当，在机械化没完成的时候过分强调信息化。
汶川大地震后，人们才发现，中国经济连续这么多年的高速发展，怎么连直升机都无法自己研制和生产呢？“一个大国走一条依附型工业化道路是行不通的”，宋晓军建议，中国应当乘西方金融危机的时候购买数控机床、发动机等技术，“可现在看看，有几个专家说‘抄底’的时候想到了这些东西？还天天在媒体上讨论是不是应该买美国债券”。
另一位作者，王小东则借用一位搞航天技术的工程师的话说道，我们现在发展科技最大的障碍，就在于我们的上层精英认为科技是个非常神秘的东西，我们中国人根本就搞不了，放弃算了。实际上科技没有那么神秘，只要下力气去搞，不会搞不出来的，问题在于我们的一些精英被西方“吓破了胆”。
《中国不高兴》的作者们呼吁制造业为本，呼吁产业升级，呼吁自主科技研发，呼吁中国人的精神独立，对此即便是批评他们的人也无法否认其理性与建设性。
问题出在作者们没有就此止步。就像此书的副标题“大时代、大目标和我们的内忧外患”所展示的，他们在书中提出了更为宏大的构想。
“中国应该有什么样的大目标？我认为第一是要在这个世界上除暴安良，第二是要管理比现在中国所具有的更大更多的资源，给世界人民带来福祉。”王小东在书中如是说。
“我们要领导这个世界”，为这个目标，作者提出中国应当“持剑经商”——我们的贸易到达哪里，我们的军事力量也到达哪里。
“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汉唐的故事听起来固然激荡人心，然而殊不知汉唐帝国地位的确立，最深刻的根基在于我们拥有比周边地区更辉煌灿烂的文明，用时髦的话说，我们的“软实力”高人一筹。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还没有哪个帝国仅仅因为拥有比别国强的军事力量而永葆霸主地位。反而，许多先例证明，任何一个帝国，一旦内政不修，必定迅速从世界领导地位上滑落——苏联就是明证，纵有一流的军事力量，今日之俄罗斯也只能徒唤奈何。
我们的确需要打造与海外利益相匹配的军事力量，但是，修明内政，解决自身的问题仍然是当下中国第一位的选择。在国内，收入分配不公严重，群体性事件频发，腐败深入骨髓……人们要问，我们用什么领导世界？
王小东对笔者说，一个远大国际目标的设立反而有可能推动内政的修明。但这并没有必然的逻辑关系，这样的目标也可能只是助长了我们盲目的骄傲。说到底，世界领导地位不是呼喊出来的，而是历史自然的选择。
中国古代政治哲学讲究道德与政治的统一，也就是由“内圣”到“外王”。这里，“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外王”是“内圣”的自然延伸和必然结果。“修己”方能“治人”，“治人”必先“修己”。这种哲学，对于当下仍有极为重要的启示意义，老祖宗的优良遗产，不应忘记。
对话许纪霖：王小东们比愤青更极端
在《中国不高兴》引发热议之际，笔者专访了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中国民族主义思潮的研究专家许纪霖教授。他从民族主义思潮演变的历史视野对此书代表的倾向进行了批驳。
舒泰峰：《中国不高兴》一书引起了人们对于民族主义的新一轮关注，您如何评价这本书？
许纪霖：像《中国可以说不》一样，这是一本充满可疑的商业动机的畅销书，其生产过程，一开始就奔着畅销而去，语不惊人死不休，为吸引眼球搏出位。内中表达比网络愤青更极端，且缺乏真诚。重要的不是它说了什么，而是它怎么说。理性是不会畅销的，而被文化工业支配的流行作品，典型的语言是非理性的挑逗。我想，对这本书最严肃的态度就是任凭其胡言乱语，而去关注这本书背后中国近十年来社会思潮和社会心理的蜕变。
舒泰峰：这个蜕变是怎样的？
许纪霖：近年来特别是去年火炬传递事件之后，爱国主义狂飙兴起。爱国狂飙是怎么形成的？这十年来我一直追踪中国历史和现实中的民族主义思潮，发现从鸦片战争后至今的一个半世纪当中，民族主义经历了三个不同的类型：第一种形态从1840年到1949年这一个世纪，更多地体现为一种抵抗性的民族主义，这是一个文明大国到了近代落后挨打，受到屈辱所引起的反应。
第二种民族主义形态可以称为文化民族主义。从五四的文化保守主义一直到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国学热、新儒学，都是对五四以后产生的全盘反传统的反弹，这种文化民族主义更多地强调中国文化传统中的积极价值，发掘民族自身的文化认同。应该指出的是，文化民族主义与现代性目标是不冲突的。他们思考的更多的是传统如何与现代性接轨，内圣如何开出外王。其背后依然有世界主义的情怀，承认现代性，认为中国文化传统之中有正面的遗产可以作为现代性的本土资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