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晚上，按金虎原先的打算是想替我镶一口金牙或送我一双金靴子，就为这，我们俩争吵了起来，又多喝了整整一瓶白酒。我不稀罕他的馈赠，镶金牙、穿金鞋太不雅观了，与我的身份不符，我不能让步，就跟他吵了起来。饭店里的服务小姐怕我们动起手来，还善意地劝了几句，说项链和戒指她最喜欢。金虎说：“你把电话留给我，到时候我给你拎一袋子过来。”
六年前，金虎送给我一盆色彩鲜艳、形状奇特的珊瑚盆景。那时候他的生意在海上，常在大洋里漂。具体做什么我没细打听，好像与捕捞、运输和走私都有点儿关系。只记得他曾去过冲绳美军基地和亚丁湾，这两个地方比较敏感，所以我印象深刻。朋友圈子有人喊他“海盗”，不知是指他的实际业务，还是冲着他的长相。他脸上确有一道疤痕，但分不清是刀砍的还是狗咬的。他似乎还干过一段打捞海底文物的营生，因为他送过我一只破碎的瓷碗，上面长了一层硬硬麻麻的贝壳类的东西。他说这是他亲自钻到水下挖出来的，送给我格外有意义。
三年前，金虎又把一块“煤精”摆到了我的面前，还雕成了一只乌鸦的造型。他说乌鸦好，在外国人眼里是吉祥鸟，现在我们与国际接轨，得跟老外信一样的东西。我笑着点头附和并接受了他的好意。他告诉我这两年不在海上漂了，登陆开煤矿了，生意很火，钱赚得堆成了山。他说黑粉和白粉一样，都是现金交易，成麻袋的钞票他懒得存入银行，就堆放在一个隐秘的仓库里，他没事的时候最喜欢在那钱山上爬来爬去。“你知道吗，钱币堆在一起散发出的气味是一股股恶臭，熏得脑仁疼，我现在已经习惯了，那味道叫我兴奋。”金虎连这种话都跟我说，可见我俩的关系非同一般。
我和金虎的关系确实非同一般，交往已有十多年了。刚认识他的时候也是在饭桌上，他当时就很有钱，但表面上看不出来。半斤酒下肚，他跟我聊起了文学，还提到了三位作家的名字：萧红、钱钟书和马克·吐温。这让我多少有点儿刮目相看。当时我遇到的人没有说不爱好文学的，但让他们举个例子，说几个作家或一两部作品的名字，他们就尴尬地表示记忆力不好，看完就忘了。金虎竟然能一连串说出三个作家，而且还准确无误地告诉我马克·吐温不是中国人。我有些猝不及防的惊慌，连忙向他敬酒表达我的钦佩。金虎十分低调地谦虚着：“哪里，哪里，一般一般。我还知道勾股定理呢！小学时我的‘小九九’背得滚瓜烂熟。但我直到现在还是搞不明白宇宙大爆炸到底是谁干的。”
金虎是个讲信用的人，说过的话或答应的事儿都会有着落，不管你是否当真，他总是实实在在的。酒桌上承诺给我的十公斤重的金笔也不是戏言，因为他正筹划着开一座金矿，而且已经取得了探矿权。
探矿权三年过期，许可证上标明得清清楚楚。金虎决心半年内要探明储量并完成全部地质资料，他凭借的知识支撑主要来自于他熟悉的勾股定理和尚未搞明白的宇宙大爆炸理论。说干就干，金虎雷厉风行，雇用专业队伍往地下钻眼，又聘请更高明的专家分析岩芯的矿物成分，每隔几天就给我打电话，报告工程进度。说是岩芯的颜色开始淡淡地泛黄了。我不懂岩金开采的技术和含金量的测定标准，但我总觉得金虎看到岩石变黄的说法是爱好文学所致，想象的作用占了上风。因为我听金虎的朋友说，探矿的风险很大，据他们了解，那里的地质状况不很理想，金虎可能被忽悠了。我也替他捏了把汗。
又过了大半年，金虎没有跟我联系。我开始相信了朋友间的传言，金虎的投资出了问题。我的金笔化为乌有了，尽管我压根儿就没指望过，却又感觉受到了损失。
那年的正月十三，金虎忽然打来电话，说是到了我家楼下，要到家里坐坐，给我拜个晚年。我连声说着欢迎欢迎。
一年多未见面了，金虎的头发秃了许多也白了不少。他屁股刚一坐下，就把一个黑色的塑料袋推到了我的眼前，“太忙了，没工夫给你专门做支金笔。这些项链、手镯、戒指你先拿着，送送人挺有面子的。”我打开一看，黄澄澄的一堆，足有二三十件。我惊得半天说不出话来，一个劲儿地摆手，一连说了几十个“不”字。
“没事儿，我发财了。这是小意思，答应过的，你别见外。”金虎点了根烟，急促促地吸着。
“采着金子啦？”我兴奋得半信半疑。
“采着了。”他长长地吐了口烟雾。
“产量大吗？成色如何？”
“大。成色很好，不信你用牙咬咬，绝对四个九。刚开始总也钻不到金矿层，我死的心都有了，本想扔了算了，那两千万就算打水漂玩了。后来一咬牙再坚持一下，你猜怎么着，一下子钻到了地下金库里，打出来的金是成品，包里这些项链、戒指、耳环都是一天挖出来的。哈哈哈，人要是走了运，谁也拦不住。”他笑得眼泪直淌。
金虎就是这样一个有财运的人，也是一个要强好胜、信守诺言的人。
过了几天，我从晚报上看到了一条触目惊心的长篇报道，金虎所在的那个市最大的一家黄金首饰专卖店被盗，店主损失惨重，用记者的话叫“洗劫一空”。原来，盗匪从街对面一间废弃的拆迁房里，开凿出了一条通向金店的地道，长达200多米，钻透店铺厚厚的水泥地面，把店内和库房的所有商品全部运走了。警方称，这是该市乃至全国史上最大金店盗窃案，目前案件正在侦破中。
这件事搅得我心神不宁，每天折腾着把那包项链、戒指和手镯东藏西藏的，累得我瘦了两圈儿，并越来越相信那条通向金店的通道是我一镐一锹挖成的。
上火
当年大学毕业时，同学们都争先恐后、幸灾乐祸地向我表示慰问和同情。他们不顾我内心的痛楚和脸上僵硬的苦笑，残忍地与我热情道别：“再见了，老朱，想开点儿吧，干啥都是一辈子！”“老朱，真没想到，这事儿怎么会落到你头上，忍几年，我们想法把你弄出去！”“嗨，其实也没啥，都是命运的安排。咱班主任余老师不是干得挺好嘛！”
同学们的安慰与鼓励均出于同一个目的：往我的伤口上散盐，往我的眼睛里揉辣椒！他们想听到我撕心裂肺的惨叫和滔滔不绝的泪水。我强忍着，一声不吭地微笑着。不就是留校工作嘛，又不是留级蹲班。“要是留级就好了，总有毕业离开那一天！留校任教可就没指望了，相当于判了无期！”班长看出了我的心思，无情地把烟头上残留的那一点点希望的火花用脚后跟狠狠地碾灭了，还往上吐了口唾沫。
我的确有些绝望。都说大学是加油站，没有哪个开车的司机会因为去加油而被永远地留在那里。
“开自己的车，让别人加油去吧！”我就是同学眼中的那个“别人”。做学生时，谁都知道学校不是久留之地，没人会把旅途中的客栈当成家！我从入大学的第一天起，就每天数着日子，时刻准备着离开它。正因为终归要离它而去，所以学校生活才变得可以忍受。刚熬到大四，我就早早地把闲置不用的被褥、衣服和书籍等统统打包邮回了老家。人末毕业，心早已飞到了海角天涯。
当班主任余老师在全班毕业方案发布会上宣读每个同学的工作去向时，大伙儿的面部都紧张得变了颜色并渗出了细细密密的汗珠。每念一个名字，教室里就寂静得如无人一般。等工作地区和单位念完后，立即一片骚动。有尖叫的，有拍掌的，有呻吟的，有手舞足蹈的，有捶胸顿足的，有泪流满面的，也有神情麻木、无动于衷的。终于听到了我的名字，心里一阵狂跳。平时笑容可掬的余老师，那天一脸严肃，犹如一块冰冷的黑铁板。我的嗓子眼儿发干，两眼直勾勾地盯着老师的嘴形是海南、广州、上海、北京、大连，还是青海、新疆、西藏？老师明显在吊我的胃口，她抬眼瞄了我一下，然后紧皱着眉头，清了清嗓子，一字一句地念道：“朱定同学，分配地点北京，具体工作单位为京城大学，即留校工作。”话音落下，教室里死一般的寂静。足足过了几十秒钟，全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和笑声，我几乎像被雷劈了似的，呆坐在那里脑子一片空白。
“祝贺老朱！”同桌的卢运来边鼓掌边用胳膊肘捅捅我，我木呆呆地站了起来，僵尸般地转动身子向那些幸灾乐祸的同学们表示谢意。
“朱定啊朱定，真是命中注定啊！”余老师的脸上绽放出了往日的笑容，也跟着鼓掌。
就连刚才抽抽搭搭的女同学琼花也破涕为笑了。她是海南人，由于在校期间与班上一位来自于东北大兴安岭的苏文忠谈恋爱而被分配到了哈尔滨。这不是出于照顾，而是一种变相惩罚。因为苏文忠被派遣到了琼州半岛。
“老朱，说真的，你当初真不如主动要求去青海支边，总比留校强！”老卢心疼我。
“我要求啦，不过我申请去的是西藏。”我有气无力地申辩着。
“你没问问余老师为什么非得把你留下，你既不是班干部又不是学习尖子？”琼花也来关心我。
“谁知道呢，老师说这是组织的决定。”我无奈地叹着气。“组织”“上级”“领导”之类的抽象概念很让我们畏惧，不敢细究。
“没关系，老朱，先混两年。等我到了单位再找找人想办法把你给弄出去。”班长拍拍我的肩，真诚地安慰我，给了我最后的希望。他分配到国家计委工作，估计会有办法。我泪眼朦胧地冲他直点头，哽咽得说不出话来。
就这样，我眼睁睁地看着全班四十位同学欢天喜地、连蹦带跳地离开了校门，自己心灰意冷地到校部机关报到。我的具体工作单位是学生处，并兼任经济系的新生班主任。
实在是报应。我上班的第一天所接受的第一个任务就是跟着副处长满校园里去纠查那些“勾肩搭背”、“搂搂抱抱”、“腻腻歪歪”、“贴脸啃嘴”的有损于大学生形象的越轨偷尝禁果者。这四个字一句的行为描述，是我的主管处长对需要加以纠正的不端行为下的定义。而这种不光彩的举止，一般不会发生在大庭广众和光天化日之下。因此，我们要想取得工作实效，就必须钻树林、走小径，把目光集中在犄角旮旯和阳光照耀不到的地方。一个上午下来，揪出了七八对男男女女，转业军人出身的副处长非常得意，回到办公室他一手拿着违纪情况记录本，一手捂着下巴（这是处长在“执法”时被一个女生给挠伤的）龇牙咧嘴地对我说：“晚饭后再去巡查一遍，会抓得更多。”我的脸火辣辣的，估计比猴屁股还红。整个上午，我紧躲在处长的身后，尽量压低帽子，生怕学生认出我来。这叫什么事嘛，干点儿啥事不好，尽整这些没用的。我后悔当初没有写血书坚决申请到西藏、青海支边去！
“男女同学之间应保持适当距离，具体说来应该是半米，即30公分以外，也就是说大于或等于30公分，最好是超过50公分。小于30公分，就容易产生不良后果，就有图谋不轨的嫌疑。有什么必要靠得那么近？30公分以外，到两米左右最适合交流思想，丝毫不影响相互请教问题。间距小于30公分，就是说悄悄话，就鬼鬼祟祟的，跟特务接头说暗号差不多。同学之间，有什么话怕旁人听见？肯定是谈恋爱嘛！我们要防患于未然，不要等两个人手挽手、脸贴脸、背靠背贴到了一起时再去纠正。要及早提醒、提前警告，凡在操场、路上，包括道路两侧和花园里的长椅上，只要发现有距离小于30公分的就要提个醒，防止他们动手动脚或搂抱在一起……我们要瞪大眼睛。尤其是朱定同志，不能有畏难情绪和不好意思的心理。我们的所作所为，是对青年的关心，是对未来负责，是替他们着想。他们可能一时不理解、想不通，但我相信他们以后会理解并会感谢我们的。我们要以对新时期大学生高度负责的使命感，抓好这项工作。国有国法，校有校规，对于个别屡教不改的同学，要给予严肃处理……”每次巡查前，副处长总要对我和另一位同事高谈阔论地训一番话，他一张嘴总是先喊一声“同志们”。有几次与我结伴的那位同事因母亲住院而请了假，副处长面对我一个人训话时，也忘不了先称呼我为“同志们”。
这项轰轰烈烈的专项治理工作搞了不到两个月，就在学生们的一片声讨和嘲弄声中草草结束了。副处长在此期间有三次与男生撕打一团，衣服和脸皮均受到轻微的损坏。他的自行车胎被划破过多回，后来整个车子不见了踪影。“工作的成效是显著的，成绩是主要的……”副处长在总结时嘴还很硬。事实也的确如此，从那以后，校园周边的公园、居民区和废弃的厂房等，到处都能看到一对对大学生们浪漫的身影和场景。若干年后，那里还诞生了情侣一条街。
在我苦闷彷徨的职业生涯初期，我一直以我心目中最敬仰的班主任余老师为榜样，努力争当一名像她那样优秀的人。余老师那时年近五十，教政治课的同时担任我们的班主任。她一脸慈祥，属于我们全班同学共有的妈妈。四年间，她至少挽救了班上三位同学的生命。一位女生因失恋在先吞服了十几枚大头钉之后，找班主任借绳子要上吊，余老师坚决不借；另一位男生正准备跳楼之际，被余老师大骂一声给拽了回来：“要想死从十层往下跳，这是一层，万一崴了脚够你受的！”还有一位深更半夜得了急性阑尾炎，余老师及时赶到了校医院，就在大夫正准备给他动刀子的关键时刻，余老师又大喝一声：“把刀放下，你也敢做手术，就凭你在五七干校学了两天兽医就敢冒充外科大夫？你忘了，我就差一点儿死在你手里。快转院！”于是救了我同学一命。这些先进事迹经过适当的加工之后，在报纸上发表过，余老师因此被评为市里的优秀班主任，同学们都为她感到骄傲，这其中当然也包括我。
我读大学时非常不显眼。走路爱低头看脚且只贴着墙根儿走。上课时只要能占到最后一排靠角落的位置就绝不去别处露脸。只要可以选择，我就不参加任何集体活动。除本班一部分同学认识我外，几乎没有人知道我姓甚名谁，来自哪里。我超乎寻常的谨小慎微一度引起了少数班干部的注意和警惕，他们甚至对我的身份和行踪产生了质疑。从给我起的绰号上，就能判断出他们内心的焦虑。班长曾当着全班同学的面戏称我为“小特务”，团支书把我比作朝鲜经典反谍影片《看不见的战线》中的反面人物“老狐狸”，还有几位说我特像“侦缉处长”。最后，他们嘻嘻哈哈地统一了口径，基本上都喊我“看不见”。这个绰号比较独特，他们颇为得意地作过阐释，说这叫双关语，一是指我高度近视，二是暗示我的行为举止像是在隐藏领域即“看不见的战线”从事地下工作的特工。如同我平时的一贯表现，我并没有在意和计较他们对我的负面定位，当他们拍着我的肩膀，亲昵地喊我“看不见”或“老看”时，我总报以四季不变的微笑。后来我才逐渐明白，我那与生俱来的笑容，被多数人误读为淡淡的讥笑。老卢曾经告诉我：“你睡着了脸上还挂着那该死的冷笑！我几次都想朝你的嘴角狠揍几拳，让你把那一年四季都挂在脸上的蔑视一切的表情老老实实地收回去。”我为此沮丧了好一阵子，曾多次对着镜子自审过，但那被误会的神情和笑意无法彻底根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