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相继涌现出吉田茂、佐藤荣作、田中角荣、中曾根康弘等一系列出色的政治家。而自1991年以来，日本政府11年间换了9位首相，最长不到满届，而最短的只有64天，日益零碎混乱的政坛当然不能保持政策的连续性。
很多内阁人气低迷，有的支持率甚至降到个位数，为了赢得支持，经济理性不得不让位于短期的政治利益，尽管历届内阁不断尝试新的政策，修正甚至抛弃上届政府的基本政策，但由于政策不稳定、不连续，严重影响了日本经济的恢复。
第二，政策一误再误。
从1989年5月到1990年8月底，日本中央银行短时间里5次上调利率，将利率提高到6%；1990年9月，大藏省通过所谓“窗口指导”，要求所有城市银行把1990年第四季度的新增贷款数额减少30%(与上年同期相比)。1990年日本广义货币供应量增长速度从1985—1989年平均10%的增长率跌到7。4%，1991年跌到2。3%，1992年甚至创下了－0。2%的历史最低纪录。极度的信贷紧缩，导致日本股价和地价急剧下挫。
日本政府面对泡沫崩溃，在之前长达40年的经济增长背景下，以为日本依然无所不能，对经济景气抱有侥幸的期待，总想蒙混过关，缺乏结构性改革的准备，没能果断实行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举措。尽管从1992年3月开始，日本政府先后10次提出和实施了刺激经济景气的“经济对策”，但由于政策左右摇摆，终究收效甚微。
日本首任财务副大臣村上诚一郎曾说：“如今回过头来看，在那种危机时刻，为了让市场能够安心和理解，果断实施一些政策是必要的。在此之前，日本政府总是小打小闹，推出一些不痛不痒的政策，结果没有能够阻止事态的恶化。”
1993年2月，日本中央银行将利率调回到泡沫经济时期2。5%的水平，9月又降到1。75%。与此同时，从1992年3月到1995年9月，日本政府先后7次提出和实施了刺激经济景气的“经济对策”，为此投入的资金总额超过65兆日元，相当于日本GDP的10%以上〔美〕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刘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01。货币和财政的“双松”政策，确实起到了刺激经济的作用，1995年日本经济逐渐回升。
但1996年，桥本内阁实施紧缩性财政政策，同时对金融业进行急剧改革。紧缩财政政策迫使日本政府将直到2003年的中央与地方政府财政赤字总额控制在GDP的3%之内；此外，政府还将国债降低了4。3兆日元，将消费税从3%升至4%，取消了1994—1996年执行的对个人收入与财产税减免的政策。
金融业改革要求当银行自有资本率低于8%但高于4%时，银行必须执行改进商业经营的计划；当低于4%时，银行要么扩充自有资本，要么降低资产规模，并不得开设新的分支机构和从事高利息存款业务；如果银行没有了自有资本，则必须停业。
“双紧”政策造成日本在1997—1998年出现了资产流动性陷阱，银行拒绝向企业提供贷款，企业破产数目迅速增加，与此同时，企业负债金额也于1997年升至14。2兆日元，1998年达到14。3兆日元，连续打破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历史上企业负债的最高纪录。〔美〕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刘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04。日本经济再次出现紧缩，1997年出现了23年以来的第一次经济负增长。
1998年，日本政府不得不再次实施扩张型财政政策。然而，企业和消费者已经失去信心，过度扩张的财政政策使财政赤字猛涨，到1999年3月底，政府负债已达到9兆日元，比当年的税收高出约18倍。〔美〕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刘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305。
1995年年底，日本政府决定直接投入公共资金6850亿日元解决住宅专门金融机构问题，特别是救济受到拖累的大债权者——农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但由于农协是自民党的重要支持力量，大藏省与农林水产省就农协系统金融机构的救济达成特别协定在程序上存在瑕疵，引起其他利益团体的不满，造成全国舆论一边倒的局面。人们都对以国税处理银行不良资产和呆账的做法持严厉批评的态度，认为这是政府保护企业政策的延续。
由于政府威信已经受到质疑和破坏，政府关于投入公共资金救济私有企业理由的阐述又非常笨拙，缺乏说服力，致使以公共资金来处理不良资产的设想无法推行，大型金融机构、生命保险机构、一揽子承包商的亏损都只好放任自流。
当日本政府意识到问题的根源存在于曾经创造日本经济辉煌的日本模式中时，防止经济长时间萧条的最好时机其实已经错过。尽管日本政府开始对各种制度乃至整个体制进行反思和改革，在金融方面采取“大爆炸”，允许金融机构批量破产，但政府当局在前几年已经耗尽了财力和威望，无力采取有效措施解决金融系统的严重问题了。
只是在大规模投入公共资金（共计30兆日元，其中13兆日元用于补贴未破产银行，另外17兆日元用于在银行破产处理过程中保证存款人利益）救济金融机构，并对日本长期信用银行和日本债券信用银行实行国有化之后，才使银行部门恢复了暂时的、表面上的平静。
但随之而来的是财政更加恶化。财政方面制定了财政结构改革法，在经济管理方面推行大幅度松绑的自由化路线，却又遇上了亚洲金融危机，财政重建不得不让位于经济增长。2001年，日本小泉内阁提出“改革无禁区”口号，要求日本人民忍一时之痛，试图通过强制性的结构变革，达到“硬着陆”，无奈遭到强烈反弹，最终不了了之。
民主政体之下，威权政府也已不再，政治上软弱的政府不愿也不能采取非常强硬的政策，否则只能在泥潭中越陷越深，而日本政府也被泡沫破灭的恶果折腾得不堪重负。2002年，日本政府债务超过GDP的130%，到2011年，债务已经达到GDP的210%了穆迪可能下调日本主权债信评级。网易财经，2011年8月2日。成为发达国家中财政危机最为深重的国家。
第三，失去创新优势。
日本在泡沫破灭时，不能从制度上寻找原因，不愿意放弃父爱主义的行政指导方式，在制度上不能按照市场要求推动大幅度的行政机构改革。从1998年开始，日本才不得不彻底压缩省厅数字，加强首相的决断力，引进独立行政法人制度，改“事先限制—协调”的管理方式为“事后监视—救济”的管理方式，加强司法机关的功能和审判民主化，力图实现从行政国家到司法国家的“第三次法律革命”。
日本企业曾经依靠产业转型和技术创新成功崛起。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日本企业开始大批量地生产基于本国开发技术的新产品，在汽车和家用电子产品这两个领域，日本企业获得了极大成功。小型节能汽车、录像机、摄像机、激光唱片、大屏幕电视、计算机游戏、文字处理器与传真机、电子表、数码表、电脑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很强的竞争力。
但在泡沫经济破灭过程中，日本没能确定新的战略性产业并进行重大结构调整，日本主要的制造产业投资绝大部分是用于生产规模的扩大，而不是用于研发新的、革命性的产品。1985—1993年，美国企业在信息技术方面的投资占其总资本投资的比例从20%增加到35%，而同期日本仅从13%增加到18%。截至20世纪90年代中期，日本只有9。9%的办公室配备了PC机，而美国则有41。7%。1997年1月，互联网上注册的服务器网址，日本只有美国的7。3%。〔美〕高柏。日本经济的悖论。刘耳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235。
在信息化技术革命中，日本彻底落后了。尽管同期日本也不断冒出新产品，但这些新产品后来被认为只是“泡沫技术”而不是技术创新，它们只是给产品增加某种讨人喜欢的特征，但并没有增加实际的新功能。
第四，总想搭上美国经济的“便车”。
日本出口导向策略的成功，是基于美国强大的需求，利用了美国的高收入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的发展潜力。即使美国陷入萧条，日本需要做的也就是等待几个月，因为他们知道美国的复苏会是强劲和迅速的。然而，美国的“便车”也不好搭，时间久了，要么买票，要么就下去，如果美国情况不好，可能还会要求你将以前吃进去的给吐出来。
但很遗憾，日本繁荣时期浪费了多年的出口利润在国内的资产泡沫、“大而无用”的工程和定价过高的美国资产。在某些专家看来，这也是“搭便车”政策的失败。冷战期间，美国奉行不对称合作政策，让日本和其他盟国的产品很容易地进入美国市场，而不必在本国市场给美国产品同样的待遇。
但当美国出现巨额逆差时，日本对美国施加的压力没能有正确的反应，美国便终止了与日本的不对称合作。日本期待美国经济好转带动日本发展的想法落空了。
第五，全体就业策略。
终身就业曾被认为是日本经济成功的一个奥秘，它使日本政府可以集中国家资源用于发展经济，但与此同时，政府不得不通过其他方式让效率低下的部门与夕阳产业得到生存的机会。
在泡沫经济破灭过程中，维持社会稳定与经济结构升级换代这两个目标之间的矛盾彻底显现了出来。在整个20世纪90年代，日本政府用推迟经济结构升级换代来维持全体就业和社会稳定，大大削弱了日本经济在竞争性更强的国际新环境中作出调整的能力，日本经济逐渐丧失了活力。
尽管日本作了很大努力，全体就业策略的基础依然逐渐失去了。首先，越来越多的大制造商加入了将生产向海外转移的潮流；其次，在泡沫破灭冲击下，企业破产数量迅速增加，尤其是受政府保护的低效率产业，情况尤为糟糕。
日本雇佣制的变化大大降低了消费者对自己工作稳定的信心，当消费者对未来产生强烈的不确定性时，指望他们增加开支是不现实的。因此，日本出现了所谓的“厌消费群体”，他们拒绝轿车、高级家电、国外旅游，最大的乐趣在于“为自己的存款不断增加而高兴”，追求的是“无论如何30岁之前要存够1000万日元”。
中国会崩溃于房地产泡沫破灭吗
被英国《金融时报》形容为当代经济界的“先知”，被《纽约时报》封为“新末日博士”的尊敬的努里埃尔·鲁比尼(Nouriel Roubini)先生2011年预测中国经济将在2013—2014年实现“硬着陆”，着陆的方式有三种：第一种是泡沫“砰”的一声脆响后，经济完全“崩溃”；第二种是像一个小骗子似的“蒙混过关”，中央政府为此不得不全力救助地方债务和银行，而这将和日本一样，导致失落的十年；第三种是“空间换时间”，地方政府、中央、国有企业和银行分摊泡沫破灭后形成的坏账，其结果是经济增长显著下降，但可以防止金融危机的全面爆发。
在鲁比尼看来，中国经济增长在5%或以下就算是“硬着陆”了，因为中国需要8%左右的增长速度，不然社会和政治的稳定就不能保持。换句话说，中国经济“硬着陆”的同时，社会和政治的动荡也将发生。博士对中国的发展是持悲观态度的，在博士眼里，中国继续推进改革要么会遇到既得利益集团的阻挠无果而终，要么就为时已晚。总之一句话，中国不“硬着陆”是不可能的了。
“先知”的话，我们自然可以视为无理取闹，但那是不严肃的。对于泡沫，理性既然告诉我们已经存在，就应该正视其破灭可能引起的后果，并将之视为新一轮经济增长的起点，从制度上为新一轮增长奠定基础。泡沫的破灭并不可怕，它本质上只是经济的一个自我修复过程，可怕的是我们不敢正视。在泡沫破灭的方式上，我们需要做的是选择一条对经济和社会冲击最小的路径。
但我们的地方政府似乎根本没想过房价会下跌，在他们看来，2011年房价上涨幅度不超过GDP增幅就已经不错了。近年来，地方政府对房地产市场的依赖程度大大增强，地方政府不希望房价下跌，这是地球人都知道的事情，因为他们还需要依靠土地财政所取得的收入，需要将房地产投资最大化以保持GDP的高增长，更需要维持目前的利益格局。
可以预计，在2013年之前，地方政府仍会有较强的投资冲动，主要原因有两个：一是政府官员出于自身升迁的考虑，需要在换届前后保持GDP的高增长率，过去两届政府换届如此，2012年的换届前后也应当出现投资大幅增长的趋势；二是2009年出现了全国性的投资大跃进，频现的融资平台公司加剧了投资冲动，地方政府已经制订出未来几年依靠投资拉动经济繁荣的计划。
但在2013年之后，一旦房价下跌，必然导致土地价格下跌，随着土地收入的下降，政府前期投资的大量项目可能会因为资金不到位而被迫中止，并且由于前期的过度投资使政府面临沉重的债务负担，地方债务危机随时可能爆发，依靠投资所制造的经济繁荣也终将破灭。
由于人为压低利率，中国存在世界上最大的存贷差，银行的赢利能力因此也显得不错，但中国的金融机构本质上是脆弱的，风险识别、风险控制和风险定价的能力都很差，银行治理结构也存在明显缺失，间接融资的主导地位和国有银行的垄断，不仅造成资金利用效率低下，更加剧了金融体系的脆弱性。
与泡沫中的日本和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经济体的银行相比，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有过之而无不及。高校贷款、政府平台贷款、国有企业贷款、基础建设贷款、内部人控制贷款等表面上看起来都很安全，但底下却是流沙，这些贷款中的某些部分已经可以列入次级和可疑类了，有的甚至已经成为不折不扣的坏账。我们可以相信国家不会让金融机构破产，但这改变不了金融系统脆弱性的特征，更改变不了潜在金融危机诱发的可能性。
无论理性还是感性，我们自然不希望中国因房地产泡沫破灭而出现经济崩溃，我们也自然希望中国可以免于“失去的年代”，我们更希望的是我们因此可以奠定新的成长基础。
寄希望于房地产泡沫破灭不对我国的经济和社会造成负面影响，不形成金融危机，那是不现实的。现在我们的政府手中依然持有对土地的垄断和强力干预经济的权力，政府的威信也还存在，如果利用得当，我们也许不仅可以免于泡沫破灭的长时间苦痛，更可以推动中国经济再次起飞。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选择权在我们政府手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