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地产泡沫破灭本身并不可怕，因为中国信贷体系不完善，按揭杠杆不大，几乎没有什么金融创新，金融自由化也没有实行，泡沫破灭的冲击程度应该相对较小。但麻烦的是，我们不仅仅是房地产泡沫这么简单，我们其实还存在所谓的经济增长泡沫，我们已有的经济增长方式已经走到尽头，贫富悬殊已越过国际公认的警戒线，腐败，不公平、不公正的社会矛盾已经深度积累，这些问题如果叠加在一起，后果将不堪设想。
中国房价已经在慢撒气了，但中国经济是否会因此出现崩溃则完全取决于我们的政策。丘吉尔曾经说过：“当他们比较完所有的可能性之后，他们就会作出正确的选择。”现在，我们应该还有时间对房地产泡沫破灭的后果进行正确的比较与分析，对于房地产泡沫的破灭，我们不应该抱有侥幸心理，重犯日本当年的错误。
如果我们将泡沫的破灭归于别人的阴谋，而不从自身寻找原因，不采取应对的措施，那我们极可能败得比日本还惨，我们面对的也许不会只是“失去的十年”，更可能的是从此引发大规模的政治动荡和社会动荡。
我们与泡沫的决战才刚刚开始，决战可能使我们陷入“失去的年代”，也可能使中国经济从此涅盘重生。失去还是重生，就看为政者如何选择。我们是有条件也有可能避免落入日本泡沫破灭后的陷阱的，但能否避免，这不仅考验政府的智慧，更考验政府的决心和勇气。
未来经济的路径选择
既然是泡沫，破灭就不可避免。
美国大萧条时，美联储和财政部其实放任了萧条的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泡沫破灭是经济体的自我强制清算，对经济长期发展来说是好事。凯恩斯爵士的横空出世，导致政府对经济的积极干预，此后的泡沫破灭过程都可以见到政府和中央银行忙碌的身影。
政府的介入稳定了就业和收入，及时修复了遭到破坏的“资产负债表”，稳住了资产价格，中央银行作为最终贷款人为市场提供了流动性，防止了萧条的自我加强。
由于政府对经济介入的程度不一样，政府在泡沫破灭过程中采取的措施也不尽相同。自由市场经济体制下，政府参与程度相对较浅，一般不会直接干预微观经济体的运作。2008年年底，美国要通过公共资金直接救助金融机构的提议就曾引起社会的强烈不安。
政府主导的经济模式下，政府不仅通过“行政指导”直接参与经济，而且政商之间关系“亲密”，泡沫破灭过程不仅直接影响经济，也冲击到了政治体制。政府参与经济的程度越深，受到的冲击也就越大。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应对泡沫破灭的方式和路径存在较大的选择余地。当然，选择不同，结果也不同。
危机是转型经济的成人礼
一个经济体的发展，不会永远一帆风顺，挫折、失败和成功应是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只有经历挫折，并在挫折后重新崛起，方可达到辉煌。不论是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周期性决定了危机的必然存在，经济危机是经济自我修正的必然过程，是经济体成熟的“成人礼”。
世界很多地方，年满18岁时都需要举行象征迈向成人阶段的仪式。成熟意味着责任，“凡人之所以为人者，礼义也。”传统的成人礼仪式早已演练完毕，因为有先例可循；但经济体的“成人礼”却缺乏统一标准，有的应对得当，有的则陷入了泥潭。
20世纪20年代，美国依然处于不列颠“日不落帝国”的阴影之下，并未意识到自己已是全球经济老大，需要承担起相应的责任。当华尔街大崩溃时，美国外交上孤立主义盛行，经济决策失误多多，导致全球步入长达十多年的经济大萧条。
美国在1930年6月为保护国内工业，通过了灾难性的《霍利—斯穆特关税法》，以邻为壑，从而引发了世界性的贸易保护，世界国际贸易总额从1929年的686亿美元急剧萎缩到1933年的242亿美元，下降幅度高达65%。
与此同时，美联储“无为而治”，听任危机对经济“强制清算”，导致美国资金大规模从国外回撤。受此影响，1931年5月，维也纳最大的银行——奥地利信贷银行宣布无清偿能力，引起欧洲大陆的恐慌和连锁反应。7月，德国丹纳特银行破产，随后德国所有银行都被迫放假，柏林证券交易所也关闭了两个月之久。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终于意识到自己全球老大的责任，为重建欧洲实行了“马歇尔计划”，投入了大量资金，“马歇尔计划”的实行，不仅使西欧经济得到了快速恢复，有力地促进了欧洲一体化进程，而且也为全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长时期和平奠定了基础。
日本在泡沫经济破灭之前，已是世界公认的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长期在美国的军事保护下生存，经济上也存在“搭便车”的想法，不愿意承担相应的责任，因此未能处理好本国面临的挑战。
20世纪60年代末期，尽管日本经济学家一致公认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固定汇率是二战后日本经济发展的最重要因素，但日本却不愿进行任何努力以维持这个体系的存在，并坚决拒绝日元升值。
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日本依然不愿意开放国内市场和大幅升值日元。因为日本相信，国家之间政策协调的根本目的就是让对方做自己希望他们做的事情，而自己不用做对方想要自己做的事情。
为应付美国施加的压力，日本代之以金融自由化，日本不仅要做产业大国，还要做金融大国，因此将银行业也发展成为日本的支柱产业。对此，美国当然也是欢迎的，因为在美国政府看来，日元的低估与日本金融市场的封闭有关，日本开放金融市场，美国的金融机构将可以占领相当的日本市场。
金融自由化使日本落入了“蒙代尔三角悖论”的陷阱，保持汇率稳定的目标与国内政策的目标发生了不可调和的冲突，为压低日元汇率，日本不得不超发货币，不仅引发了泡沫，也造成了通货膨胀。当货币供应量以两倍于GNP（国民生产总值）增速增长时，日本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就不能只考虑稳定汇率了。
泡沫破灭后，日本很长时间内依然不愿意就宏观经济政策和经济结构进行全面检讨。日本经济之所以会走向长达十多年的萧条，不能不说与日本狭隘的自利经济行为有关。日本没有意识到布雷顿森林体系崩溃后，世界出现了完全不同的金融和经济秩序，美国早就靠不住了，日本需要谋求自身稳定的金融环境和经济环境。
但日本明治维新后一直想的是“脱亚入欧”，在亚洲除提出过所谓的“雁行经济模式”外，基本上没有其他。20世纪70年代，日本曾被邀请加入亚洲区域性国际清算协议，但日本没有参与；亚洲金融危机期间，东亚各国提议建立亚洲货币基金，日本依然持观望态度；只是在2000年中国积极支持东盟，形成10+1体制后，客观上为抑制中国的影响力，日本才积极参与了亚洲经济事务。
日本有法定的“成人礼”，隆重得很，但日本经济的“成人礼”仪式却办得有些糟糕，以至于有“失落的一代”醉酒跑到成人仪式上耍酒疯，逼得正在致辞的佐世保市市长应景而感叹：“社会冷酷啊！守点规矩吧！”
中国改革开放历经几十年，我们经历了经济的高速发展，也经历了恶性通胀，举办了史上最盛大辉煌的奥运会，也见证了周边国家经历泡沫破灭的痛苦。三十多年来，依靠低资源价格、低劳动力成本、低附加值出口驱动、高投入、高污染，中国实现了神话般的增长，但这种增长模式已经走到了尽头，甚至被认为“恶性经济增长”。
三十多年来，我们依靠良好的外部环境，积极融入全球一体化的大潮中，享受到了全球化的好处，积累了巨额的外汇储备；但经济发展优先的策略，导致我们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社会公平与正义，忽视了共同富裕的目的。经济发展了，社会矛盾却不断激化，和谐社会的建设之路修远而漫长。我们的社会矛盾需要解决，公平与正义需要得到宣扬，高发且屡禁不止的腐败需要得到抑制和清理。
三十多年来，我们初步建立起来的市场经济体制还很不完善，低效率的国有经济在国民生产总值中并不占优势，但却控制着国民经济的命脉，在资源配置中起着主导作用；国有企业在能源、电信、交通、金融等重要行业中长期处于垄断地位。
现在，中国经济需要面对泡沫破灭的“成人礼”了。作为转型中的经济体，如果说，我们是独一无二的“中国模式”，那是妄自尊大。“中国模式”是什么？严格地说就是在中国的“东亚模式”。“东亚模式”曾经是成功的，在其广受推崇之时，印度尼西亚的苏哈托颂扬“裙带关系”的优越性，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要挑战联合国的《普遍人权宣言》，他们都坚持认为亚洲的价值观优于西方的价值观。
但就在这时，“东亚模式”被认为是“纸老虎”，研究者发现，除日本之外，亚洲金融危机之前的东亚各国，并没有因为科技发展而提升效率。克鲁格曼因此断言：“如果亚洲的经济成长有什么秘密的话，那只不过是他们能够延宕欲望的满足，愿意为了未来的收获而牺牲现在的享受。”五年一觉——亚洲金融危机。三联生活周刊，2002年第7期。
很不幸，亚洲金融危机使“东亚模式”失败了，东亚国家和地区面对“成人礼”采取了不同的应对策略，导致各国的经济复苏程度大相径庭。
韩国在危机中受到羞辱，不得不接受IMF开出的“药方”，进行彻底的政治民主和经济自由改革，斩断资本主义“裙带”，加强透明度。通过一系列措施，韩国很快实现经济复苏，2006年韩国GDP已经排名世界第11位，高于俄罗斯和澳大利亚。
中国台湾也通过政治改革顺利实现了经济结构转型。
在印度尼西亚，尽管苏哈托倒台了，公民也拥有了更大的政治自由，但始终没能解决好不良贷款、贪污腐败和经济结构性等问题，经济依然在昏睡中挣扎。
马来西亚因为强势政府的存在，可以拒绝IMF的援助和建议，并宣布资本管制，严格控制外资流出，实行固定汇率（林吉特兑美元比率下调为3。80∶1，较危机爆发前贬值33。7%），西方世界一片哗然，直接导致1998年马来西亚股指降至历史低谷。资本管制虽然套住了外资，但直接结果就是导致外商投资从1998年的27亿美元直线下降到2001年的2。9亿美元，因此马来西亚政府不得不在2001年5月完全取消资本管制。危机期间马来西亚政府也大规模整顿金融体系，实行持续的扩张性财政货币政策，2000年后连续4年财政预算赤字均超过GDP总量的5%，但经济复苏并不理想，经济结构的基本格局未能改变，对外依赖性持续增强，极易受到外来因素的冲击。
危机作为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种自我矫正机制，是我们不能回避的，正视危机的存在并采取应对措施，是我国经济与社会从成长到成熟过程中必经的“成人礼”。面对“成人礼”的到来，我们会上演什么样的仪式呢？
误入渐进式改革陷阱
中国经济改革的目的不仅是需要从落后的自然经济过渡到市场经济，更重要的是要完成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因此，中国经济改革既是改良性质的，又是一场制度性革命。
当初为了改革的顺利推进，我们选择了务实的渐进式改革，不纠缠于姓“资”姓“社”，而是在体制外培育推动体制内改革的力量。但也正因如此，社会思想并未得到清理与统一，激进与保守在改革的终极目的以及具体路径上始终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
所谓“增量改革”本质上是机会主义式的。抓住老鼠的就是好猫，是猫界的机会主义；不解决意识形态问题，而采取典型的“拿来主义”，也是机会主义。但客观而论，我国刚改革开放时，这是唯一正确、可行的选择，因为我们首先要解决的是温饱问题。
中国改革开放选定了一条正确的道路，但意外地却走岔了道。究其原因，不能不说与我们当初的选择有关。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从一开始就是建立在“中国特色”的旗号之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的有机结合。在我们看来，这种奇异的结合是全球首创，只此一家，别无分号。因此，我们改革的终极目的是模糊的，没有参照系，每前进一步都可能被视为创造，但也可能被视为倒退。
当改革处于改良阶段，对既得利益者不仅没有坏处只有好处时，改革得以顺利进行；而当改革需要既得利益者让渡部分既得利益之时，“中国特色”就成为挡箭牌，他们需要坚持“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特色与市场，或者说，我们坚持的传统社会主义与市场经济之间发生了巨大的冲突。
一段时间里，这种冲突因为中央高层坚定不移地支持改革开放，在社会上并未引起大的波澜，也未根本性妨碍改革的深入推进。但这种脆弱的平衡被一个偶然的事件打破了，我们的改革路径自此开始偏离。
2004年8月，郎咸平教授从香港回到内地准备一展身手，没想到，刚一伸腿就掀开了国企改制的潘多拉盒子。在郎教授看来，20多年来的国企改革无非是一场瓜分国有资产的盛宴，呼吁停止国企改革，“郎旋风”掀起了第三次改革大争论的序幕，引发公众对国企改革、腐败和贫富分化等严重社会问题的强烈共鸣，一些人甚至呼吁，宁愿全面停止改革，也不要扭曲的、不公正的改革。争论持续发酵，2005年，社会上又刮起了“刘国光旋风”。
刘国光是对我国早期改革有重大影响和贡献的学者之一，一直坚持中国改革的市场经济取向。2005年7月，他却提出现代西方经济学整体上不适用于社会主义中国，中国需要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来指导的理论。同时，他要求“检查一下高校领导干部，包括校长、书记、校长助理、院长、系主任、研究室主任、研究所所长等，是不是掌握在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不是就换”，“领导岗位一定要掌握在马克思主义者手里”。刘国光的言论立即在社会上，特别是在经济学界、教育界引起了强烈反响。
改革推进自此遇上了强大阻力。2005年2月，国务院发布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份以中央政府名义发布的鼓励支持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政策性文件，被寄望开启“中国民营经济春天”的“非公经济36条”全称为《国务院关于鼓励支持和引导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的若干意见》。遇到了强烈反弹，一份广为流传的万言书指责“非公经济36条”违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将从根本上动摇乃至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和国有经济的主导地位，建议立即撤销。“非公经济36条”走了多年也一直未走到春天，几乎是无疾而终，反倒是国有企业、与权力结合的权贵企业欣然逢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