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最后说：“以上三件事，无论缺了哪一件，都很难成为健全的分子。今后的教育应当从这三件事着手，尤其对于中学生，更应当特别训练。希望负有教育责任的人注意。”
叶圣陶的观点，让我想起最近看到的一本书——《人生中不可不想的事》。作者克里希那穆提是印度著名哲学家，在西方具有广泛的影响，与叶圣陶生活在同一时代。他在该书第一章“我们需要怎样的教育”中指出：“这是一个疯狂的、完全混乱的世界，每个人都在和别人作对，极力想达到一个安全的位置，一个有权势或享福的位置。”于是，教育的目的，就是教人学会适应这个世界，实现自己的愿望……克里希那穆提指出，许多人都会接受这样的教育，服从父母和老师的教导，因为它会让你“得到学位，得到一连串的头衔，得到非常好的工作，所以”那是安全又容易的生存之道”。但由于这种教育会让你对生活充满恐惧，其中包括“怕失去工作，怕传统，怕邻居，怕丈夫或妻子的批评，怕死亡”，而人们“一旦有了恐惧，便失去了智慧”。就是说，恐惧会让“你的头脑变得迟钝、衰竭、愚蠢”，会让你不去考虑生命的真谛。
因此这并不是真正的生活，也不是真正的教育。
在此基础上，他提出这样的问题：“教育的意义只是帮助你顺应这个败坏的社会制度吗？”在做出否定的回答之后，他又进一步指出，真正的教育应该是”给你自由，一种全然的自由，来让你成长并创造一个不同的社会，一个新世界……，否则我们将被彻底消灭。……所以，教育的意义很显然就是消除外在及内在破坏人类思想、关系及爱的那份恐惧。“克里希那穆提的这本书，对于反思当今的教育，具有积极的作用。
九 提倡主动学习
叶圣陶认为教育的含义绝不仅仅是读书，因此他特别反感人们把“求学”说成是“读书”，也反对把读书的范围局限在教科书之内。抗日战争爆发之前，他应教育部要求，在电台畅谈中学生的阅读问题。当时无线电台问世不久，其影响与现在的电视不相上下。他说，教科书不过是“备忘”的提纲，课堂教学只能是“扼要的叙述”，要深切了解各科知识，还必须找许多相关的课外读物。读书不仅仅是为了获得知识，更重要的是“陶冶自己，使自己的人格更为高尚”。学生在一生中需要应对的事情太多了，学校教育不可能把所有知识教给他们，因此中学生一定要养成爱好读书和“自动学习”的习惯，千万不要把阅读局限在教科书的范围之内。
但是，许多学校却以保护学生为由，无端设置阅读禁区，对他们横加干涉。叶圣陶认为，这样做正好剥夺了学生的识别机会，他们不明白学校取缔这些书籍的用意何在，因此不利于培养学生“明澈的识别力”。另外，取缔的办法也容易激发学生的好奇心，你越是不让他看，他就越想看看。因此他提醒青少年们：“写在书上的东西并不是完全可以信赖的。阅读果然要认真，但是尤其重要的是要抱着批判的态度，要区别哪些是应该接受的，哪些是不应该接受的，不能’照单全收‘。“叶圣陶的这些话，对于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教科书，同样适用。
抗日战争爆发之后，叶圣陶在《教科书的缺乏》一文中说：“我国向来把’受教育‘叫作’读书‘，以为要学习一点什么必须凭着一本书籍。“在这种观念影响下，人们以为只要让”学生捧着这些书本，尽做着讲解记诵的工夫“就够了。至于在讲解记诵之外，是不是需要”把学习得来的东西融化在自己的生活里”，则根本不去考虑。这其实也是应试教育的要害所在。正因为如此，叶圣陶认为“目前教科书的缺乏并不是严重的困难”。言外之意，死记硬背教科书的内容，才是问题的关键。随后，他又在《识字与受教育》中指出，识字与受教育是两码事。有些人虽然能识文断字，但“他们痰要乱吐，上公共汽车要乱挤，献金一毛不拔，服公务假公济私……”这不是受过教育者应该做的事。
1941年，叶圣陶举家迁居成都，与他的好友、前来度假的西南联大教授朱自清相遇。二人交往密切，并合作编辑《精读指导举隅》《略读指导举隅》，成为中学生学习国文的课外读物。这年初，叶圣陶在《变相的语文教学》中指出，从表面上看，中学生的课程五花八门，但是实际上只有一门，那就是“国文”。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无论哪一门课，老师在课堂上总是“讲解课本或讲义上的文句”，学生在教室里则是“抄写教师的板书，记录教师的讲解；……科目虽不同，工作的方法却并无二致。都与上国语课、国文课、英文课的情形差不多“。所以叶圣陶把这些五花八门的课程都称为”变相的语文教学”。
这种现象的形成，是因为“我们的教育家”把学生当作一个空瓶子的缘故。这些“教育家”以为，只要给学生一本书，一篇文章，再逐字逐句给他们讲一遍，就算完成教学任务了。因此，学生只要“带一双耳朵，一双眼睛，一本教本，一本笔记本，一支铅笔或钢笔”，就可以”保证你没有错“。根本不要像热心于教育实验的“好事者”那样，还要用“搜集、观察、比较、综合、试验、实习”等非常辛苦的手段。叶圣陶指出，这样做的后果，只能让学生心似死灰，形如槁木。他呼吁：我们的学生“太可怜了！太可怜了！让他们多做一点儿事吧，用他们的心，用他们的手，用他们的口，无论怎样都是好的。退一步说，让他们跑出教室来种一方地，锯一根木头，甚至跑跳一阵，争论一阵，也是好的。只要不再教他们听讲那变相的语文功课，……他们就有福了”。
十 反对科举精神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叶圣陶从报纸上看到一篇文章，标题是《因政府考试的国文题说到学校的国文课》。文章作者说：政府为了“倡导国学，恢复固有知识”，在中央机关用人考试中一概以国学试题为主。但是应试者的成绩并不理想，这说明学校的国文课是有问题的。叶圣陶反对这种说法。他在《国文试题与科举精神》中指出：这种考试是不允许考生“发表自己的思想与情感”的，因此它是一块“敲门砖”，是科举精神的再现。
抗日战争胜利后，叶圣陶离开四川，返回阔别多年的上海。1946年，他在《文汇报》“抢救在学青年”座谈会上，以《文字并不可靠，教本少用为妙》为题，做了发言。他说：“现行的教育制度完全是继承过去的旧精神，……还是继承科举的一套”。其做法是：“要学生读一种死的东西，读了之后考一下，考得出的，由统治者雇用为高级或低级的帮手，考不出的那就一辈子倒霉。”这种做法，与过去的科举制度完全一样。因此他提出：“我是主张读书不必进学校的。”叶圣陶还说，过去统治的范围较小，需要的帮手也少。“现在则统治范围大了，物价、交通、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要管制得无微不至，所需要的帮手也就更多；而这些帮手的取得，是通过人事关系，另一层是必须科举出身。”这让人想到如今的公务员报考热。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就提出精兵简政，执政后也三令五申要精简机构，但事实上各级党政机构却越来越庞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就业问题比较严峻的今天，公务员报考大军居然成为一大景观。多年前，我在研究中曾经看到民国初年阎锡山担任山西省省长时，一个县只有六个公职人员。后来我们在调查“老百姓想什么”时，发现一个贫困县的县级领导（包括退休人员在内）就有200多人。我想，如果加上县里的一般干部和乡镇干部，至少有成千上万吧。由此可见，作为纳税人的老百姓负担有多大！
话说回来。叶圣陶在这次发言中指出，如今的考试办法不仅与科举制度精神相通，而且方法一致。科举制度要求人们专读儒家的书，只要能记忆，能够为圣人立言，能把一句话发挥成两三句，就可以应试。至于这些话是不是真的有用，则无须过问。“现在的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进学校的人，不要说文科，就是理工科也是这样，只要能记得住，写得成卷，考得出，就称是好的，根本不用研究，更不管是否有用。”因此叶圣陶认为，“不想考科举，不想做统治者的帮手的人，大可不必进学校。”与此同时，他也承认这说法有点偏激。许多人虽然不想通过科举做统治者的帮手，但由于没有其他出路，还是非进学校不可。
不久，叶圣陶又在《何必升学》一文中指出，教育的目的，本来是为了让学生明辨是非，养成良好的习惯。但如今的学校教育却完全是为了得到一张文凭，谋求一个职业。于是所谓教育，就只能是通过“一堆死板凌乱的教材，一派浮词滥调的训言”，让学生的头脑“像间杂货铺”一样。
这样一来，当学生为了辨别是非而发表意见，或出于正义感而有所行动时，则往往被视为坏学生，甚至被开除出校。正因为如此，他认为这不是真正的教育，年轻人没有升学的必要。
1947年，叶圣陶在《文字教育和记忆教育》中进一步指出教育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文字教育和记忆教育两个方面。前者是把一切知识都变成了文字教育，后者则以为只有记忆才是学习成功的标志。这只能让学生“把实在的东西丢在一边”。这样做，对学生有害无益。
十一 批评应试教育
1977年，是“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第一年，当时已经是80多岁高龄的叶圣陶担任了教育部顾问。这一年秋天，中断十年之久的高考制度得以恢复，从而改变了无数青年的命运。就在大家为恢复高考制度而欢呼雀跃的时候，叶圣陶却清醒地看到高考制度对教育的危害。
1979年10月，他在《当前教育工作中的几个问题》中指出：粉碎“四人帮”以后，许多教师都很努力，也想做好工作。但由于他们“只知道逼学生做功课，连小学二、三年级的学生，家庭作业也很繁重”，有些教师甚至布置大量练习题，把孩子们“弄得困倦不堪”。因此他认为：教师“抓教育是应该的，但是怎么抓，要好好研究。一味加重学生的负担，不是办法”。此外他还强调：“当前教育工作中的问题很多，有的问题还很严重。”叶圣陶认为，出现这种情况，与大家对教育的认识有关。“教育是什么？往简单方面说，只须一句话，就是要养成良好的习惯，德育方面，要养成待人接物和对待工作的良好习惯；智育方面，要养成寻求知识和熟习技能的良好习惯；体育方面，要养成保护健康和促进健康的好习惯。”但由于大家对教育的理解有误，因此“许多人评价学校，只看升学率”，以为升学率高就是好学校。于是许多学校“就专门逼学生，考学生，想尽办法提高升学率”。这样一来，就给学生造成一个很坏的印象，以为“上学为的就是高考，高考考不上，一切都完了，十年的工夫等于白费”。他问道：“听说高中毕业生只有百分之三四能升学，难道普通教育就是为这百分之三四办的吗？难道剩下的百分之九十六七都是这百分之三四的’陪客‘吗？”一个月之后，叶圣陶从新闻广播中听到有些学校从高中二年级开始，就放弃正常教学活动，专门为高考做准备。于是他以《学习不光为了高考》为题，写了一篇文章，再次表达自己的意见。他说：“我听到这件事心里很不舒服。难道学生进中学就是为了考大学？难道国家办中学就是为了给大学供应投考者？现在大学办得还不够多，招收的名额还不够多，……如果学生进中学就是为了考大学，极小一部分考进大学去了，极大多数没考上的不都成了废品吗？难怪他们中间有些人悲观失望，认为白受了十年教育，自己没有什么前途了。”他指出：持这种想法的不仅是落榜的学生，而且还有学生家长、学校老师和教育行政人员。因此中学为什么要办，中学生为什么要学，教师为什么要教，这都是大家应该认真考虑的问题。
1980年1月，叶圣陶在《考试》中说，学校为什么要考试？无非是为了检查学生学习的成绩怎样。从这个角度来看，学校里只要“有个期终考试，或者加个期中考试，就够了”。但是如今的考试却有许多名堂，比如摸底考试、模拟考试、分片会考、全区会考等，可谓名目繁多，花样翻新。至于“这些考试目的何在，要考查什么”，即使是教育部的顾问，他也并不清楚。
随后，他又写下《再谈考试》一文。他说，考试是检查学习成效的一种手段，不是学习的最终目的。作为一种正常的教学活动，考试应该和课堂提问、课外练习一样，在“活泼，平静，没拘束，不紧张”的情况下进行。但由于老师的重视，家长的督促，考试和分数已经成了学生最看重的事。于是就产生“为考试而学习”的怪口号。这样一来，学生就会感到压力很大，就会把所学的知识当作敲门砖，一出考场就完全忘掉。此外，这种情况还可能诱使少数学生在考场上作弊。
大约是2000年前后，我在北京一所高校看到许多开除学生的告示，原因是他们在考试中作弊。当时我一方面为该校如此严厉的校规感到惊讶，一方面也觉得这种做法有些野蛮，就好像因为偷窃就要砍手一样。如今看到叶圣陶的观点，才觉得问题不在学生，而在于不合理的应试教育以及与此相关的制度。
这一年4月，叶圣陶对于所谓“重点学校”提出批评。他委婉地说：
提出重点学校的办法，“是通常说的集中力量打歼灭战的意思”，这也许是一种快出人才的“好谋略”。他表示：尽管如此，我对“非重点”却不免感到有些担忧。平时在文件里和报纸上经常看到“必须把重点学校办好”的话，心里总觉得这是不是说，“非重点学校无妨不办好”呢？老人的聪明，由此可见一斑。
十二 一个生动的比喻
后来，叶圣陶还多次表达类似观点，其中最精彩的莫过于引用著名语言学家吕叔湘的一个比喻。吕先生说：“教育的性质类似农业，而绝对不像工业。工业是把原料按照规定的工序，制造成为符合设计的产品。农业可不是这样。农业是把种子种到地里，给它充分的合适的条件，如水、阳光、空气、肥料等等，让它自己发芽生长，自己开花结果，来满足人们的需要。”叶圣陶认为：“吕先生这个比喻说得好极了，办教育的确跟种庄稼相仿，受教育的人的确跟种子一样，全都是有生命的，能自己发育成长的，给他们充分的合适的条件，他们就能成为有用之才。所谓办教育，最主要的就是给受教育者提供充分的合适条件。”他还说：“办教育决不类似办工业，因为受教育的人绝对不是工业原料。没有生命的工业原料可以随你怎么制造，有生命的可不成。”接下来他介绍了半个世纪之前丰子恺先生画过的一幅名为《教育》的漫画。画面上有一个做泥人的师傅，正在一本正经地把一个个泥团往模子里按，旁边摆着已经“脱出来的泥人个个一模一样”。叶圣陶说，“做泥人虽然非常简单，也算得上工业，原料是泥团，往模子里一按就成了产品——预先设计好的泥人。可是受教育的人决非没有生命的泥团，谁要是像那个师傅一样只管把他们往模子里按，他的失败是肯定无疑的。”可见五四时期的那帮知识分子，如吕叔湘、丰子恺和叶圣陶对教育的认识，观点基本是一致的。他们对教育的思考，应该唤起我们对今天教育的辩证认识才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