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指出，从事小学教育的人往往是“把儿童的心理看得太简单太机械了”。由于“不明白儿童的心理”，因此他们的科目设计、教育步骤和教学方法，也往往是脱离实际的。正因为如此，叶圣陶认为教师的思想觉悟和认识水平特别重要。他说，许多教师因为没有觉悟，便只能羡慕古代；因为对现代生活没有研究，所以就不考虑人生的价值。儿童如果遇上这样的老师，“他们的人生也就没有什么意思了。”他还说：“也有一些儿童，他们的本能薄弱，仿佛孱弱的种子，发出的芽细弱可怜，若不加培雍，等不到开花结果先就枯萎了。”由此可见，当时的叶圣陶已经用现代心理学理论来研究小学教育问题了。
四 批判教育制度
在这篇文章中，叶圣陶还批评了“教室制度”、“用书制度”和“分科制度”的弊病。他说课堂教学是“宗教的遗制”，由于它能够“节省教育的人力和时间”，人们就把它看作是“天经地义”的事。他认为，课堂教学是在固定时间、固定环境内的学习，“是一种特异的拘束的境界”，不利于儿童的“玩弄、抚摩、观察和试验”的天性，因此这种教学活叶圣陶和孙女叶小沫动不可能激发儿童的兴趣。但由于课堂教学已经成为一种制度，许多人以为只有教室才是学习的地方，因此这种制度对真正的教育是一种扭曲，具有很大危害性。他还说，儿童进入学校之前，自有他们的生活，进入学校之后，应该继续他们的生活。“倘使儿童一进学校，就把他们关闭在教室里，只让他们诵习书籍”，等于是强迫他们适应一种新的生活。叶圣陶认为，“这种适应和深谷里的鱼变为盲鱼一样，是一种消极的倾向。”这些观点，对于迷信课堂教学的人，应该具有醍醐灌顶的作用。
对于“用书制度”，叶圣陶是这样讲的：“书籍的效用在于传授以往的成绩，流布个人的思想。用书制度的好处，就在于使学生知道这些成绩和思想，并备遗忘。……可见读书是一种手段，并不是最后的目的。以前的人对于书籍的概念非常模糊，以为书籍便是知识，所以要得到知识只消读书，于是学校里就有了用书的制度。儿童进了学校，就觉得唯一的重务便是读书，但是不知道读书为的什么。久而久之，自己的生活，实际的事物，他们都淡忘了，心里就只有书籍了。”这些话告诉我们，如今的教育正在实行一种有过之而无不及的“用书制度”。
叶圣陶指出，书本知识是“帮助思考”的材料，不是盲从的根据。学校应该为儿童提供接触实际事物的机会，使他们随处都能研究，随处都有兴趣。“倘使儿童一进学校，就把他们关闭在教室里，只让他们诵习书籍”，那就会导致“他们把活动的心性和丰富的兴趣，白白的埋葬在教室和书籍里头了”。
叶圣陶认为，有了教室制度和用书制度以后，学校就不得不实行分科制度了。在这种制度下，学生“只要进了学校，不管你需要不需要，有兴趣没有兴趣，这些科目是非学习不可的”。其实在科目之外，关系人生的事物还有许多。由于这些事物和日常事物混在一起，因此不可能列为专门的科目。不能列为专门科目，就好像没有学习的价值。
如果儿童在固定的科目之外还有感兴趣的活动，就会违背学校的要求和规定。
于是叶圣陶问道：这几个科目能把实际生活中的事物包括得尽吗？这几个科目都是合理而且有系统的吗？只要学习了这几个科目，就能应付人生的种种事物了吗？这种划定科目的教授方法主客易位，不切实际，能不使知识和实际背道而驰吗？对于这一系列问题，叶圣陶的回答是否定的。
在此基础上，他又感慨地说，既然如此，“儿童何苦（要）耗费尽力去学习这等没用的玩意儿呢？”
五 主张教育改革
在此基础上，叶圣陶提出改革小学教育的四点意见：
第一，要明白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密不可分的。“个人的功利便是社会的福祉，社会的进步就是个人的快乐。”只有那些把知识和才能贡献于社会的人，才是更高尚、更合理、更幸福的人。从这个角度来看，由于“我和他人的欲求、利害、感情都相同，彼此相助，力量就愈大，收益就愈宏，所以我们（应该）尊重我们的伴侣，赞助我们的伴侣……，人类方始可以得到圆满的、普遍的、永久的快乐”。基于这一认识，他认为小学教育应该帮助儿童树立“自觉的，自动的，发展的，创造的，社会的”人生观，让他们献身于社会的同时，获得最大的快乐。
第二，要明白知识究竟是什么。由于求知的动机是“需求”。“所谓需求，就是满足现在的欲望，达到愉快的境地，所以知识是帮助我们计划、支配我们行动的”。儿童之所以不愿意学习，是因为老师教授的知识并“不是他们当前所必需的”。只有生活环境中最需要的东西，即“求知者主观的欲望和兴趣的结晶体”，才是真正的知识。从这个角度来看，物质是可以授予的，属于精神领域的知识，是不可以传授的。好的教育，应该是让儿童自己在生活中寻求真正的知识，而不是向他们灌输别人所掌握的知识。
第三，要激发儿童求知的动机。儿童求知动机与他们的本能、欲望和兴趣有关。儿童的本能是“教育的原料，……如果能引导，没有一种本能没有积极的倾向”。儿童的欲望来自好奇，如果教育能够顺着他们的欲望，“使他们如愿以偿， …… 归结到合理而有系统的道路上去”，那就能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就是一种好的教育。
如果儿童的欲望一时不能达到，或者具有破坏性，也不应该遏止。因为一味地遏止会伤害他们的创造性。合理的办法，是引导他们用新的更好的欲望代替原来的欲望。另外，人对外在世界的关注，与他的兴趣有关。从这个意义上说，兴趣是生命的寄托，是一个人“内在的真实的世界”。好的教育应该是了解儿童的兴趣，并不断扩大其范围，以激发他们的求知欲。
第四，要改革以往的教育设施。在这个问题上，叶圣陶根据杜威教育即生活、学校即社会的观点，提出要铲除过去的各种制度。“今后小学必须的设备是会场，工场，农场，运动场，试验室，娱乐所，图书馆，博物馆，卫生处等等，（使）一个学校便是一个社会”。教师的任务是对儿童“担负帮助和指导的责任”。
1942年，叶圣陶在《当前教育必须改进》中说，任何事业都有个质和量的问题，教育也不例外。这些年来，教育在“量”的方面进步很大，有人以为这就是教育的进步，这“未免想得太简单了”。因为除了数量之外，还有个质的问题。只有解决这个问题，让学校的教育变得“货真价实”，那才是教育的进步。可见，近年来大学升格、大学合并、大学扩招等现象，未必是一种进步。什么时候大家认为我们的大学生既有知识又有教养了，那才是教育的进步。
1945年，叶圣陶又在《改变教育》中强调学生在教育改革中的作用。
他说，学生是受教育者，“这个’受‘字，似乎处于被动地位，对于改变教育恐怕做不得主，用不上力”。但是，教育的对象是学生，教育好不好，有没有实际效益，他们“知道得最清楚，体会得最亲切”。从这个角度来看，受教育者不是一个被动的张开口的空袋子，也不是非要等别人把东西倒进来才行。受教育者的含义是学习。要学习，就要依靠自己的能力。因此，要进行教育改革，不能忽视学生的作用。
1947年，叶圣陶在一篇文章中说，学校的毛病很多，但有一种很少有人注意，那就是“枯坐听讲”的毛病。他指出，一个人从小学到大学一共16年，几乎每天都要消磨在教室的椅子上听老师讲课。坐在那儿听讲，不但肢体不能活动，而且精神也不自由。于是疲惫、厌倦就“像两道纠缠不已的绳索，紧紧捆住学生的身心”。16年下来，一个聪明活泼的孩子就会变得老气横秋。因此这是一种无法弥补的刑罚，它“将永远是人生的缺陷”。在这篇文章结束时，叶圣陶介绍了外国试验学校的情况。这些学校不是鼓励学生在课堂上与教师研讨，就是把学校变成工场，把上课与工作结合起来。他认为，“要谋改革，自然得走这条道路”。
六 关注教师修养
1922年，叶圣陶在《教师问题》中指出，要提高民众的文化水平，必须普及教育。要普及教育，必须依靠教师。但是他发现，在小学老师中，“不好的和不能胜任”的占大多数。他还发现，已经考入师范学校的学生，“很鄙夷小学教师这桩事业，越是优秀的，鄙夷的强度也越厉害”。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情况呢？这恐怕与小学教师的月薪只有六至十元有关。小学教师待遇低下，主要是因为主管部门侵蚀的结果。于是叶圣陶号召说：“对于监督者的溺职和舞弊，不应为公众、为自己而反抗么？唯其没有反抗，才有人越出了范围，公然地无所顾忌地为所欲为。”只有大家都来反抗，他们才可能有所收敛。
第二年，叶圣陶在《教师的修养》中说：“久别的友人来了，无所不谈，后来谈到嫖妓和纳妾的盛行”，还谈到教师素质低下，列举了许多事例。叶圣陶把这些事例记录下来后，严肃地说：这些教师也许能够勤于研究，忠于职守，也许没有存心要把学生教坏，“然而他们这种反常的心理和混沌的思想，却无时无刻不给与学生以坏的影响和感染。”因此他们即使能教给学生专门知识，“又有什么益处！”何况，能否勤于研究、忠于职守，“绝对不能与心理和思想脱离关系。心理反常了，思想混沌了，就只有懒惰，只有模糊，绝不会有什么研究和尽忠的气息了。”基于这样的认识，叶圣陶提出与其让教师提高业务能力，不如让他们的日常生活步入轨道。所谓步入轨道，就是一言一行都没有消极的影响，一举一动，都有正当的意义。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教师。
叶圣陶还说，关于“提高教师修养”的话，早已有人说过，但是近来好像是听不到了。之所以如此，恐怕是觉得这话太不新鲜、太不时髦了，因此许多人不愿意重复这种陈旧而平凡的老话。其实，当“一种值得提倡的话，在还没有被大家领受以前，不论经历了多少时代，总有重行（重新）陈述的价值”。
在这篇文章结束时，叶圣陶对主管教育的行政人员提出了如下质问：“依理论讲，你们该知道教育应是什么性质，教师应是什么样人。你们为什么不在收发公文照例视察等事务以外，看看教师们是否个个胜任教育的事务？”他还说，如果主管教育的人员能够尽职尽责，肯定会发现这些问题，并有同样的感受。于是他们就可以想办法解决这些问题，甚至撤换那些不称职的教师。因为“牺牲几个人的饭碗究竟是小事，’救救孩子‘才是至要的重务”。然而，事实上这些主管教育的人不是瞎忙，就是混饭，所以叶圣陶对他们特别失望。
所幸的是，当时的师范学校还能对学生的修养特别注意，因此“现在有点成就的青年教育家，大部分是从好的师范学校里出来的”。可见叶圣陶在怅惘之余，还有一丝乐观。
七 强调父母责任
1922年1月，叶圣陶就在《小学国文教授的诸问题》中指出：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因此“一个学童的国文程度的好坏，与他的家庭，他的幼孩时代很有关系”。但现实的状况是，许多人不仅因为贫困而无暇顾及孩子，而且还不承认孩子应有的地位。这些家长对于自己的孩子只有责骂，没有谈话，更不重视他们的发展能力。有些家长除了用命令的口气与孩子说话外，几乎不理孩子。叶圣陶认为，生活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好像与人世隔离一样。他发现这种孩子进入学校之前，由于没有适当的机会，几乎没有引发情思和练习话语的机会；进入学校的时候，往往表现出一种“茫然如痴”的状态。
1922年10月，叶圣陶在《父母的责任》中说，当教师遇到难以调教的学生时，就会想到这个孩子为什么竟会这样？其实，教育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一个人在团体生活中发挥正常作用。由于人不是一生下来就能适应团体生活的，因此教育孩子尽早地适应社会，尽快学会在团体生活中发挥作用，是父母的责任。如果父母不能尽到这一责任，就是不爱自己的孩子。
与其不爱，还不如不要让他来到这个世界。叶圣陶认为，父母爱孩子是人之常情。真正的父母之爱不应该仅表现在物质上的满足，更应该表现在早期教育即心灵的关爱方面。
第二年1月，叶圣陶又在《献给做父母的》一文中说，由于孩子既好动又喜欢哭闹，因此只要有了孩子，做父母的就不要想在孩子面前安安静静地做事。每当孩子“无理取闹”的时候，许多父母很可能不是骂就是打，使孩子像老鼠见了猫一样。
对于这种情况，叶圣陶奉劝做父母的应该好好想想：孩子究竟是有心还是无心？是不是存心捣乱？是不是罪不可赦？如果回答是否定的，孩子就没有任何过错。因此当他们受到责罚时，就会感到莫名其妙。于是他们会觉得父母喜怒无常，“不是个疯子，就是个不可了解的怪物。于是慢慢地和大人疏远起来。”叶圣陶认为，这种疏远就“仿佛瓷器上有了一条裂缝，痕迹终于不能泯灭”一样，要想弥合非常困难。他还说，如果父母在打骂孩子以后因为十分后悔，又有悔恨或讨好孩子的表现，那也是不可取的。因为这样一来，孩子就更感到莫名其妙了。他们会以为父母的“装凶扮善都是闹着玩的”，结果是“彼此的疏远还是不可避免！”叶圣陶说，要想避免这种情况，最好的办法是父母要加强修养，不要动不动就生气，更不要因感情冲动而做后悔的事。
八 思考教育真谛
1934年，已经担任开明书店《中学生》杂志主编的叶圣陶，在《教育与人生》中讨论了教育的意义和人生的真谛。
他首先提出两个问题：什么是教育？什么是人生？他说：因为“教育是用学校作为工具，把旧有的知识系统传授给继起的青年，使他们养成一种适合于既成社会的人格，以维持和发展这个社会”的行为，所以教育不是目的而是工具。这种工具具有“大而言之可以挽救国家社会，小而言之可以指导个人”的作用。他还说：所谓人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每个人对人生的理解不同，大家的人生观也不同。
“学校教育的目的就在于使学生养成正确的人生观”。因此教育与人生有密切的关系，这种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第一是以教育认识自己。所谓认识自己，又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认识自我，二是认识环境。教育的任务，“不仅要增加学生的知识学力，同时要引导学生走入正轨，使其了解世界的大势，本国的情状，以及学生所负的使命和个人所处的地位。”
第二是以教育革新自己。所谓革新自己，也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铲除虚荣心、怠惰心，在个性上扬长避短；二是改变过去的错误观念。这些都有赖于教育的作用。
第三是以教育成就自己。所谓成就自己，就是发挥自己的特长，追求自己的爱好。这也要借助教育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