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总是“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式地转，据说是螺旋式上升，但给人的感觉还是一会儿这边，一会儿那边。许多风云人物似乎是转眼之间就被旋了出来，变得不那么风云了，搁在历史的沙滩上，然后我们就得到了若干有趣的回忆录，知道了若干从前我们特想知道却无论如何也不能知道的事情，其中有些令你读着读着就忍俊不禁，虽然笑过之后不免有几分苦涩。
我的手边就有这样的一本回忆录，名叫《跨过厚厚的大红门》，作者是章含之。章女士系章士钊的养女，虽说不是章氏己出，但却是章门子女中最为有名的一个。当然，章含之的有名，并不仅仅因为她的父亲，或者说主要不是因为她的父亲，尽管并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一个几乎所有近代史上的大事都会有其身影的父亲，而且这个父亲又跟毛泽东有着非常特殊的交情。
“文革”是新中国建国以来最特殊的岁月，对于后人有着不可抗拒的吸引力，这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这段历史的神秘性，越是高层和核心的历史，就越是神秘。章含之恰是在这样一个特殊而谜团重重的年月，由于特殊的机缘，出现在中国的权力中心，因而成为为数不多的频繁地露脸于广播、电视和电影《新闻简报》上的“名人”。
名人的回忆自有名人的魅力，虽然章女士的文章写得很细腻，也很有文采，显然不像她在书中多次自谦的那样，没有得到其父的真传。不过，对于我们这些弄历史的人来说，更感兴趣的则是书中披露的“消息’。章女士书中所披露的消息最刺激的，令我读后不得不写点什么的，是“文革”中章士钊给刘少奇写的一封信。
据章含之回忆，那是在1967年的3月初（10日之前），“打倒刘少奇”已经成定局的情况下，章士钊给毛泽东和刘少奇各写了一封信，意在调和他们的关系。章士钊给毛泽东的信此前已经披露过，而给刘少奇的信，据我所知是首次面世，信中最关键的部分是这样一段“窃以共产党起家不易，由草创以至统一全国，前后四十余年之久。两公皆始终其事，相与戮力拼命以底于成，此何等珍贵友谊，岂可等闲视之。以钊揣知公于润公微论学术即以里闰与年事；论风义原是师友相兼。加以亲随有年，不断耳提面命，即自安部曲而有所尊奉，亦属谊所当然。今外间之所齮龁公者，姑不论是非虚实如何，而公应执持百鸟不噪空窝之确信，取法廉颇向蔺相如肉袒负荆之诚意，亲诣润公之门，长跽谢罪，举一切谰言毁语自矢。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向后在润公统一指挥之下，共同施行无产阶级路线，期于一流而无间，倾怀自誓毫无保留。须知人非圣贤，孰不有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钊敢信，润公乐于公有此一举。立以公之诚恳转达群众，于是约期开一恳亲大会，两公同时出席，相与化豺狼于玉帛，易戟指为交心；由是自公而层累蔓延之各项纠纷均相次而得到解决，岂不大快，岂不大快！”（见《跨过厚厚的大红门》第351页）原信看来是用老式的八行书格式写的，还是按旧时代的习惯，凡提及“润公”（毛）、“公”（刘）时，前面均要空格，以示尊敬。
章行老一辈子做调人，到了垂暮之年，还受中共委托，坐着轮椅不辞劳苦地到香港为国共牵线搭桥，结果客死在那里，但是这次给毛刘做调人却做得实在不太高明。其实，据《刘少奇年谱》记载，在章士钊的信发出之前，该年的1月13日，毛泽东与刘少奇在人民大会堂见了最后的一面，在会面中，刘少奇虽然没有长跪不起，但已经像章士钊说的那样，将一切过错揽在了自己身上，要求辞去一切职务，带妻儿去延安或老家科地，以便尽早结束“文化大革命”，据说毛当时还劝慰了他几句，要他“好好学习，保重身体”。然而，就在章士钊给毛刘二人写信后不久，针对刘少奇夫人的“王光美专案组”已经升格为“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刘少奇的悲剧已经依照稿本演出了。顺便说一句，专案组大概要算是中国历史上最神秘的现象，国外学界已经有专门的研究。
诚然，当时章行老虽然在新中国已经过了18个春秋，但在旧中国过得更长，之于满清固然还算个斗士，之于民国却至少是半个遗老，虽说跟毛泽东过从甚密，但谈的都是诗书文章之类的旧事，自然民国积习难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的关键时刻出一点老天真，不仅情有可原，而且其情可悯。不过，话又说回来，章士钊不明白“文化大革命”，搞不懂党内斗争，当然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当时那些“天天讲，月月讲’阶级斗争、大搞防修反修的人们，包括刘少奇和哭着喊着要揪他出来的红卫兵们，其实也未必明白“文革。是怎么回事（刘少奇当时就说是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坦白地承认他不明白，红卫兵小将们当时以为自己什么都明白，可是后来打“5.16”分子，上山下乡之后，却又糊涂了）。不仅当时不明白，大多数过来的人到今天可能还是不明白。也许有个别人明白，装不明白。
关于中国为什么会有“文革”，真是个人言言殊的问题。国外似乎更多地纠缠于毛刘之间的权力斗争，而国内则长期以来，一直将之归咎为毛泽东对某种理论蓝图的特殊爱好以及对形势的错误判断。好在，现在学术界已经开始注意到毛刘之间在“建设社会主义”方面设想和操作方式的分歧，其实，由此出发，我们完全可以通向关于“文革“起源的另一种解说。
显然，“文革”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思考“文革”必须从中共的整个历史特别是建国以来的历史去想问题。建国以来，学习苏联成为建设社会主义、实现工业化的基本路径。随着学习进程，中国逐渐从“一五计划”时不知计划为何物的状况，进步到了初步形成了自己的计划经济体系，也就是说学得有模有样了，建设事业也连带着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然而，好景不长，以苏共二十大为契机，中国人开始反思前阶段对苏联的学习，这种毛泽东带头进行的反思，在反右运动和中苏磨擦的刺激下，结果是形成了另一种建设模式，即秦晖所谓的“命令经济”模式。众所周知，这种模式的大规模试验，以彻底的失败而告终。由于大跃进的失败过于惨重，此前已经定下的中共领导层中的一线二线领导结构，开始落到了实处，党和国家真的开始形成两个中心。“文革’，就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发生的。
实际上，所谓的计划经济和命令经济，并不只是一个经济模式，其内涵也不仅限于经济领域。与计划经济相对应的，不仅有生产和流通领域的严密计划和平衡对称的经济结构，以及按部就班的生产过程，还有与之对应的政治制度与管理机制，即所谓的官僚制、科层制，以及讲究程序的操作机制，照章办事甚至文牍主义的工作作风。而命令经济虽然并没有像它的“兄弟’那样定型，但依然有着某些截然相反的属性，那就是群众运动，不讲常规，不断突破制度的限制等等特质。显然，以刘少奇和陈云为核心的中共一线领导人，对计划经济有着经济和政治两方面的亲和力，而毛泽东恰恰相反，对命令经济有着压抑不住的偏爱。在很多人眼里，毛泽东是个对经济建设既不懂行，又不热衷的人。其实，毛泽东比谁都在意有无领导经济工作的能力，从《资本论》到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他一直都在读。
毫无疑问，毛泽东是一位大手笔、富有诗意的领袖，在战争年代，他的这种特性，对中国革命取得巨大而迅速的胜利，无疑起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群众运动政治操作和不讲常规的工作作风，在毛泽东大手笔的涂抹下，常常有出奇制胜的神效。进入建设时期，面对具有成型经验的苏联和更为强势的共产主义运动领袖斯大林，学习苏联，引进计划经济体系显然是不可抗拒的选择（否则就会被社会主义阵营扫地出门）。然而，随着这种过于规范的体制在中国逐渐扎根，而且成就斐然，毛泽东和这种体制之间的隔阂就越来越凸显。当然，毛泽东其实也并不是没有考虑过学这个体系的理论，从而掌握其中的规律，但是他固有的知识体系和他以往的成功，阻碍了他的这种尝试，一位公认的伟大领袖，实际上置身国家建设的事外，这种地位是他难以忍受的，所以，只要有机会，他就不可避免地要另起炉灶。当中国正在大规模地享用计划经济的好处的时候（1956年），却要大张旗鼓地反思这个体系的弊病，走自己的路，这种行为，如果不是因为毛泽东个人对计划经济的反感，按常理是讲不通的。其时，即使在苏联，也只是反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已，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开始。
如果说，在1956年之前，毛泽东还有社会主义革命事业可供建功立业，那么到了“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建设势必、也必须成为党的核心事业和中心工作，所以，尽管反右运动之后，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改变了八大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提法，但经济建设的中心却没有变。只是苏联模式的“马钢宪法”变成了中国的“鞍钢宪法”，制度和常规受到大规模的冲击，当然，这时期以大规模群众运动方式开展的建设，也是空前绝后的，只是，这种空前绝后的建设最后变成了空前绝后的破坏，毛泽东在建设上的大手笔遭遇了空前绝后的尴尬。
跟某些学者的看法不同，我不认为大跃进的失败，威胁到了毛泽东的威信乃至地位。相对于毛泽东那又多又巨大、近乎神迹的功业，在一个惯于迷信伟人的国度里，尽管这个伟人遭遇了空前的失败，即使有损伤，也只伤及皮毛而已，更何况，其时失败的责任在老百姓那里并不完全明朗。然而，对于毛泽东来说，更严峻的问题是，他所热衷的命令经济模式受到了极大的挑战和怀疑，而原来的计划经济体系，不仅随着困难时期的调整整顿而卷土重来，而且大得人心。一线领导不仅在事实上形成了另一个中心，而且正在确立自己的合法性。这个中心虽然在相当长的时间里还不足以威胁到毛泽东的地位，但如果任其在这条计划经济的道路上走下去，那么中国早晚会变成第二个苏联，而在苏联体制下，毛泽东即使能够保住地位，也不可避免地要失去施展拳脚的机会，历史将带这个有过太多风光的伟人步入落寞。
所以，无论苏联是否改革，都会被判定为“修正主义”（如果不信，可以再看看当时以批判修正主义而著名的“九评”，那里有多少批计划经济的内容，后来在“文革”中对修正主义的批判，是怎样将计划体制打得粉碎的），而中国的一线领导，无论为首者是否为刘少奇，都迟早会与赫鲁晓夫的修正主义挂上钩，最终被打倒。只是刚刚经历了失败，而且一线领导又过于得人心，尤其是得中层和基层官员之心，以至于打倒“资产阶级司令部”的过程，很是费了一番周折。
1962年，在经济形势刚刚有所缓解，在中共的八届十中全会上，毛泽东大谈阶级斗争，其实并不意味着他从此不在意建设，只是以另一种形式告诉全党，他并没有认输，他的模式并没有错，错是出在执行的过程，错在党内出现了别有用心的人有意捣乱，而革命是可以促生产的。然而，由于整个经济形势依然很不乐观，所以，毛泽东只好做出妥协，接受刘少奇的建议，不将全会的决议向下传达，所以反击在此时只打出了口号。
不过，只要毛泽东意识到事情的危险性，那么中国的“修正主义”被打倒是早晚的事。
由于毛泽东政治操作的惯用方式是运动，所以，他的反击也自然以运动的方式进行。实际上，“文革”在1963年底的“社会主义教育”“四清”运动中就开始了。一贯相信农民、习惯于从农民身上汲取力量的毛泽东，此次还是习惯性地想借助农民实现他的目的，至少，他希望农民可以再做一次“革命先锋”。这就是为什么在而后的“四清”运动中，居然又发生了从前在解放区土改时才出现的现象，中共自己的基层组织和政权被绕开，由上面派下来的工作队，在农村成立了类似当年贫农团式的“贫下中农协会”，作为运动的权力中心。然而，农民毕竟是被饿怕了，锐气已无。运动进行了一年多，并没有像预期的那样，形成“农村包围城市”之势，把火烧到那个司令部头上，只是殃及了大批倒霉的农村干部。于是，一向对运动非常热心的毛，突然之间再也不理会“四清”了，既不听汇报，也不下指示。他将目光投到了城市，发现这次学生才是做“革命先锋”的合适人选，结果，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变成了“文化革命”，而且指定在文教领域展开。
果然，受到鼓励和暗示的学生，如愿地成了革命先锋，而建国以来从来没有提倡过的“学生运动”，受到了前所未有的支持。还幻想着要控制局面的刘少奇等人，果然因“镇压学生运动”而引火烧身。最终，就出现了章士钊写信时的那种情景，“资产阶级司令部”被摧毁了。其实，章士钊不懂，这里不是毛刘个人之间的矛盾，换一个别的什么人，只要他处在刘的位置，命运其实是一样的，不管是谁，那个“司令部”必须倒台，毛泽东其实说得很明白。
至于说毛泽东为什么要如此大动干戈，冲击几乎所有的干部，以至于导致国家几乎瘫痪，那是因为在打倒另一个中心的同时，往往需要进行政治的重新整合，确立干部们对本中心的绝对依附，显然，不经过冲击，重新整合是不可能的。由此造成的天下大乱，虽然有点始料未及，但也是不得不付出的成本。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文革”的基本理论依据，所谓“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其实是在“文革”的过程中才逐步形成的，它更多是着眼于事后的解释，而非事先的指导，当这个理论发展成“党内有个资产阶级”的时候，连稍有马列主义常识的人都意识到，这个理论对马列主义包括毛泽东此前的思想已经过于“修正”了。
所以，尽管毛泽东似乎特别喜欢强调理论，但理论并不是问题的核心。我们看到，在“文革”大局已定的情况下，终毛之世，社会生产始终是在“抓革命”的旗帜下进行的，“农业学大寨”和“工业学大庆”的两学运动，成为国家经济生活的主基调（以前者为最），而两学运动，本质上就是以清教禁欲式的群众运动搞经济。1975年邓小平复出，刚刚对命令经济有所调整，结果触犯了大忌，再一次被打倒。毛的晚年，他的经济模式已经化为他和他事业的象征，无论如何都动不得。
可以说，“文革”是一场毛泽东以极其理性思考，设计出的政治运动，目的主要是为了捍卫他那极富浪漫色彩的建设模式，而首当其冲的刘少奇，可能至死也没有明白个中的道理，所以，在他而言，不存在有意识的抵抗，而“文革”中所出现的抵抗，大多是运动冲击到制度与体制时发生的自然反弹，所以，在毛泽东有计划的反击下，不堪一击。然而，经济建设跟打仗不一样，在毛泽东的模式被拉到中国建设的主轨道上以后，并没有像他期待的那样，在革命的刺激下生产飞速前进，在经济领域许多的“毛泽东思想胜利凯歌”，其实都是经不起推敲的泡沫，按他的思路，只好一次次加大革命的刺激强度，“文革”的大运动中，套上一个接一个的小运动，当然，越刺激效果越差。正像在解放战争胜利前夕他对一个外国记者讲的，不管理论上有多么正确，没有胜利群众是不会跟你走的。摧毁另一个司令部的反击虽然很快就大获全胜，但他心爱的模式却始终没有成功，正因为如此，临终前的毛泽东才会有那样的悲哀，也许，在内心深处，他已经意识到了他的失败。
“文革”的发生，距今已经将近四十年了，当年章士钊弄不清的事情，今天的我们应该能看清了，也应该看清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