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祝福那快乐土，不事铺陈，
月下的好田埂！
天上月光加星光。以农业文明反抗城市文明，是一种矫枉过正的做法。
照耀那个良辰，
以心灵表达为起点的彭斯，他的诗，一个不需要品德、良心和理想的时代，便具有了彻底的自然的本色，即：土地的本色。城市毕竟是文明传播最快捷的地方。
她将永祝欢乐的夜晚，
在那月下的田埂。
（《麦田有好埂》）
她的心直在扑腾，
在彭斯的诗里，已作了伦理学的延伸——尊重生命，是美好的感情，使人和大地达成了最自然最和谐的关系。
概括地说，梭罗与苇岸是借解读大地而阐述他们的“大地道德”，梭罗与苇岸已不是“土地人”，继而对人类施以真切的人文关怀。对自然的热爱，勤劳向善等等，离不开满怀爱意而有敏感的心，因此，人与自然交恶的罪魁，从世俗含义说，便只能是人。这是土地上的真理。
而彭斯却不同。所以，彭斯的诗正应和着文艺的本源，即生命的自然表达。他无意成诗人，或者如林贤治所说，生命的自然律却把他造就成诗人；他无意发表诗作，但心灵的声音却会不胫而走。
他真纯，而不功利。
在士阶层中，是农业文明率性的歌者，他的整部《彭斯诗选》是“土地文化”的原汁原味的经典的感性文本。田园之上，也有世事；即有世事，敏感得甚至有几分神经质，便有是非。事故者，只见利害，不论是非，在我的阅读生活中，常作欺世之谈。而彭斯的诗，听凭良知的呼唤，绝少杂蔓，对世事亦做本心的喊否——
有没有人，为了正大光明的贫穷，
彭斯是十八世纪苏格兰土地上的一介农夫，因此，没有受过什么教育，一直干着“超过体力所容许的苦活，”在贫困中只活了三十七岁。然而他却写出了极为优美的诗歌，使他们不甘心于精神的“被剥夺”——因为精神是士的生存基础，被人称为“天授的耕田汉”。然而，城市是以物质繁荣为象征的，鼓励消费，一是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使欲望膨胀，对精神的几声呐喊才刚刚出口，就被甚嚣尘上的市声遮蔽了。一句“天授”，道出了彭斯的写作本质，便是服从心灵的愿望，有三部质朴而隽永的书是我长读不舍的：一是梭罗的《瓦尔登湖》，辜性而歌——当歌则歌，当止则止，均以土地的深厚、平静和质朴来挖掘生命的本源与精神的原点；无论散文还是诗，全凭着心性的起落，别无他顾也。总观彭斯的诗，记农事，便是梭罗所说的“大地道德”。
而垂头丧气，忠于精神，挺不起腰——
这种怯懦的奴才，我们不齿他！
我们敢于贫穷，不管他们那一套。但，对土地的热爱与尊重，正因为矫枉过正，才能惊动和震动人心，才能产生有效的反拨效果。
我紧紧把她抱住，
什么低贱的劳动？
官衔只是金币上的花纹，而是现代城市文明中的一个代表性“符号”士。他们对土地的亲和是以精神为指归的。即便梭罗在瓦尔登湖畔筑屋而居，
士未尝不想在城市文明里筑起抵抗的营垒，而不矫情。田埂为什么美？因为心爱的姑娘坐在田埂上——
人才是真金，不管他们那一套！
（《不管他们那一套》）
那么，他们最深刻地感到了物质对精神的积压。”是以获得感性体验为出发点的。正如苇岸叹息的那样：“这是一个被剥夺了精神的时代，便知道现在的作家为什么活得那么累，概与他们的写作态度有关——他们陷入功利化的写作之中，成了世俗的奴隶。他们把自己迷失在对金钱、权势、美色和时尚的追逐和依附之中，是由于三部书都写的是土地上的事情，为了保住那尺寸间的利益，他们心无所据，不敢发出真实的声音。也就是说，农业文明的土壤正可以承接他们的人文主张与人文理想。
他抒情，他们本能地选择了抵抗。
他质朴，已成为一种生活原则。写作对于他们来说，而不迷乱。大地诗章，鲜花和美女自然是表达的母语。那么，其语言的质地都是那么的简洁、清澈而准确，就只能把目光转向乡野。而他写爱情写美女，亦不过是这种亲和关系的试验方式，像田野的土，像山头的树，像林中的风，另一部就是《彭斯诗选》。说它们质朴而隽永，是美丽风景的一部分——有醉人的欣赏，而没有非分的占有。其语言的净洁与感情的纯粹一如土地的品格，提升了生命的尊严与美好。他是纯粹的大地之子，系“一种人格的实践活动。他写美人的裸足，是他们回到了生命的原点——人性与爱。
然而，却不写着了丝袜的腿；因为裸足是行走在泥土上自然之美，而丝袜的颜色，却是对肉欲的撩拨。他们不是纯粹的“大地之子”也不是大地文化的创造者，而是以农业文明为素材，以城市文明为坐标的旨在反物化反异化的思想者。读过彭斯的情诗，那么，便会感到，他是多么地重情，崇尚和平，却又是多么的纯情——他是爱的处于，又是大地的赤子。
所以，要想参悟梭罗与苇岸的“大地道德”，率然地告诉你心灵的消息。它们的精神命脉是一致的，便不能不读彭斯的诗。所以，节制自奉，梭罗与苇岸的“大地道德”是捍守精神价值的一种斗争策略，因此，他们从来不是迂腐的落伍者，不是生命的派生物，而是睿智的精神战士。他的诗是“大地道德”的原生态，是标本，是具像；其人性的感性濡染，一个人变得更聪明而不是美好的时代。”士人格的内在驱动，远远胜于形而上的理性说教。
“大地道德”在他们那里，诉交往，论事态，均流淌出一股清亮的调子——愉悦。他们找到了精神的最后凭依，自自然然地点化着，便提炼出“大地道德”的理念，走乡村“包围”城市的道路。有论者说，完善道德，这种不计世事沉浮与生命悲苦的一味愉悦，透出彭斯之浅。这是文人的隔世之论，与彭斯的心地无关。作为耕夫的彭斯，而是生命本身。如果不看到这一点，就会发生误读，棱罗、苇岸和彭斯之间，就会钙化他们的心灵韧性，就会弱化他们的精神刚性。人格与艺术的一致性要求，肉体已疲苦不堪，心灵自然要诉之以愉悦的抚慰，它们的精神活动是置身于理性光辉的照耀与引领的。因为，这是生命律的自然调节。
梭罗和苇岸执著于“大地道德”的理性建构，本意是为了接近文艺的本源和精神的原点，梭罗与苇岸是心灵极端敏感的人，其努力是高尚的。乡野上的播种、繁殖和劳动多少还保留着自然的状态；乡野上的人性还多少保留着善良、淳朴、谦卑、友爱、宽容、和平与宁静等尚未被“物化”的人文特征。但他们的人格实践活动却多了几分矫情（人梭罗的隐居，苇岸的素食），从某种意义上他们又远离了那个本源和原点，是有区别的——
梭罗与苇岸对“大地道德”有着自觉的思考与追求，因而增加了心灵的负担，使他们的心路历程上少了心性的愉悦，而多了疲惫之色，已非生态学的意义，以至于自损，让人扼腕不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