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里士多德的《诗学》与贺拉斯的《诗艺》是两部齐名的古典文艺理论著作。《诗学》是对柏拉图的哲学思想与美学思想的反拨：柏拉图否定物质世界的真实性，否定艺术作品的真实性，因而也就否定了文艺的认识价值；亚里士多德抛弃了柏拉图的唯心主义观点，尽管他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他肯定了现实世界是真实的，因而摹仿现实世界的文艺也是真实的，这就肯定了文艺的认识作用和教化作用。
他提出了两个著名的观点：
一、“人对于摹仿的作品总是感到快感”；
二、诗可以使人产生畏惧和悲悯的情感，使人性得到“陶冶”，因而产生一种中庸化的理性。他说：“美德乃（是）善于求适中的中庸之道。”
然而，亚里士多德的《诗学》过多地就诗的技术问题作了论述，没有对他的美学观点进行深入彻底的阐述，缺乏理性深度，因而是“做法说”，而不是“诗魂说”；同时，他的诗论只停留在“摹仿”和“陶冶”的层面，即对生活的“反映”和对人性的“濡染”层面，而没有上升到对灵魂的超越和精神的引领层面，便把诗的功能表面化、功利化了。
这可能是妄断，也可能是过于个人化的感觉，但至少可以说，再伟大的“经典”也有着它时代性的局限，可以站着参阅，不可以跪着崇迷；每个世纪应该有每个世纪自己的“诗学”。
诗歌发展到了今天，更应该是一种人性的高度和精神的状态；它的“事功”作用愈来愈淡了，但在健全的灵魂生活中，却愈来愈不可缺少了——诗歌可以忽略“做法”，但只要葆有对人性非物质性的表达，诗歌就会在时间的深处放射出永恒的光彩。何以见得？我有以下表述——
人说，现在不是诗歌的时代，诗歌被逐出了当代人的生活。这是一种无知与妄断，他不知道什么是诗歌。
物质的、现实的、实用的，是人之所需；精神的、梦幻的、神秘的，亦是人之所依。这是人类生活的两翼，不可缺一。其后者，便是诗歌。物质的世界是功利的、冰冷的；精神的世界是非功利的、温暖的。冰冷使人对温暖生出渴望，温暖给人以在冰冷中生活下去的信念；功利的生活使生命紧张而疲惫，非功利的生活使生命舒缓而轻松。棱罗说，我之所以生活得自由而幸福，是给生命以余裕。给生命的余裕的本源恰是人性中的诗性，其外化形式，便是诗歌。
人的现实生活是一种有限的存在，而人又有与生俱来的追求无限的天性，这一对矛盾，是人的痛苦之源。诗歌之境是任心灵纵横驰骋的无限世界。只要人的想象功能未曾消退，心灵可以浪迹夭涯、触抚宇宙，心性得以大解放。
现实的，往往是沉闷的；梦幻的，却是飞扬灵动的。诗歌，是梦幻的果实，它甜蜜的滋味，是一种酸性的酶，化解了生命中难以承受之重。
实用的，便是实际的；实际的终极便是枯槁，便是厌烦。金钱除了买消费的东西之外，还能买到什么呢？什么也买不到。所以，实际的，是了无趣味的东西，是人们容易餍足的东西。相反，非实用的东西是神秘的东西，它刺激人们好奇之心，它撩拨人的探究之欲——神秘便是无尽的兴味、无边的吸引：科学因为神秘才吸引人去探索；爱情因为神秘才吸引入去追求……科学与爱情，皆乃诗歌之境，诗歌永生。
“桃之夭夭，灼灼其华；之子于归，宜其室家。”这是《诗经·周南·桃夭》中的一段。“夭夭”意为笑；“灼灼”意为燃。这是一种人间圣境的美丽之况，是爱情的理想之所，所以，“夭夭”与“灼灼”的红花乃是人们心灵的旗帜；在这荒凉的世界上，在这虚无的人生中，这飘扬的红色象征着人类对荒凉与虚无不屈的反抗。不熄的愿望是人类存在的原动力，诗中的天桃便是人类的愿望树。那么，诗歌所状，乃人类生活的理想，乃对世俗生活所作的美丽的补充与超越。诗歌本身便是人类的愿望树。愿望不熄，诗歌不熄。
诗歌是有生命的，诗歌无处不在。
诗歌是有颜色的，它有“天青”色的颜色。天青，是梦的色彩，是神秘的色彩，是爱的色彩，那么，诗歌是不老的，是不会衰竭的，是永远迎着阳光向上生长的。一个文明开放的年代，怎么会没有诗歌昵？况且，诗歌，并不是某个时代的产物，它超越时空，是人类一切美好性情与情感的凝聚与表达；只要人类不灭，诗歌的花朵，便会尽情地开放在美好的人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