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瓦戈医生》的中文版刚一面世，我是第一时间就买到了（蓝美年、张秉衡译，外国文学出版社1987年版）。那时，我对文学有对情人般的热情，文学界的任何一点消息，都像情人的一缕呼吸，是极醉心地承纳的。
读过之后，印象是深刻的，深刻于对苏联那段历史的惊异；然而却不心动，盖它的文学气息是不够浓郁的，情感的表达亦无卓异处，觉得西方的热炒，是聚焦于意识形态层面的。
甚至对它有一点儿反感，并模糊地感到，“冷学”与显学的背后风景，差不多是一样的：冷，就意味着显；显也意味着冷，是时空变幻的产物，并不取决于文本自身的价值。
那时的阅读，全凭着一种直觉；现在有了研究者的心境，便执意重读一过。重读过后，感到初读的印象是不错的。《日瓦戈医生》的文学价值正在于对那个特定年代，保留了一部极繁复极形象的解读文本，正如索尔仁尼琴的《古拉格群岛》一样。一般读者，不会有阅读的耐心；慧心的读者，也不会用文学的只眼去苛求它。
然而它比《古拉格群岛》的文学价值要高得多，它毕竟有撰写人心、描摹人性的深刻笔触，有历史的脉搏感；而《古拉格群岛》却显得庞杂、琐屑，有太强的意识形态意图，史料的编织有人为的迹象，让人不太敢真信。
对苏联文学史料的大量阅读，也使人们能用历史的眼光冷静地看这些所谓反专制主义的代表作品。帕斯捷尔纳克虽然提供了一部颇有解读价值的文本，但说他是反专制主义的“英勇斗士”是不确的。他也曾违心地写过颂诗：他曾卖力地把歌颂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诗歌翻成俄文，把诗集《第二次诞生》最长的一首诗献给布哈林。一九三四年，布哈林在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上代表党中央把帕斯捷尔纳克树为“诗人样板”。但随着布哈林的失势，他的身价亦随之滑落。实事求是地说，斯大林并没有直接迫害他，只是把已自杀五年的马雅可夫斯基拉出来树为“诗人样板”，以压制他。从这一点看，斯大林是很懂文人心理的，这样的抑制比直接的迫害，还令把文名看得过重的文人失落。直接的迫害，尚可以给予文人以“斗士”的资本；变相的打击，却把文人抛进莫可名状的尴尬之境。帕斯捷尔纳克正是在一种难言的抑郁中，创作了《日瓦戈医生》的。
一九五八年十月二十三日瑞典文学院宣布将一九五八年度诺贝尔文学奖奖给帕斯捷尔纳克，苏联政府威逼他发表声明拒绝接受，否则将把他开除出作家协会。帕斯捷尔纳克并没有屈服，他在给作协主席团的信中写道：“任何力量也无法使我拒绝人家给我——一个生活在俄罗斯的当代作家，即苏联作家——的荣誉。”并说：“你们可以枪毙我，将我流放，你们什么事都于得出来。我预先宽恕你们。”对荣誉的执著，使他不顾利害，正义凛然，义无反顾。但几个小时之后，他的情人伊文斯卡娅与他通了电话，他的态度发生了戏剧性变化——他立即到邮电局给瑞典文学院拍了拒绝接受奖金的电报，并同时拍电报给苏共中央，提出了自己的条件，要求尽快恢复伊文斯卡娅的工作。可以看出，一个真正的作家，对名位和荣誉的执著，固然是其世俗性的弱点；但其本质的弱点，是对情感的内在需求。情感之所在，正是作家抵抗强大的外界挤压所据守的最后一道防线；这道防线的被攻破，会使作家陷入比死亡更不堪的虚无与幻灭。
在《日瓦戈医生》中有一段几乎是作者自白的话，可以让我们洞悉帕氏的心理背景：
人世上有时会遇到一种博大而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中总掺杂着怜悯。我们越爱我们所钟爱的对象，我们越觉得她像牺牲品。有些男人对女人的同情超出了想象的限度。
帕氏不忍心他的情人做他荣誉的牺牲品，便做出了“超出想象的限度”的选择。其实，他的选择也依然是一种认识的错位：他放弃不放弃诺贝尔文学奖的领取都是一个结局，他和他的情人都改变不了“既定”的被挤压的命运。但是他到底是那样做了，使他与他的《日瓦戈医生》都氤氲了一团浓郁的悲剧色彩。
帕斯捷尔纳克的悲剧，标明着他身上流淌的是高贵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的文化血脉，便是在托尔斯奉、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强烈体现的爱与同情和牺牲精神。这是一种渗到骨子里的东西，中国的知识分子是难以学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