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父亲使用过的文件包里我看到了一个很旧的小本子。本子只有巴掌大，是布面的，但显然被水湿过，已经辨不出本来的颜色了。本皮上似乎有字，是手写的，仔细辨认才看出四个红色的竖排字——《胶东日记》。
这本日记是父亲在1943年写下的。日记记载了1943年2月1日到5月22日的一段历史。当时父亲是八路军一一五师教导第二旅参谋长。这年3月教导二旅与滨海军区合并，取消了教导二旅的番号，父亲被调到胶东军区教导第二团任团长。教导二团即抗大第三分校，父亲将以团长的身份兼任抗大第三分校校长。4月，父亲奉命带领这支部队从滨海出发去胶东，到抗大第三分校赴任。这本日记就记载了这段率队行军的历程。
父亲的日记字数不多，开始不是每天记，只记大事。但从4月5日率队向胶东出发以后，父亲就开始每天记日记了。从那些匆匆写就的简短记述中，可以看出父亲的时间有多么紧迫，常常一篇日记只有一句话，如“五日由师出发向胶东（目的地）前进，宿营于三义口行程五十里。”或“九日由一团驻地潘家庄出发到达大松林鲁中军区司令部，行程十余里。”最长的一篇日记也只有400个字。从父亲的记载中，不难看出他们一路行军的艰苦，几乎每天都要走几十里路，有时一夜就走120里路。途中他们多次与敌人遭遇，多次穿过敌人的封锁线，从敌人的包围圈中突围。其中最危险的一次就是在部队行军到清河时，遇上了日本鬼子的大扫荡。当时，敌人出动了二千余人、百余辆汽车对清中区军区驻地一带进行拉网式扫荡。父亲率领部队在当地军分区和县大队的帮助下，采取就地隐蔽、安插等方式，在敌人的包围中穿插突围，最终成功地把部队带了出来，安全到达了目的地。
当我与母亲提及父亲记载的这段经历时，母亲很随意地说：“我知道，当时我也在。”母亲说那会儿她与父亲已经结婚了，她就在父亲的部队。我很吃惊，因为父亲的日记里丝毫没有提到过母亲。按说，他们当时结婚才刚刚几个月，是新婚呢。在日记中所记载的这段日子里，父亲怎么会一句也不提母亲？我不理解，即便那是战争年代，即便那时父亲肩负重任，但毕竟母亲当时在父亲身边，毕竟母亲在与父亲一起行军，一起打仗。我不相信父辈们一旦献身革命理想真的就会无小我无儿女私情了。我一遍遍地翻看日记，但那里确确实实没有提到过母亲，一个字也没有。
我问母亲，你当时一直跟着部队吗？
母亲说是。母亲说，我们从滨海出发，一直向东行军到达胶东栖霞县，抗大三分校就在栖霞一个叫东下夼的地方。
事隔六十多年后的今天，母亲不假思索地脱口就说出了抗大三分校的校址：栖霞县东下夼。我望着母亲的鬓鬓白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是好。那时母亲有多大？二十岁，多好的年纪！如今，母亲已经是八十多岁的髫髫老人了。她知不知道父亲当年记了一路的日记，其中竟没有提她一个字？
母亲突然说，哦，我中间还跟部队失散过呢。
我一惊，失散过？
对。母亲语气轻松地说，走到清西根据地时，我们正好碰到了日本鬼子的大扫荡。为了避免造成损失，军分区要我们将牲口及女同志找地方关系隐藏起来。部队决定接受地方部队的意见，就地隐蔽疏散，待敌人扫荡结束后再继续东行。最先安排的就是我们几个女同志，把我们隐蔽疏散到群众家里。当时我真不愿意离开部队，不愿意离开你爸爸，所以情绪很低落，但我还是带头服从了命令。
没想到，刚刚疏散到村里，外面突然就响起了枪声，我出去一看，老乡们都在四处奔跑。这时我记起部队进行教育时说过，如果碰到这种情况一定不要跟着大群人跑，因为敌人更愿意围追堵截大群人。我就和另一个女同志一起向人少的方向跑去。
那个女同志是谁？我问
名字不记得了，母亲说，只记得她是我在抗大一分校时的区队长，河南人，还是个高中学生呢。我们俩跑到一个村子，找到村公所要他们帮我们找两套便服，因为我们俩还都穿着八路军的军装，很危险。村公所的人给我俩找了两套衣服，那个女同志穿了一套男的衣服，我穿了一件油滋麻花的褂子，和只有两只裤腿的套裤。母亲突然笑了，说那件褂子不知有多少年没洗了，硬得像个铁皮，我里面不敢穿军装衬衣怕暴露身份，只能光着身子穿褂子，结果那件褂子把我身子都磨破了。母亲又用手在头上笔划着说，头发也像当地老百姓的样子，让老乡在后面用线缠起来，像个棍子似的撅在脑袋后面……母亲突然大笑，说，可难看了，你不知道有多……多难看……
母亲说，区政府派了个民兵为她们领路，但那个民兵却半路扔下她们跑了。母亲说他是害怕了，怕她们俩的外地口音被敌人识出女八路的身份。母亲说其实部队早就进行过这方面的教育，万一被敌人抓住她们决不会承认自己是八路，只会一口咬定自己是逃荒的，是来投奔亲戚的。母亲她们两人只好自己跑，跑到一个村子，在村外的大田中发现了一个大坑，她们就在这个大坑里躲了整整一天。大田里有个老头在干活。晌午，老头的孙子来给他送饭，两个菜饼子和一小泥罐水。老头想找个背风的地方吃饭，就来到到坑里。见到坑里有两个人，老头吓了一跳。母亲见那个老头把穿男服的女同志当成了汉奸，赶紧笑着喊了声“老大爷”，又立刻张开拇指和食指，用手笔划成“八路”的样子给老头看。老头这才回过神儿，放下了心。见她们两人又饥又渴的样子，老头把两个菜饼子分给她俩一人一个，又把泥罐里的水都给她们喝了。老头回头告诉小孙子说：“不许告诉别人看到八路姑姑了。不许告诉别人饭给八路姑姑吃了。叫鬼子知道了会杀头的！”
直到晚上，县大队的人才找到了她们。母亲说县大队的人可能是从那个老头那里知道的。那一晚，母亲她们终于吃了顿饱饭，是县大队长的母亲给她们擀的面条，母亲说那顿饭她终生难忘。以后的几天，她们是在县大队的洞里度过的。母亲说，每当有鬼子来的时候，她们就堵住洞口，在里面默默地听着上面传来的鬼子队伍从头顶上走过的脚步声。几天后，鬼子扫荡结束了，她们才终于安全地回到了部队。
听了母亲的讲述之后，再次翻看胶东日记，我终于找到了关于母亲的记载。
父亲在四月二十六日的日记中写道：
“二十六日在军区休息，黄昏时又将三个女同志、二个马夫及牲口、一个勤务员、鲁中军区随来之两人共八人，经军区及区党委的关系继续安插隐蔽，熬过敌扫荡清河后之时期。去隐蔽之人员情绪不甚很高，在此情况下被迫不得已。今晚仍在范家宿营未动。”
这三个女同志中有一个就是母亲。父亲说“去隐蔽人员情绪不甚很高”，想必父亲也看出了母亲的无奈。父亲其实并不赞成疏散母亲他们几人，父亲说“本来我们东来这几个人不需要插藏在群众中，因人员不多，只有十余人，行军不至于拖拉部队。”可以看出，父亲当时是很想把母亲留在身边的。
但父亲还是让母亲去了。母亲去了，父亲就一直牵挂着。在隔天的日记中父亲写道：
“二十八日在郑家营隐蔽休息。黄昏时间该村东北四里之牛郭集转移刚进入房子，又遇敌人三百余由北往南前进运动，正经该村东端。部队又在该村西北角集结待机，等到敌人通过后各部回原房子宿营。留插在西面之六个人，正遇敌人合击，不知有何危险，至今尚无消息，我心里实在不安静，心中时想时停的观望想念，是否出了危险呢？至今心内还是在复跳着。”
我相信父亲写下这些文字时，更多的是在牵挂母亲。当时，母亲他们正遇敌人合击，父亲这里却得不到任何消息，不知他那新婚的年轻妻子是否出了危险，所以父亲才会“心里实在不安静”，所以父亲才会“心中时想时停的观望想念”，所以父亲才会“至今心内还在复跳着”……
第二天，父亲在听说了一些敌人合击的情况后，更加为母亲他们担心了：
“二十九日在牛郭集休息。扫荡清河区之敌人全部各退回原防，只有该村西北三、五里有一个伪据点，上午出扰零星枪声响得很久，军区派了一小部队去打击该敌出扰。
要军区袁参谋长派人将我们在博兴区安插的几个人叫回，另外看一看这几个人是否出了危险。晚上廖海光同志率前留清西区的十余人已来，到我们一块会合。并听他们由西边来时说博兴区敌人返回合击时群众被击毙伤亡很多，并捕去一部。我就回忆到我们留在该区的几个人是否出了危险，心中又非常不安起来，时刻惦念盼望早知确息。”
此时，父亲还不知道母亲他们已经跑散互相失去了联系，如果知道的话，父亲恐怕会更加担忧了。幸好两天之后母亲他们就回来了。父亲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
“五月一日于牛郭集未动，在博兴区隐蔽之人员除一个侦察员（鲁中区来的）被敌击毙及失掉一匹骡子外，其余全部都已安全收回来了。近数日来，时刻惦念愁闷在心中的事情突然平静下来，责任亦莫负到。”
我问母亲回来后与父亲相见时的情景，母亲竟记不起来了。母亲说，打了那么多年仗，这样的事情太多了，谁能记住呀？
我问母亲，父亲就没告诉过你在那些日子里他多担心你，多惦念你吗？母亲说他从来不说这些话，他那个人话少，什么都装在心里。
我不甘心地把父亲在日记中说过的那些话告诉了母亲。母亲听了却坦然地说，他那是担心大家的安全，他是首长，他得带部队。
我无言以对。
1943年5月22日，父亲所率的部队经过四十八天的行军，到达了胶东抗大三分校所在的栖霞县东夼。父亲担任抗大第三分校校长，开始了新的工作。
1986年，我与母亲去北京住在韩复东叔叔家（韩复东系原总参军训部副部长、国际军事体育理事会副主席）。当时，总参谋长迟浩田一听到我母亲来北京的消息，立刻提出前来看望。我母亲在电话里说，您是首长，还是我去看您吧。迟总长说，不，应该我去看您。我是抗大三分校的学员，是蔡校长的学生，怎么能让您来看我呢？您在韩部长家等着，我这就去看您！
那次会面，迟总长和母亲都很激动。他们一起回忆着当年在抗大三分校的学习、训练、生活情况，一起回忆着父亲。迟总长说他当年是抗大三分校的学员，在抗大学习训练了三个多月后就直接奔赴抗战前线了。迟总长说当年父亲给他留下的印象十分深刻，说：“蔡校长很有水平，抓训练有办法，要求也很严格。但蔡校长对人却很谦和，没有首长架子，十分关心部下，在部队中享有很高的威信。”
父亲的乡亲们
1984年，我收到了一封上面贴满“改寄”的纸条，信封套着信封，转了数个单位，邮了一年多的信。信封上的地址是江西省永新县文竹乡文竹公社文竹大队。信是写给吉林省地方政府的，信中说他们是蔡正国烈士的亲属，他们想通过政府寻找蔡正国的妻子张博和儿子蔡小东。信的落款上有两个人的名字：汤长华、蔡明前。
我记得这个名字：汤长华，他是我的表兄。我依稀还记得小时候他带我玩儿时的情景，记得我常钻在床底下跟他玩儿捉迷藏。母亲说，汤长华是父亲从家乡带出来的。1949年部队南下作战时，父亲在路过家乡时曾回去过一次。就是那一次，父亲把汤长华带出来参了军。从此，他就一直跟着父亲转战南北。父亲阵亡后，他常去看望母亲和我。我很喜欢这个大我三十多岁的表兄，他给我孤独的童年带来了许多的快乐，只可惜没过几年他就退伍回乡了。从那以后，我们就失去了联系。
我与表兄取得了联系，这才知道在遥远的故乡，我还有一个年近七旬的姑母，我父亲唯一的妹妹！我立刻决定：回故乡去！
没想到，我会被簇拥着回到故乡。
火车进站了，我和妻子默默无声地整理着行装。我们知道这里没有人认识我们，不会有人来接我们。但是突然，我听到有人在叫“小东”。顺着声音望去，我紧不住怔住了——站台上，一群人在随着我们这节车厢奔跑，他们一边奔跑着，一边挥手呼喊着我的名字：“小东”“小东”“小东”……
车还没有停稳，跑在最前面的一个鬓发花白的瘦高个儿，就连声唤着我的名字，一步跨上了车门。
“小东！”他凭借着我这身军装猜出了我。
“表哥！”我靠着幼年时的记忆认出了他，汤长华，我的表兄。
“还认得表哥么？”他的声音颤抖着，眼里闪着泪光。
“认得！”我使劲地点了点头，极力地控制着自己的感情。
“记不记得小时候表哥和你捉迷藏……”
“怎么不记得，钻在床底下……”
我们猛地拥抱在一起，久久地，久久地抱在一起……
象喜庆的节日，象迎亲的队伍，我们被数十位乡亲们簇拥着，沿着窄窄的田埂小路，向老家车田村走去。一路上鞭炮不断，一路上土铳轰鸣。
“是哪个勒？”地里的人停下手里的活高声问。
“是蔡正国的儿子回来喽！”答的人爽声大气，那如同山歌般的韵味中洋溢出满心压抑不住的喜悦。
村口聚满了乡亲，当我们从人群中穿过时，人们不时地发出一声惊喜的感叹：
“象哩！”
“象蔡正国哩！”
“比他父亲高哩！”
人群自动让开了一条路，不知是谁告诉我，姑姑来了。我顺着指点的方向看去，一个满面泪痕的老人，向前伸着两只苍老的手，正颤巍巍地向我走来。
“姑姑！”我快步抢到姑母的面前，一把攥住了姑姑那双急剧颤抖的手……
这就是我的姑母么？我们透过泪眼互相对视着，只一瞥，我们就在对方的脸上找到了故人的影子。
太象了！父亲和他唯一的妹妹。
太象了！哥哥和他唯一的儿子。
姑姑哭了，哭出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三十多年来一直藏在心底的所有辛酸。
我也哭了，流下一个过了而立之年的男子汉从不肯轻易抛洒的泪。
乡亲们都哭了，带着同情，带着怀念，带着喜悦之后的伤感。
我们这支刚刚还是喜气洋洋的队伍，就这样流着泪走进了蔡家的老屋。
这就是我们蔡家的老屋，这就是养育了我父亲的地方。和其它农舍相同的式样，相似的砖瓦，所不同的，只是那高高的门楣上钉着一个小小的牌子，牌子上的红漆几乎掉光了，仔细辨认才能看得出上面的字迹——光荣烈属。
在跨进堂屋的同时，我蓦地收住了眼泪，我看到了父亲那双军人的目光。
这是一张挂在堂屋正中的发黄的照片，下面燃着三柱香，缕缕青烟依恋地环绕在父亲周围，久久不肯散去。父亲正带着宁静的微笑，定定地审视着我，那大大的眼睛里有军长的威严，有父亲的慈爱，也许，还有一点责备。我和妻子擦干眼泪，轻轻地走到父亲面前，脱下军帽，深深地垂下了头……
以后的几日，我和妻子每天走家串户，拜访了许多乡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