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争取主动，秦俑馆向陕西省主管部门求援，但陕西省文物局也毫无办法，只好再打电话向国家文物局求援。此时国家文物局副局长孙轶清已从秦陵发掘工地返回北京，并和中国社科院考古所副所长王廷芳一起，将秦陵发现铜车马和面临的归属权问题，匆拟报告，向中共中央和国务院作了汇报。
在中央的批示没有下达之前，秦俑博物馆与临潼县的矛盾自然无法解决，秦始皇陵园每天仍有四五千人来回荡动，社员开始在周边公然设卡、售票，秦俑博物馆的工作人员越来越难以接近铜车马。只有袁仲一和程学华仍坚守阵地不放，守在车马坑边的小草棚里日夜监护。
临潼县在等待中央的批示。
秦俑博物馆在等待中央的批示。
双方在经过几个昼夜痛苦的等待之后，中央宣传部向陕西省委发出了急电：
秦陵出土铜车马，运至秦俑博物馆进行清理、修复和展出。
电报很快转至临潼县委和秦俑博物馆。秦俑馆立即派人持电报赶往临潼县委和县政府协商。面对电文，临潼县委书记不再争辩，说了句：“按中央的指示办，交。”
一锤定音，秦俑博物馆和考古队如释重负，悬着的心怦然落地。
铜车马深在地面７米以下，况且已被土层压碎，仅一乘铜车就破碎成１５００余块，按考古人员的计算，光清理一个马头就需要半年时间。如何将铜车马安全、完整、尽快地运往博物馆，成为一个重大而首要的难题。
复杂的现状，使秦俑馆每个人都知道，不能再有丝毫的耽误。必须打破常规，另辟蹊径。秦俑坑考古队负责修复的副队长柴忠言建议采取整体提取的方案，即在铜车马底部铺上一块大钢板，四周用土板钉成一个大盒子，顶部用木板封盖，这样，铜车马就从整体上被加固封闭起来。因为是一个整体，用吊车吊装就成为不算困难的事情。吊出后，可运至室内慢慢清理修复。这一方案不仅可以尽快将铜车马一次性提取，而且最关键的是可以防止铜车马等文物在发掘工地夜长梦多，遭遇意想不到的险失。
方案一经通过，接下来就是付诸行动。为了确保地下文物不松裂、不移位，一次性提取吊运成功，柴忠言决定先做模拟试验。于是，柴忠言、吴永琪买来钢板，到附近的鼓风机厂、缝纫机厂加工成大簸箕，又用４立方米木材做成４个大箱子，然后拉着这些工具，带领邢天堂、杨省民等１０余名考古训练班学员，来到秦始皇陵东侧的上焦村，选择了一处低凹的土坑进行试验。经过１０余天的努力，终于获得了重要的数据和经验。省文物局在听取了汇报后，决定由秦俑博物馆领导成员、早年曾任解放军某团参谋长的张宁鑫担任现场总指挥，全权负责铜车马的提取工作。
１２月１９日，铜车马的提取工作正式开始。
汽车冒着蓝烟，穿越当地农民设置的道道防线，驶向铜车马坑。
一次准备就绪。铜车马的四周挖出了几条深达１０米的宽沟，以４立方米木板的代价，将铜车马连同１米厚的土层包裹起来，成为４个大型木箱。钢板簸箕用吊车放入坑中，簸箕口对着铜车马，板台架设千斤顶，逼使簸箕向铜车马的底层慢慢推进，以使整个木箱进入簸箕。为了确保起吊的成功与安全，张宁鑫又派人向附近驻军请求援助，部队当即派来官兵守卫，同时派出吊车、汽车全力协助起吊。１２月２８日，吊车开始起吊，４个木箱裹挟着铜车、铜马完整地进入汽车拖斗，在一片欢呼声中，汽车冒着浓烟，轰鸣着驶往秦俑馆。至此，历时５０余天的铜车马发掘提取工作总算画上了句号。
世界人类的震撼
铜车马运到秦俑馆后，于１９８１年５月由柴忠言、吴永琪等人开始修复。为保证工作顺利进行，馆内采取了对外暂时保密的措施，使外界半年多不知道铜车马运入秦俑馆后的具体情况。
１９８１年８月７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突发专稿，详细介绍了铜车马的发现和修复情况。这封闭了大半年的消息一经播出，立即在世界上引起强烈震动，中外游客纷纷奔向秦俑馆，争相一睹铜车马的风采神韵。然而，他们没能如愿，秦俑馆仍恪守保密的决策，使无数游客望馆兴叹，扫兴而归。
１９８１年９月１８日，瑞典国王卡尔十六世古斯塔夫来到秦俑博物馆，当这位一生爱好考古，并对世界性的考古事业作出过重大贡献的国王走出兵马俑坑时，委婉地向中方陪同团领导人习仲勋提出了参观铜车马的请求，他说道：“这里是我向往已久的地方，壮观的兵马俑军阵已使我深深地感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伟大。如果再能参观一下贵国刚刚出土的铜车马，那将是一生的幸事。”
习仲勋理解古斯塔夫的心情，但在此之前铜车马从未对外作过展出，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难题。
古斯塔夫国王被安排在接待室暂时休息，习仲勋走出来悄悄和秦俑馆领导人商量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秦俑馆领导人当然不能擅自作主，立即电话请示省文物局，省文物局又电话请示国家文物局，终于得到了一个令古斯塔夫国王满意的答复：“接待瑞典国王。从今日起，铜车马作为特殊之物，作为外国元首参观的特殊待遇。”
古斯塔夫国王终于如愿以偿，作为世界上第一位享受这种特殊礼遇的国家元首，面对正在修复的铜车马，他以敬佩和感激的心情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这次有幸亲眼目睹了中国灿烂的古代文明，西安一行，将令我终生难忘。”
１９８３年８月，经秦俑博物馆修复人员柴忠言、吴永琪等人的共同努力，被编为“二号铜车马”的１乘铜车、４匹铜马及１个铜御手全部复原归位。９月，国家文物局组织专家在骊山宾馆召开了“二号铜车马清理、修复鉴定会”，并很快通过了鉴定。１０月１日，在秦俑博物馆建馆四周年之际，被一批批中外游客千呼万唤的二号铜车马终于掀掉红色的盖头和神秘的面纱，从容地走出修复室，进入展厅，正式接受世人的检阅。
很显然，要公开展出，最起码的一点就是要告诉游客两乘铜车马各自的名称。此前，考古人员在清理和修复二号铜车马的过程中，在一条辔绳上发现了朱书“□车第一”４个字，由于首字磨损较为严重，已很难辨认，后来秦俑博物馆专门邀请着名文物专家孙机前往考证，得出的结论是“安车第一”，由此可知二号车是依照秦代安车的形状制做的，于是，二号铜车马的名称算是有了一个了结。
这组铜车马为２０世纪世界考古史上发现的最大青铜器，总重量达１２４３公斤，其形制相当于真马真车的１／２。如此装饰豪华、完整齐全的古代青铜车马，在世界上是首次发现。它那无与伦比的工艺技术和高超的冶金铸造水平，为同代任何青铜器物所无法匹敌。制造者根据车马的不同结构、不同用途的构件，把战国以来的冶金铸造技术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峰，使铜车马刚柔相济，历２０００年依然金光灿烂、光彩照人。据测定，铜车马修复后的光洁度达到８-１０级，如此高超的工艺技术和冶金水平，不能不令人为中国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而拍案叫绝。故此，它在世界上引起轰动是理所当然的。
１９８３年１０月２０日，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团结阵线代表团团长塔玛拉·多布林作为第一位参观的外国知名人士，看了刚刚公开展出的铜车马，曾兴奋地写道：“我们为此历史性的考古发现而深深感动，它是２０００多年前伟大文明创造者智慧的结晶。世界冶金史应重新编写，一切从这里开始。”
１９８４年８月２２日，日本访华团团长井上裕雄，在秦俑博物馆几乎是满含激动的热泪，挥毫泼墨写下了发自内心深处的话语：“我感谢中国古代之文化。兵马俑和铜车马是一棵古树上盛开的两朵鲜花，它们是相互辉映相互媲美的人类瑰宝。兵马俑以它那宏伟的军阵和千军万马的庞大气派赢得赞叹，铜车马则是以它那精湛、神妙的冶金工艺震撼人类的心灵，我为此历史性的考古发现深深感动，我向伟大的中国人民致以敬意”
铜车马的展出引起了世界性的轰动，陕西省文物局以及秦俑博物馆上上下下都为之精神振奋，原打算一鼓作气，将另一组铜车马一并修复展出，但１９８４年上半年，秦俑博物馆馆长杨正卿离职，而考古队搞修复的主力人员吴永琪到上海复旦大学进修，被编为一号铜车马的修复工作暂告停止。
１９８６年春天，吴永琪完成学业回馆，一号铜车马的清理、修复工作再度被提上议事日程。１９８６年７月２１日，陕西省文物局副局长张廷皓来到秦俑博物馆召开有关人员参加的会议，指示要加快一号铜车马清理、修复的步伐。会议决定：一、从即日起，１０天内清理组向修复组移交文物，于８月５日交完；二、８月６日开启铜马木箱，清理４匹铜马，３个月清理完毕；三、铜车马的清理工作由继杨正卿之后出任秦俑博物馆馆长的吴梓林负责。自此之后，一号铜车马的清理、修复工作正式开始，至１９８７年５月修复完毕。这乘被文物专家称作立车的铜车马，随着对外公开展出，所引起的世界性轰动，自然也是预料之中的事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