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文学肯定是有影响的。但它给文学的影响，可能表面看不明显，它是潜移默化的，深层次的，进入骨髓的。例如，电信技术王国时代世界上许多地方出现的审美生活化、生活审美化倾向，逐渐变成全球性的风潮，这也是全球化的一部分。这对中国文化，包括文学，肯定会发生影响，近来文学和文艺学边界问题的激烈争论不就是例子吗--有一部分学者非常看重文学受到的冲击和发生的巨大变化，有的说，由于生活审美化和审美生活化的结果，文学边界大大扩张了，广告之类也可以包括进来；有的说文学终结了，文学性存在着；有的说文学已经“化整为零”，等等。另一部分学者则坚持认为，无论怎样审美生活化和生活审美化，文学的基本边界还是存在的，文学不会消亡。
对文学影响最显着的是第二个后果，即“电子社区”的出现。
“电子社区”与“趋零距离”
电信技术王国时代造成电子社区的出现，是近一、二十年间的事情。电子社区是什么意思呢？譬如说，现在我们的国家就是一个大的电子社区--大家都知道电子媒介的普及程度，因为你们可能都上网。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在武汉，在许多许多地区，利用电子媒介手段进行活动的，越来越多，做生意的，进行学术交流的，教学的、治病的（利用网络异地诊断疾病、实施治疗甚至开刀）、找情人的、谈恋爱的……都可以在网上进行。于是，一个个电子社区出现了。这很自然：互联网多了，网民（就是米勒的所谓“网络人类”）多了，利用互联网来进行各种交流、各种活动的多了，就形成了一个个电子社区。
这是个很重要的现象。且不可小视这种现象。互联网造成一个什么后果呢？互联网造成的后果之一就是把距离，把世界上的空间距离甚至心理距离拉近了，甚至取消了--有人说“趋零距离”。当然，“零距离”，这是一种极端的说法，无论从理论上还是从实践上，距离不可能为“零”，距离不可能完全没有。就像咱们有个足球记者采访米卢，说她是“零距离采访”。其实，不可能零距离采访。这都要反思，要批判地看。但如果不作绝对的理解，“趋零距离”也不是没道理。这种趋零距离对文学会产生什么样的冲击，文学在这个冲击之下会发生怎么样的变化，这是需要大家思考的。
关于电子媒介时代对于距离观念的改变，有一位荷兰学者的意见值得我们思考，他说，电子媒介、互联网可以把两个距离遥远的空间上的点，瞬间重合、折叠在一起。譬如，上海和北京，相距一千多公里。但是从北京往上海发一个电子邮件，瞬间即可完成，这就如同把这两个相距千公里的空间的点，瞬间重合起来，折叠在一起，也可以说瞬间消匿了两地的空间距离。这是电子媒介出现后的一个非常奇妙的现象。它对文学的冲击和改变非同小可，对情书亦如是。为什么呢，单拿写情书来说吧--写情书是需要距离的，假如没有了距离，那么情书还有什么必要呢？
在座的诸位大都是谈恋爱的年龄。我不知道现在大学生是不是可以谈恋爱，但是，米勒说的这第一个“后果”（即全球化），恋爱这事儿，对研究生应该没有什么禁忌吧？--上个世纪六十年代，我读研究生的时候，是谈恋爱的。谈恋爱，按照传统，写情书是避免不了的。我不是提倡大家写情书，但是在过去，情人们鸿雁传情，是谁也阻挡不住的。情书建立在什么基础上呢？建立在距离的基础上。因为有距离，才需要写情书。诗经中有许多写谈恋爱的诗。写自己所思念的情人（所谓伊人），“宛在水中央”，渴望相见。那时候如果有邮递员，肯定会写封情书送去。在现代，一个在上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广州，一个在武汉，两地相思，他的“伊人”不是“宛在水中央”，而是宛在武汉，宛在北京，宛在广州，宛在上海啊。这就需要情书往来。工作一天后，晚上只剩一个人，思念就来了。在电灯底下想像着情人的音容笑貌，用燃烧的心写情书，倾诉自己的满腔感情。写完以后，他要贴上邮票，等不得第二天，连夜摸黑儿到邮局去寄，或者跑到搂下往邮筒里投。那边儿过几天收到了，再回一封信，一来一往，十天、半月、一月过去了。鲁迅、许广平就是这样，一个在北京，一个在厦门，他们才情书往来，《两地书》的“两地”就点明了“距离”这个写情书的前提，如果住在一起，形影不离，还要写情书干吗？当年我有一个同事，写小说，也研究《红楼梦》，是一个古典文学研究家和作家，文笔相当好--写情书练出来的。干校时我和他住在一起，晚上聊天儿，他说：“当年我和我爱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一年只有十五天探亲假，一年的思念集中到这两个礼拜里头。平时，想了，只能写情书。写情书都是编上号的，怕丢。”一天一封、两天一封、至多三天一封，一号、二号、三号……排下去。到见面以后，下一拨情书，再重新编号。现在德里达说再也不要写情书了。他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现在电信技术王国时代，互相思念了，一个电话打过去，非常方便，如果是可视电话，则不但听得到声音，连靓丽的倩影也立刻出现在眼前，可以面对面倾诉。距离消失了，还要写情书干什么呢？现在大概不是每个人都有可视电话，但将来会有的。因此米勒、德里达说，再也不要写什么情书了，这是因为没有了距离造成的结果。这就是电信王国时代，改变了情书存在的前提。
电信技术王国时代还改变了我们现实存在的许许多多现状，比如说帕瓦罗蒂等三大男高音在北京故宫午门那里演出（不知大家看过现场直播没有），全中国，如果你有电视机的话，哪儿都可以看到，对不对呀？不但是中国，整个亚洲都可以看到；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整个世界都可以看到。这就像把北京、巴黎、罗马、伦敦、纽约、开罗……等等远在万里之外的许多“点”折叠在一起。现场直播，似乎使整个世界的空间浓缩为一点，亚洲、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千里、万里的空间距离似乎顿时消失了--距离趋于零，帕瓦罗蒂在北京演唱，你在广州看，就像他在你面前演唱一样。再比如，咱们经常举行电视会议、互联网会谈，也是把几个不同的空间点凝结在一起。白岩松主持的“时空链接”，不知大家看不看，不就是一会儿连线广州，一会儿连线武汉，一会儿连线北京，互相之间即时交谈，零距离交谈。这次台湾选举，我正好在深圳，晚上一直看电视直播，开始好像都是蓝方领先，后来突然间绿方领先，多了两万多票。看到的那一幕一幕就像在现场一样。这就是距离被取消了。这事儿若搁在过去，不用说古代，就是在二、三十年前，都不可想象。这就是电子社区的出现给这个世界的影响。
距离消失，对文学影响非常大。因为在一定意义上文学的存在也是以距离为前提的。米勒、德里达们说，电信技术（德里达常常以电话为例）摧毁了时空间距，摧毁了文学所赖以生存的物理前提，因而也就摧毁了文学本身的存在。毫无疑问，文学的写作如同情书的写作，也首先是以距离为其物理性前提的。因为文学这个东西，它是一方对另一方的描述。文学有它的主体，也有它的描述客体、对象。即使是自我表现，也是把自我、把自我的情感当作描述的对象，把自己与作为描述对象的自己拉开距离；因为拉开距离，所以才有文学这样一种东西的出现。就是说，文学创作之得以进行，都假定了一个被书写的对象，不管它是现实还是观念，或者情感，写作由此而成为一种向对象的倾诉和传达，倾诉和传达给具有一定距离的对象。我的一位年轻的同事金惠敏研究员在为米勒、德里达的思想进行辩护时说：文学即距离。他的话有一定道理（但不要绝对化）。文学中“模仿”、“想像”、“陌生化”、“修辞”等等实际上都只是“距离”的另一种说法。如，关于“陌生化”，什克洛夫斯基指出：“艺术旨在使人感觉到事物，而非仅仅知道事物。艺术的技巧乃是使对象陌生化，使形式变得难于把握，增加感觉的难度和时间长度，因为感觉过程本身即是审美的目的，必须设法延长。”显然，“陌生化”就是拉长欣赏者与其对象之间的感觉距离，而且“陌生化”在创造这种距离的同时也就是创造了审美。修辞同样如此，在西方，修辞或修辞格的最基本定义就是“偏离”（deviation）、“修正”（modification）或者“例外”（exception），即与日常用法的疏离，而疏离的效果即是美或诗。
而“文学即距离”说，它的根子是在哲学。这是德里达他们的观点。因为在德里达看来，传统的哲学就是一种距离，以距离为基础。为什么呢？因为传统的哲学，它分主体、客体，本质、现象，中心、边缘，都是二元对立。两种东西因为有距离才分成两种；因为有主有客，所以这主体就要把握那客体。有现象、有本质，所以过去我们传统的文学理论就要文学把握现象，进而透过现象来把握本质。艺术典型就是如此。典型是什么？典型，按照蔡仪先生的说法，就是以个别反映一般，以现象反映本质。“这个”反映“那个”，就是因为在“这个”和“那个”之间有距离啊。大家知道，在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出现了一种心理学美学方面的学说，叫做“距离”说。爱德华·布洛，西方一个很有名的美学家，他提出来的。“距离”说经过爱德华·布洛的全面论证和出色的发挥已成为一个最基本的美学共识。他认为，距离产生美。如果没距离你就没美。朱光潜先生在《文艺心理学》和其他许多文章里介绍了布洛的这个学说。距离说，不论是在中国还是外国，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不但是咱们这专业的人对这个观点比较熟悉，而且普通人、非专业的人也很熟悉。距离产生美成为大家日常生活中经常谈到的一句话，还把它编到小品里。赵本山和宋丹丹演的一个小品，我在春节晚会上看到的，说改革开放改善了人民群众的生活，有这么一对老夫妻，盖了一栋二层小楼，电灯电话，楼上楼下，“共产主义”了，两口子，一个住在楼下、一个住在楼上--拉开了“距离”，吃饭时要打电话：饭做好了，下了米西米西吧。赵本山调侃说，都说“距离产生美”，我们是：距离有了，美没了。从这个小品，可见距离说影响之大。
对中国古典美学、古典文学、古典艺术，也可以用距离说加以观照。大家知道晋代有一个叫做顾恺之的画家，顾虎头，他有一个故事：“尝欲写殷仲堪真，仲堪素有目疾，固辞。长康（顾恺之字）曰，明府当缘隐眼也，若明点瞳子，飞白拂上，使如轻云蔽月。”。写真，就是像照相似的把你的真实面貌画出来。被他画的这个殷仲堪眼有毛病，所以他非常坚决地拒绝了，说我这眼有毛病，画出来不好看。顾恺之告诉他：“不然，我这个画呀，可以把你画得犹若轻云蔽月，不但不丑，而且很美。”顾恺之这个写真能够把真人原来的缺点变成优点。但是这样写出来的“真”，不是“原真”了，和“原真”有了距离了。距离就是这么来的。还有一个传说，顾恺之谈恋爱，他喜欢邻家的一个女孩子，那女孩子，我想应该是长得很漂亮或者很可爱吧。但是他谈恋爱的手段不太好。他的爱意大概给人家女孩子拒绝了，或者是他根本就没有可能去表达，在封建时代嘛，没有机会去谈。他就把这个女孩子的像画下来，在她的心那个地方扎针。结果，邻家的女孩子就心疼。这当然是不可能的。艺术家哪有这么神奇的本事，把针钉在画像的心上，真人在另外的地方就能感觉到？它把画家神化了。但这神化本身说明了一个道理，即艺术和生活不一样，有距离。中国的戏剧艺术和布莱希特的戏剧艺术也突出距离问题。我们常说梅兰芳创立了中国一种艺术流派，这个艺术流派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间离。所谓间离就是距离，演戏的人跟台下看戏的人要有距离，演戏人和演的对象要有距离，都是讲究距离，强调距离。他处处提醒读者、提醒观众，你这是看戏啊，不要把看戏当真事儿，比如说有时候戏曲舞台上演员唱戏，跟他唱对手戏的角色就在旁边，他却常常一扭脸儿和观众说话。那边演员听见也装着没听见。这就是强调跳出那个戏来、跳出那个剧情来，和观众交流对话--你是在看我的戏啊！他把他自己的意思告诉观众。大家都有关于这方面的艺术欣赏的经验。再比如，戏曲舞台上表演抬轿子，轿夫走的步子，是舞蹈化的步子。他上坡的时候怎么样，下坡的时候怎么样，都用舞蹈表演出来，坐轿子的人也要跟着轿夫表演。生活里头抬轿子不会这个样子。戏曲里轿夫的舞步是变了形的，与生活拉开了距离。中国戏曲里的老生出来，常常是文官，走的是四方步。如果一个人在广州的大街上迈四方步走的话，那恐怕大家会以为他是疯子。在生活中是不可能出现的，但在舞台上可以，这就是距离啊。这距离，我说有两层含义，一层含义就是演员的表演和原来的生活不一样，一层就是演员和观众相间离。德国的布莱希特也是这样，他常常提倡间离效果。
但是，上面说的空间距离和心理距离，到了电信技术王国时代被改变了，好像通过互联网、可视电话、现场直播等等电子媒介手段，距离一下子消失了，距离被取消了。距离一改变，传统文学存在的前提和共生条件也就改变了，基础被动摇了。
在这样巨大的冲击下面，文学将如何？不管你怎么看，但米勒、德里达们认定：文学将因此而走向终结，文学的时代将不复存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