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题材小说创作辉煌不再甚至是明显式微的时候，关仁山的丰厚凝重的长篇新作《天高地厚》（十月文艺出版社2002年10月版）及时问世，不啻让人眼睛一亮。可以毫不夸张地说，这部作品不仅把关仁山自己的小说创作有力地提升了，而且也把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倾向明显地拓展了。
看得出来，关仁山创作《天高地厚》受到了陈忠实的《白鹿原》的一定影响，整个作品由一个村庄里荣家、梁家和鲍家三个家族、三代农人的彼此勾连和相互纠葛徐徐展开，写出了半个世纪尤其是近三十年以来农村生活的演进和农民生存的现状。当然，随着生活的展开和故事的深入，关仁山对于当代农村与农人的独到发见与深刻体味也逐渐凸显出来，这就是在农村改革与发展的“蜕变”与“阵痛”中，既满怀热情地描绘新一代农人的“登场”，又不无迟疑地描写老一辈农人的“退场”，由人的代际交替和新老碰撞，写出了当下农村的艰难行进和当代农人的命运走向。
蝙蝠村的支书兼村长荣汉俊，与其说是荣家家族利益的代表，不如说是传统农人的典型。他虽然常常站在荣家的立场上说官话、办公事，但主宰他行为方式的主要还是传统意识和小农方式。“种黑地”和爱恋鲍月芝，他早年人生的这两大事件，使他在事业上和婚爱上，都有荣有辱，福祸相依；当他走出了困窘，熬出了头，当上支书和村长后，他便成为既得利益者，一方面以权钱交易等手段，巩固着自己的地位；一方面又以暗中掣肘的方式，羁绊着梁双牙、鲍真等人的上升。由支书兼村长到轧钢厂厂长、红星集团董事长，再到县政协副主席，“他还是不能撒手蝙蝠村的事务，一离开蝙蝠村的工业农业两大块，他没有着落。”表面上看，荣汉俊已应有尽有了。但妻子姚来香在不即不离后离家出走，情人鲍月芝在心灰意冷后含恨而死，他的私生女鲍真对他从不相认反而越来越恨，却使他在情感上和精神上几乎一贫如洗。当他感觉到自己“这辈子白活了”时，一切已悔之晚矣。
作为蝙蝠村新一代农人的代表，梁双牙、鲍真等，由于天灾人祸等诸多原因，始终处于一种很难占据上风的弱势地位。二人本来倾心相恋，心心相印，甚至只差一步成婚；随后又突遭变故，成为路人。梁双牙就快要成为新郎时，因不知就里买了假种子而被抓捕；而鲍真快要当选为村长时，却因有人散布在城里做过“鸡”的谣言，被村民当众收回选票。乡亲与乡土，似乎成心与梁双牙、鲍真这对新人过不去。而他们经过短暂的痛苦、困惑与彷徨，又在事业上寻找新的支点：清理“空心村”，承包“腰带山”，创办“农民经济人协会”，利用网络收集粮食销售信息。但好事多磨，好人多难。红红火火的“经济人协会”，被别有用心的荣汉俊和不明事理的人们搞垮了。梁双牙决意凭靠技能出国打工，鲍真又搞起了“生态产业农业”。他们并未灰心和气馁，而是变换角色不丢弃本色，离开乡土不离开土地。新一代农人以他们的方式调整着自己的步履，也以他们的方式建立着与土地的新的联系。
在《天高地厚》里，农村的现状是沉重的，农人的命运是乖蹇的，这便使悲壮成为他们人生的随形物，挥之不去，欲说还休。这既表现在以梁双牙、鲍真为代表的新型农民尚未成为农村社会的主导力量，还处于一种边缘状态的“成长”阶段；又表现在农村生活与其他社会生活相比更多具有“听天由命”性：它需要风调雨顺，要听自然的；它需要政策指引，要听上头的。农村社会的这样两个基本依靠，决定了它需要特别关护和特别扶持。在这里，我们仿佛听到了梁双牙、鲍真等人的有声与无声的吁求，那其实也是经由作者关仁山的笔端发出的农民的心声。就在这个作品问世的同时，中共中央于2002年1月6日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提出要“更多地关注农村，关心农民，支持农业，把解决好农业、农村和农民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努力开创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新局面”。呼应着农民的心声的，是来自中央的春雷。这多么令人鼓舞，多么让人欣慰。
在《天高地厚》的“后记”里，关仁山讲了这样一句话：“农民可以不管文学，但是文学永远不能不关心农民的生存。”这话掷地有声，意味深长。说这话的关仁山是决意做农民的代言人的，这是一个很庄严也很难能的文学选择。在当代文学的过去，我们有过赵树理、柳青、马烽、王汶石、李准、浩然这样的志在为当代农民描形造影的代言人，但新时期之后，以写农村生活为己任的作家作品愈见稀少，现在的农村题材已成为名副其实的薄弱环节。现在，关仁山写出了自己的作品，又亮出了自己的旗号，这对于农村题材小说创作的振兴与发展，无疑是有着重要的意义的。
一出悲壮的“老兵旧传”
--读《军歌嘹亮》
石钟山和朱秀海二位所写的兵味十足的军旅小说，我都喜欢看。看了二人合写的由漓江出版社出版的长篇小说《军歌嘹亮》口002年11月版），我也很喜欢。说实话，现在好的现实题材的军旅小说并不多见，而石钟山和朱秀海，是完全可以寄予厚望的。
看得出来，《军歌嘹亮》带有电视文学剧本的明显痕迹。比如，人物性格对比鲜明，故事情节曲婉而密集，等等。但因为这一切都扎根于生活深处，充满原汁原味的生活元气，作品反而好看又耐看。从小说作品去推想电视剧作品，我敢断言，《军歌嘹亮》在引人又启人这两点上，都有望胜过石钟山此前的电视作品《激情燃烧的岁月》。
作品之所以大有看头，一是作品中的男女主人公高大山和秋英，既不相互真爱，性格也迥不相同，却又阴差阳错地成为了夫妻；二是高大山与女军医林晚倾心相恋，却因摆脱不了秋英，只能无奈地彼此分开。战争的年代和战乱的环境，使一切事情都脱出了常轨。高大山丢失了妹妹英子，而秋英又丧失了家人；大山救了秋英认做了妹妹，而被救的秋英要报恩非大山不嫁；于是，一对无爱的男女便成了有缘的夫妻。而高大山出于同情娶了秋英，便要牺牲爱情远离林晚，他们只能作为一般同志和上下级同事，暗中相互思念和关爱。高大山在个人生活的关键时刻的不得已而为之，付出的却是终身苦受情感煎熬的沉重代价。他无法把已是妻子的秋英当成妻子，也无法把心仪的恋人林晚从心里抹掉。种种原因所致，他与秋英婚后的生活一直磕磕绊绊，很不顺遂；而与林晚的关系也若即若离，鬼鬼祟祟。
正是在同情、友情、亲情与爱情这些彼此有别又相互勾连的情感纠葛中，作品进而展现了不同人物的鲜明个性及其人生运命。在战场上说一不二、勇往直前的高大山，把他的军人做派同样带入了婚姻和家庭；他救秋英时把她认作了妹妹，婚后也总把她当妹妹看待；在家庭生活中，他大事不迁就，小事不计较，总往大处想，总往前头看。而秋英跟了高大山，便别无二心地为高大山和高家着想，包括他的身体、他的生死、他的进退；当然，个中也不可避免地夹杂了不少的小农意识在内。不同的角色，不同的个性，在交往中碰撞，在碰撞中磨合。高大山就这样由青年走向中年，又由中年走向壮年，直至解甲离休。就这样，作品由一个军人的婚姻选择，写了一个军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又由一个军人家庭的日常生活，写出了一个特定时代的社会风尚。
《军歌嘹亮》不只有看头，它还相当有嚼头。像高大山这样在婚爱上以同情和亲情代替爱情，虽然有战事纷乱的大背景和遭遇秋英的小环境，虽然有总割舍不下的“妹妹情结”，但吕师长的“当英雄了，就想变了”的组织干预，以及把“恋爱自由”等同于“乱爱自由”的政治威慑，无形中起到了更为重要的作用。在毛主席和朱总司令那里已挂上号的高大山，当然要保持“英雄”的纯正形象，自然要听从于上级组织的安排娶已认作妹妹的秋英为妻，他来不及想得更多，也不可能想得更远。而为了一种政治理念，不顾个人的意愿，从此让高大山自己与林晚、秋英两个女性都得不到真正的爱情，这难道不是一种不该发生的令人遗憾的人生悲剧么？
但话又说回来，背负着沉重的情感包袱的高大山，在他坚韧的人生跋涉中又释发出了令人肃然起敬的可贵精神。他一方面在尽力调理他和秋英的婚后生活，一方面又毫不放松他对林晚的各种关照，他完全是在一种两难的境地之中，去努力履行他所能尽到的丈夫的职责和恋人的使命的。除此而外，他在严抓军务，严整家务以及教育子女等方面，都把一个出色军人的角色扮演得淋漓尽致。尤其是守备军分区被解散，他进人了干休所之后，仍离不了军号，离不了地图，一心系在部队建设和国防事业上，一个不计较个人利害得失的职业军人形象，真像一座巍哦的大山一样矗立在人们的面前。至此，可以说我们更多地了解和理解了高大山，这是一个牺牲了许多又奉献了许多的革命老兵，而他的“老兵旧传”，也不只是一出令人唏嘘不已的悲剧，那分明还是一出激越慷慨的壮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