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得失谈
新时期以来，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尽管还不断受到关注，也出现过不少作品，但就总体而言却没有较大的发展与变化。如果把其它题材领域的创作与革命历史题材的创作进行一下比较，我们就会发现，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显然是落后了。
在当代文学创作中，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曾有过它华彩的乐章，许多以革命历史为题材的小说作品至今仍给读者以深刻的印象和感情上的激动。可是，到了新时期这样一个文学从来没有过的好时候，为什么革命历史题材竟落后了呢？是什么原因造成了这种落后，还能否改变这样的局面，这已是不少人关心的问题了。
也许人们对自己的成功比对于自己的过错总会有更多的兴趣。因之，在谈起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时候，有些同志总窖欢不断地唠叨已有过的成绩。是的，过去是有成绩的，这是谁也难以否认的事实。但过去的成绩终不能掩饰今天的落后，也无法改变今天的落后局面。其实，只要静下心来仔细地思考回忆一下，就不难发现这样的事实：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在17年（1949一1966）间之所以有较大成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得利于题材的特殊性。如果没有革命历史题材这样一个光亮的头衔，或许它也不会比其它题材的文学创作有更好的命运。50年代后期，一条极左的、狭隘的错误路线已在我们党我们国家的思想理论战线形成，它不但扼制着政治、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扼制和束缚着人们的思想和灵魂。文学创作自然也逃不脱这条路线的控制。因之，创作的禁区逐渐扩大，作家们的笔越来越不自由了。而在这样的情境下，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却因其革命的头衔得到了比其它题材更多一些的创作自由性，虽说这种自由在某些时候要以牺牲历史的真实和作家的自我判断为代价，但毕竟会找到一点活动的余地。由此观之，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在17年间所取得的成绩虽值可喜，但也不必过多渲染，因为它到底是一种水落石出的突出，是因为特殊的机遇而得到的。或许可以说，它本身也不是一种正常文学创作情境下的产物。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一条正确的思想政治路线得到确认和实行，文学创作才真正迎来了一个自由的天地。在这样的天地里，题材不分大小，不分厚薄，一律平等，各自任其发展。一下子文苑五彩纷呈，奇花异姿，各领风骚。这时，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的步伐却不赶趟，被落在了后边。这看来也许是令人遗憾的现象，其实，它却是带有必然性的结果。一个人不是依靠自身才智而是依赖机遇和恩赐获得成功是可能的，但这种成功却一定不会延续许久，悲剧的到来倒是一件不可避免的事。一种文学也会是这样。今天，当我们不满足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现状，寻求它新的发展途径的时候，我以为，我们是不应抱怨读者对这种题材表现出的某种疏淡乃至厌烦情绪，更不应想望使自己重新得到17年间曾有过的那种特殊机遇。因为这一切都是不可能帮助革命历史题材摆脱困境的。问题的关键在于要对自身有新的、冷静的思考，在自身创作中找寻革新、迈进的门径。
我以为，在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有两个先天不足：一是这种题材的文学创作在起步时在处理革命与文学、宣传与艺术的关系问题上存在一些失当的地方，造成了创作实践的先天不足。二是参与这种文学创作的不少作家在着手创作时对于文学的了解及知识素养等的准备不足。而这两个不足，随着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发展，已经逐渐地形成了某种定式，紧紧地束缚着作家的创作；如果不给予足够的重视，不设法去解决它，那么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要出现新的转机恐怕是困难的。因为这两个不足比起外界客观机遇来更带根本性，对创作更有着决定性的作用。
在处理革命与文学、宣传与艺术关系问题上存在一些失当，从而造成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起步时的先天不足。这是个比较复杂而又不便说透的问题。从客观一面讲，这是中国革命历史的艰难曲折道路对文学提出的特殊要求。因为有从弱小到强大、从艰难到胜利的历史，所以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集团对于自己的曾有过的革命精神和革命业绩自然抱着特殊的感情。在他需要把这些精神和业绩阐扬出来的时候，对文学提出过多的宣传要求是可以理解的。可是，因为宣传的要求就不管不顾文学的特殊性却实在是一种失误。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正是在承担着这种沉重宣传任务的情况下起步，并渐渐地演变为一种有特殊内容的文学的。这种文学从一开始就视宣传为头等要事；在宣传与文学发生冲突的时候，作家是会决然牺牲文学而服从于宣传需要的。文学在宣传面前表现出的这种软弱，作家们在服从宣传时表现出的自觉行为，也许可以说是一种伟大精神对于文学、对于作家的慑服，体现了某种崇高的献身精神，然而对于真正的作家与文学来说，它却是悲哀的开始。鲁迅曾说，一切文学都是宣传，可宣传不全都是文学。在任何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如果把显然的功利目的置于创作之前，那么即是伟大的作家，他的创作亦会遭受挫折或受到侵害。托尔斯泰在自己作品中的说教文字向来被人们视为重要缺陷。而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打一起步就沾染着浓重的功利色彩，以致使它先天就患着贫弱症状。
参与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不少作家在着手创作时，由于历史的条件限制或因这样那样的原故对文学的了解、对创作的准备较少，是这种文学题材创作的又一先天不足。这种先天不足到今天当然有了一定的变化，不像开初那样明显，但对创作的作用还是不可忽视的。在从事革命历史题材创作的一些作家中，许多人们原先也许只是作为一个革命者、一个战士出现在革命的斗争活动中，他们绝没想到以后自己会拿起笔杆从事文学创作，当一名作家。可是，当他们经历过几十年或许某些革命历史活动以后，某些革命历史远材文学创作的实践却使他们醒悟到，这样的工作自己也可以做。结果，从未想到过的事情发生了，不少人因记写自己的经历而成为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作家。这种现象在我们的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中已不是什么稀罕的了。是喜是忧，何以对之？当有人说“年纪大了，干不了别的工作，根据自己的革命斗争经历写点东西吧”的时候，我们就不能不对这样的创作活动产生怀疑了。或许我们不能说哪个人不能成为作家，从事写作活动；可我们可以说作家却不是人人都好当的，文学创作不是谁都可以从事的工作。美国着名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家苏珊，朗格说许多人只具备有限的文学才能，只有当他们自己的生活经历为他们提供了现成的故事轮廓并自动地为他们提供了观点时，他们才能有诗意地、比较成功地把握它，但是，他们是那些只能写一本书的人。他们有写自传的才能，却没有一个真正小说家的丰富的想象力。对真正的小说家来说，自己的生活经历只不过是诸多题材中的一个。”不能说从事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所有作家都“只具备有限的文学才能”，但在这支队伍中确实有一批“只能写一本书的人”和相当多连一本书也写不好的人。不承这样一个事实，或许是不切实际的吧？这些还是指那些有切身革命经历的人而言的。至于年轻一些，自己并没有参加革命历史斗争，也就谈不上自身经历的一些从事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作家，他们有些人就完全是凭借激情和资料从事创作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出于对革命的信仰和敬佩，期望能以自己的笔再现过去的革命斗争生活情景，让后人从中汲取营养；结果，创作对他们来说成了某种道义的负担，成了千辛万苦调查了解、搜寻革命历史事件人物行踪的艰难过程。他们在创作中既要对革命的道义负责，也要为历史的事实负责；无疑，花费到文学上的精力就很有限了。在这些作家的创作中，时常不是说我能写什么、表现什么，而往往是我应当去写什么、我要表现什么，似乎创作不是一种内心情感、见识的抒发，反倒是一种义务的承担。一些革命老区、老根据地的同志总爱带有优越的口味说，我们这里革命历史题材非常丰富，是一个富矿，一辈子也是写不完的。但是，文学创作若是能像采矿那样工作，岂不是过于轻松了吗？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不是一种义务，也不是对历史事实进行的钩陈，它是以文学手段对某种历史同时也是今天和未来的精神、力量的肯定与赞美，是对丑的恨与对美的爱的再一次集中表现等，它是一种独立的创造。因之，当我们一些作家欣慰自己站在一个革命历史题材的富矿边沿时，是应当正视一下自己到底是一个发掘者还是一个创造者的。可惜的是，在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的队伍中，至今仍有不少人竟热心成为一个历史事件、历史人物有关资料的大量占有者，而不把或不力争早些把自己移动到一个创造者的位子上去。这可真有点先天不足、后天失调的样子了。
指出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的这两种不足，并非是有意贬抑这种文学题材或对从事此类题材创作的作家们的不恭。那是在一定历史阶段中产生的一种特殊的文学创作现象。今天，我们之所以有勇气正视它，目的正在于期望消除那些不正常的或是有损于文学创造的因素，进而使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跃上一个新的阶梯。笔者并不以为解决了这样两个不足，革命历史题材就会得到飞腾，但却固执地以为，重视和设法解决这两个不足是相当重要的。
在革命历史题材文学创作中还有一个问题需要提起关注，这就是作家的眼界问题。我们也许不难发现，不少的作家作品显得过于狭小，尽管写的是“史”，却给人以缺少历史感的印象。造成这种失重的原因就在于，作家在创作的过程中过分拘泥于自己的题材和描绘的对象了；简单地以仅仅再现革命史实为满足，而不去把革命史放置到整个的时代民族的历史发展中认识和比较、判断。所以，作品呈现给读者的或许是革命史的一个完整的部分，但因为这个部分失去了与它共时的其它时代、民族历史活动的联系，而变得单一了，变得片面了，真的史反失去了史的色彩与史的感觉。革命史是一部历史的部分，决不是中国历史的全部。因之，革命史既不是中国的历史，也不可能代替中国的历史。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作品如果不能在中国历史、乃至世界历史的过程中发现并描写革命史的意义、作用及种种动人情景，那么它所具有的史学价值就很有限了。扒铁路、打炮楼本身只是一个具体的事件故事，只有当作家把它与民族的抗日战争结合到一起来认识和描写时才富有意义。革命历史题材所具有的文学价值和意义不在于它是曾有过的史实，而在于它在今天仍然不乏其醒悟和动人的力量。以史学鉴定的态度对待它显然不是文学的任务。若是以文学的眼光审视它，我们就会发现，有不少史迹确与文学的联系太少。作家们大可不必对史迹进行详尽的钩陈。作家们的任务在于从历史的人们身上发现并传达某种既是历史的又是现实的思想、精神、情感。跳不出革命史，就无法认识清楚革命史；而跳不出历史事件或历史人物，认识也就不可能有所升华。革命历史题材的文学创作需要在这样两种跳跃中找到自己的现实意义和思想力量。
（1987年9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