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何以那么热衷于写“酒”呢？作者何以特别强调“高密东北乡”是“最能喝酒”的地方呢？作者何以不断说“我们家的高粱酒压倒群芳”呢？余占鳌何以“每日噎得烂醉”？戴凤莲何以“在酒瓮里洗净满脸的血”，因而“满脸酒香”、“酡红的容颜”，并且喝令年幼的父亲“跪下”、“捧一口酒喝！”呢？还有，戴风莲何以在三个碗里倒满“血酒”，她和余占鳌全都“一仰脖灌了”，而冷支队长却“不胜酒力”，显出孱种的衰颓呢？这些难道全都没有寓意，仅仅是真实生活的模写吗？我不这样认为。洒与人类精神生活的深刻联系，从来就是文学艺术诗意的眼睛。酒的魔力曾经激发过多少斗士、豪侠、迁客、骚人的心灵，激励过多少英雄儿女的侠骨柔情！酒与人类的文化心理有着不解之缘，酒神达奥尼索斯便也作为力量、勇气、激情、冲突的偶象存留在文化的历史中。莫言的处处写酒，是偶然？还是用心良苦？是无谓的点缀？还是人物灵魂的一部分？依我看，至今尚未被人点破的是，莫言用这一切环境的情节隐喻着他所推崇和讴歌的精神--我把它称之为中华民族的酒神精神。这貌似玄奥的揣测，正是作者的深刻而独特的立意。必须看到，莫言并不是一个理性的，节制的，长于逻辑判断的作家。不要说这部小说的立意既非向一个虚悬的爱国主义概念的靠拢，也非体现所谓抗日战争的本质或者“兵民是胜利之本”一类的观念思想，即就是作者在《狗道》《高粱殡》中写了国民党、八路军，“土匪”武装三支力量的纠葛，好象在理智地批判农民意识，其实这些同样不是小说的立意之本。奠言是一个永远热烈地关注着人的精神现象的强弱的诗人，他在“不惜一切努力”寻找“纯种的红高粱”，在寻找精神上的“护身符”和“图腾”；而我所说的“中华民族的酒神精神”就是他所寻觅的旨归。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引录一段尼采--曾推崇“酒神精神”、曾激动过鲁迅、郭沫若、茅盾等大师的唯心主义哲学家的话：“我至今不知道另外还有什么方法，能象伟大的战争那样有力地、可靠地给正在衰弱下去的民族灌输那么粗犷的攻城略地的精力，那么深沉地、无情无义的憎恨，那种杀人不眨眼的冷静，那种周密组织大举消灭敌人的狂热，那种对待巨大损失，对待自己的生死，亲人的存亡，毫不动心的骄傲气概，那种震耳欲聋的灵魂激荡”（转引自《西方现代哲学家评传：尼采》）。--多么不可思议的巧合！倘若不是标明出处，我们真要怀疑这段话是完全对着红高粱系列小说而发出的呢！余占鳌用马刀劈死求饶的日本兵，难道不是杀人不眨眼的憎恨和冷静？他在妻子死去，儿子重病，家园焚毁，部下丧失殆尽时表现的不屈不挠的气概，难道不正是对待巨大损失、对待自己的生死，亲人的存亡，毫不动心的骄傲气概？滚动在全篇的，难道不正是一种震耳欲聋的灵魂激荡？莫言倾全力褒扬的，难道不也正是因伟大战争而高涨的民族精神？一部作品是允许有多种理解的。以上这些，都不是我的生硬依附，我相信用心思索的读者会承认我的这一发现的合理性。事实上，“酒神精神”作为一种人生体验和美学精神，作为一种与冷静睿智、凝神观照的“日神精神”相参照的“酣饮高歌狂舞”的“行动的象征”（朱光潜语），是完全可以沟通人类精神现象的，否则，尼采的《悲剧的诞生》也就不会作为一部有价值的著作流传至今了。尼采说，自巴赫到贝多芬，自贝多芬到瓦格纳，这个力（酒神精神）在盘旋着，好似太阳永远在大宇宙中运行。我们也可以说，自武松到朱老忠，自余占鳌到黑孩，这个力也在我们民族精神的深层盘旋着，运行着。“圣洁就是与罪恶斗争的顶点”的思想，在系列小说中表现得再清楚不过，只要想一想余占鳌那把不断杀人的小剑，想一想最粗鄙的“野台”中最富人性的光辉，想一想最残酷的屠戳中最慷慨的骂声，想一想最污秽的蹂躏中最深沉的母爱，想一想人血浸透的黑土上倔强挺起的高粱的血红的头颅，我们就会体验到这种深邃的精神的渗透程度了。也许，一位哲人如下的话能帮助我们更深刻理解作品的基本精神：“战士欢迎旗鼓相当的敌手，他之欢迎这种敌人，正是因为要打败他，杀掉他。勇气的存在，要靠战胜恐怖，在一个并无恐怖的世界里，根本就没有勇气可言；所谓强劲，就在于排除障碍；甚至惟有通过折磨，才能显得出爱情，这就是生活的铁律，这就是精神世界的命脉。”（鲁一士：《近代哲学的精神》）。是的，这也是红高梁系列小说中张扬的“铁律”和流贯的“命脉”，小说中全部关于“与罪恶血战，与魔鬼对垒”的坚忍豪迈的描写，都在证实这一点，当我们看到作者按捺不住自己的主观激情，赞颂遍野红高粱是“本色的英雄”，“暗红色的高粱头颅擎在浑浊的黄水里，顽强地向苍天呼吁”，并说“这就是我向往着的、永远向往着的人的极境和美的极境”的时候，我们还能怀疑如上对作品内在精神的理解的准确性吗！
当然，红高粱系列小说毕竟不是一部哲学沉思录或灵魂独白书，它充盈着丰厚的历史生活血肉，它的象征意义的灿烂花朵，是在写实的丰沃原野上生长起来的，它的“历史的灵魂”也是深蕴在人物的灵魂和精神的土壤之中的。这是一部象征、写意、写实熔铸在一起的作品。我之所以在文章开始的几段里不得不首先把握全篇的整体特色、象征意蕴、内在命脉，乃是因为，这些正是它区别于那种全力塑造典型性格，并试图慨括农民战争的起因、性质和力量对比的纯然现实主义作品的地方。理解这部系列小说最容易误入的歧途，是仅仅看到余占鳌，戴凤莲的性格复杂性，仅仅关注写实的、理性的一面，陷入象分析《水浒》《红楼梦》的方法一样的路子，那就会冲淡和忽视这部小说在表现历史生活上的艺术独创性。但是，仅仅停留在对于象征意义和内在精神的玄想上，同样无益于深化对作品的认识。我们必须正面进入人物！只有进入人物的灵魂，我们才能更深刻地体验到历史的脉息，体验到“红高粱精神”--也即我所说的中华民族的酒神精神的实在。
我说过，莫言是一个骨子里浸透了农民精神和道德的作家，他很难到农民之外去寻觅他所向往的理想精神，这可以说是他至今未必意识到的潜在危机，但也是他不断成功的坚实根由。这种“两重性”我将在后面谈到。我希望读者注意他的逸出常规的反叛笔墨--既在传统之内又把反叛传统的一面推到极端的特点。与当代作家如高晓声、贾平凹等人的注重揭示农民背负因袭的重担和“国民的劣根”不同的是，莫言在这部作品里特别注重和激赏农民内部的英雄的道德，生命力的炽热，伸展人性的巨大张力，注意统治阶级思想的毒氛很难毒化而有如燃烧的荆棘般的生命伟力。如所周知，统治阶级的思想也即该社会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但是，诚如二律背反的无处不在，一切道德同时又只能是阶级的道德，人民永远能够在统治阶级的魔掌和重轭下象不屈的野草般生展自己的道德理想，哪怕它或者利用统治者的“保护”（如戴凤莲之认曹县长为“干爹”），或者借用统治阶级贯用的思想形式（如铁板会之宗教性），但装载的是自己的要求。这就是别林斯基曾指出过的“人民的意识”、“人民的世界观”；也就是鲁迅先生所说的与“官魂”对立的“匪魂”--“民魂”。先生还这样说：“惟有民魂是值得宝贵的，惟有他发扬起来，中国才有真进步”。红高粱系列小说正是一部发扬民魂之作。有的同志看到小说中描写余占鳌武装的流寇习气、王权观念的部分，就以为作品的主旨在于批判和反省农民武装的小农意识，是写了一部农民的历史悲剧。这是我所不敢苟同的。这是把小说的局部等同于小说的内在精神，也是把这部强烈推崇英雄道德的扬厉民魂之作等同于那些所谓总结历史惨痛教训的作品了。虽然作品不是没有相当份量的理性批判的成分，但它深邃的题旨无疑是聚结在呼唤和寻觅红高粱精神上。与其说它是一部充满理性精神的缜密思考的写实之作，毋宁说它是一部在写实基础上充满想象和梦幻的历史浪漫主义之篇。
的确，它涌动着一股浪漫主义的热情，它以能者强烈的主观性，以浓郁瑰丽的色彩、跳跃的节奏、对比鲜明的画面、紧张的动作，突现着主要人物身上的强者精神。戴风莲（奶奶）和余占鳌（爷爷）这两颗蔑视人间法规的不羁的心灵，就是英雄道德的化身，叛逆精神的象征。小说是透过父亲（豆官）的眼睛和感觉来表现这一切的。父亲豆官的眼睛也即作家的眼睛。也许，在往昔的文学作品中我们不难找到与这两个人物的色彩比较靠近的形象，但是，我们仍然不能不承认，这是两个新的人物，农民中新的强者，他们的精神中有许多未曾写过的新东西。也可以这样说，还没有人象莫言这样把农民心理、意识，道德中未被毒化的刚健的一面提升到如此的诗意的高度和人性的高度。奶奶戴风莲这个人物，不但使一切的孝妇和节妇黯然失色，同时也是文学中其他的农村妇女强者形象很难比并的。原因在于，后者大多只有强者的行为，却没有戴凤莲的强者的人性内涵。请听她临死前的对天默语：“天，你认为我有罪吗？天，什么叫贞节？什么叫正道？什么是善良？什么是邪恶？你一直没告诉我，我只有按我自己的想法去办，我的身体是我的，我为自己作主，我不怕罪，不怕罚，我不怕进你的十八层地狱。我该做的都做了，该干的都干了，我什么都不怕。”这段话其实也是作者对她一生行止的说明和评判。需要注意的是，如果说文学史上不乏那种在爱情与禁欲，正义与邪恶的斗争的困境下敢于迈出反抗脚步的农村女性，那么，象戴凤莲这样企图全面实现人的权利和人的需要的农村女性就很罕见了。这未必是作者的拔高和理想化，而是处处有真实的依托。她有劳动者朴素的自我解放欲，条近自然，故而少受浊世的涂污；她在高粱地受清新空气的启蒙，故而少受名教的毒害。贯串在这个人物三十年高粱般充实的人生中的，不是局部利害的冲突，而是人性与非人性的冲突。她确实大有“人所具有的我都具有”之慨。作者写她和余占鳌的大胆“野合”，她的“亢奋的眼睛”，她“甚至抬起一只胳膊，揽住了那人的脖子，以便他抱得更轻松一些”，并非颂扬低级肉欲和原始生命力，其矛头是指向以单氏父子为代表的非人性力量的。作品多次写道，她恐怖地看到“单扁郎开花绽彩的麻疯脸”，她的父亲要用她换一匹牲口，她为之“心地冰京”，“又悲又苦”。所以，我们在“野合”的一幕中感受到的只能是美。她在“三天中渗透人生禅机”，是一个追求人的自由的精灵。于是，在单氏父子死后她如释重负，剪出“蝈蝈出笼”和“梅花小鹿”的剪纸，就不仅是一时的兴奋和轻松，而是充分展现着人的自由的梦想。我们为她的奇思妙想惊讶，这同样是美--农民中罕见的自由之美，同时，我们还会惊叹作者发掘出了备受压抑的农民原来具有如此丰赡的术术想象能力。这才是真正深刻理解农家女儿的智力和心灵的笔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