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大师们总有许多惊人的相似相通之处。
读《红楼梦》与《战争与和平》，读有关曹雪芹与托尔斯泰的传记和资料，常常会有这种“心有灵犀一点通”的发现。如果有机会参观与大师们相关的遗址遗迹，也不禁会产生能进行类比的感触。
也许大师们有心无心地从人类文化遗产这个大视野出发，表达他们对那个时代的考察时，势所必然地在许多观点上会趋向一致？这也许是文艺复兴时期那些绘画巨匠给我们留下那么众多题材基本近似的圣母像、维纳斯像、美惠三女神像的一个可以解释的原因。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去苏联访问，在莫斯科逗留期间，经常就餐的地点，据说是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一书中写到过的：“从早晨起，几辆六匹马拉的马车不断地来来去去，把客人们送到波瓦尔斯加亚街上劳斯托娃伯爵夫人的驰名全莫斯科的大宅子。”
我开玩笑地形容这幢大宅子，大概可算莫斯科的荣国府了。
这联想实在是很突兀的，后来仔细琢磨似乎也不奇怪，我们就餐的餐厅正是当年那个“圣纳塔丽节，也是劳斯托夫家两个名叫纳塔丽的人（母亲和最小的女儿）的命名日”主要活动中心的跳舞大厅。可以想象衣饰华丽，仕女如云的景象，拿《红楼梦》的语言来讲，劳斯托夫伯爵一家女眷较多，才想到了荣国府吧？
这幢大宅子很让我震惊的。
莫斯科的古老建筑几乎都是砖石结构，花岗岩的基石廊柱，以及很壮观的柱顶雕刻，这幢大宅子也不例外。当年劳斯托夫伯爵一家怎样使用这大宅子里的无数房间，对我们短促停留的访问者来说，简直是个谜了。现在这大宅子容纳了苏联作协供会员享受优待的一连串大小餐厅，以及俱乐部、图书馆，通过迷宫般的地下室，走上去，还有莫斯科市作协办公机关。壮观是不用说的了，气派也是十足的。
但这幢是否真属于劳斯托夫伯爵宅第犹待考据的建筑物，和我阅读那部不朽名着而形成的极其富丽堂皇的伯爵宅邸印象，在观感上有着差距。它不应是目前这样子的，虽然它称得上宏大，但很难设想我们在吃实在吃不惯的俄式大菜的这餐厅，竟是娜达莎第一次令人惊艳的出场地点，未免显得寒碜。托尔斯泰着力描写的劳斯托夫伯爵和马利亚德米特力耶夫娜跳“丹尼尔古波尔”英国舞，如果也在我们这餐厅内，我不知道该怎样装下那么多客人和挤来看热闹的佣仆？那实在是相当局促的了。
书中给我留下的印象，和实感太不同了。
怪就怪在《红楼梦》里的荣宁两府、大观园和与《红楼梦》相联系的实际事物之间，也会产生令人觉得“黯然失色”的遗憾。
记得第一次参观位于北京前海西街的恭王府，据称与曹雪芹的《红楼梦》有着无妨称之“牵强附会”的联系。因为曹雪芹本身是个谜，未知数太多，所以很难肯定这“牵强附会”的是或者非，姑且我们相信，倘非恭亲王府以《红楼梦》中大观园为蓝本建造，便是曹雪芹在写《红楼梦》时，有恭王府或类似恭王府这样心目中的蓝图。这大概毫无疑问的，可是，当时不仅我，同行者还有其他人均流露出一种很失望的样子。
曹雪芹在《红楼梦》中，为读者塑造出一个令人憧憬向往的几近天上人间的神奇所在。想不到的“画栋雕檐，珠帘绣幕，仙花馥郁”，说不尽的“光摇朱户金铺地，雪照琼窗玉作宫。”看不完的“金门玉户神仙府，桂殿兰宫妃子家。”等等，读者心目中已经构成了绝对完美的境界。所以当看到据称可能是第七十六回《凸碧堂品笛感凄清 凹晶馆联诗悲寂寞》的假山假水时，无论怎样想象，也难从那粗劣的山石和窄浅的水池去思索史林二位才女听笛联诗的忧郁感伤的场面。
有句俗话：“看景不如听景”，这就说明，语言或者文字所烘托出来的气氛，能造就出比原来事物本身，更为强烈的艺术效果。在大师笔下，这效果益发彰显。《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尤甚。我想，如果生活中确实能找到荣宁两府或大观园的遗址，如同波瓦尔斯加亚街那大宅子有据可查，还未必有目前恭王府那种王家气派呢！
作家有权利夸张，如果他认为有必要，但读者当真要依据想象，大多要失望的。莫斯科的大宅子也好，恭王府的后花园也好，绝不是作品中描述的那个样子。
这种其实也不是两位大师特别着意刻画的场景，能够异乎寻常地在读者脑海中，构筑成一个美轮美奂的艺术想象中的豪华府邸，凡读《红楼梦》和《战争与和平》者都不能摆脱。这大概由于--
一、托尔斯泰和曹雪芹，是真正的贵族，虽然曹雪芹早已不是贵族，而且没落到“举家食粥酒常赊”的地步，但他曾经锦衣饫食过，那种贵族的体验，决非普通平民、暴发户、一般有钱人家出来的作家，能够识见那种富贵滋味的。他们笔下的房屋，就不是未住过的人所能具有的真实了。
二、这两位而且都是过了鼎盛时期世家子弟，由盛而衰的体会，使得他们对失去的一切，特别的珍重。于是，他们回忆中的房舍屋宇，似乎被光环笼罩着，表现出奇异的色彩。
三、由于他们是深深眷恋着往昔岁月的贵族，那种往昔生活的追思回忆，尤其曹雪芹在《红楼梦》中所流溢的忏悔情愫，那笔下的一草一木，一瓦一石，无不生出令人憧憬的魅力。
四、更何况几乎是亲身经历感受的表白，自有旁人所不能述及的真切。这种叙述最能把读者牵入共鸣的心境中去。而一旦沉浸到作者经营的创作氛围里，他说一，你便有二的联想，于是，你觉得眼前所见到的莫斯科的那贵族之家，那北京后海的王家府邸，满不是那么一回事了。
这就是两位大师相同的征服读者的魔力了。
《红楼梦》开卷就交待清楚：“今风尘碌碌，一事无成，忽念及当日所有之女子，一一细考较去，觉其行止见识，皆出于我之上。何我堂堂须眉，诚不若彼裙钗哉？实愧则有余，悔又无益之大无可如何之日也！”所以，整部作品交织着追忆、怀旧、思念、忏悔。他特别郑重指出：“我半世亲睹亲闻的这几个女子”，这“亲睹亲闻”被一位评注者指出：“就全书诸女子品格性情，其种种不同处，却又种种毕肖，谓非从亲睹亲闻出来，吾不信也”。“此书之一言一动，处处出人意表，却处处人人意中，谁谓其假耶。”至于《脂评》中“嫡真实事，非妄拟也非经历过，如何写得出诚思若非亲历其境者，如何摹写得如此”……正是在大师所提供的极其真实的贵族生活基础上，才能使读者有施展想象的可能。
据托尔斯泰的传记作家艾尔默·莫德说：“《战争与和平》几乎包罗了托尔斯泰自己的全部人生经历：其中有贵族和农民；城市生活和乡村生活；战时的与平时的指挥官、军官和士兵；外交官和朝臣；调情、恋爱、行猎，和一个只是口头上的改革运动。……他对人生的观察只限于消耗者的贵族和生产者的农民……”这和曹雪芹也是主要描写统治者贵族和被统治者奴仆的现实生活，差不多是大同小异的。这种惊人的好像商量好了的相似手法，真令我们后人无法掩饰读后的诧异。
艾尔默·莫德在英译本《战争与和平》中注解：“托尔斯泰描写劳斯托夫家的年轻人，大量运用他自己的家庭传说和他对岳父毕尔斯家的印象。他把他父亲的许多特征赋给尼古拉·劳斯托夫，连尼古拉·伊利契这个名字也未改动。桑妮亚的原型是年幼的达吉雅娜·亚历山大洛夫娜，和托尔斯泰的父亲在现实生活中的关系完全相同。菲拉摹自他的大姨子丽莎，纳塔莎摹自他的小姨子达吉雅娜，其中杂有他夫人的若干成分。”
很遗憾曹雪芹“历过一番梦幻之后，故将真事隐去”，再加上本人事迹的湮没无考，已难像《战争与和平》这样逐个地对《红楼梦》人物的真实生活原型进行推敲。在十八世纪中叶写作的《红楼梦》，正是中国满清乾隆统治的文字狱大兴的时代，从文祸这个角度看，稍后一百年的托尔斯泰，开始《战争与和平》创作时的俄国，似乎顾忌要稍稍少一些，这并不意味着俄国沙皇比中国皇帝更对作家优渥一些。凡皇帝，总是与作家抱对立情绪的，不过，中国皇帝的刀磨得更快些，所以，曹雪芹更懂得保护自己罢了。但是可以相信，“亲睹亲闻”使我们可以了解《红楼梦》如同《战争与和平》一样，虽非全部取材于真人，但是曹雪芹所熟知的那些贵族家庭中的成员，是毫无疑问的。近代发现的有关江宁曹氏家族和李煦的史料，很足以窥知《红楼梦》的创作依据。
所以，用艾尔默莫德评述《战争与和平》的话来理解《红楼梦》，同样贴切。
“是什么使《战争与和平》激荡了每一个读者的呢？是它的形式的明晰和色彩的生动。仿佛它所描写的，人们看得见；它所发出的声音，人们听得见。作者从不用自己的口吻来说话，他把人物带到台上，让他们自己说话，感受，行动；他们所做的是这样地真实，每一个动作都惊人地准确，正合乎每一个人物的个性。我们仿佛面对了真人一样，我们看见他们还比我们在现实生活中所能看见的更清楚”。
他还评价说：“在这方面，这部小说乃是一个艺术的奇迹。托尔斯泰不是仅仅抓住了一个个孤立的现象，他抓住了整个活生生的气氛，这气氛围绕不同的个人和不同的社会阶层而变化。……不可避免地受到这些气氛的影响，而我们读者也是同样的。”
这气氛使读者进行他阅读时的艺术再现活动，而且会创造出比生活、比真实、甚至比作品所提示的，更为强烈的效果。
或许这可称之为读者的增益效应，林黛玉其实是典型的肺结核病患者，但读者却愿意忽略这绝非是美的因素。同样，托尔斯泰这样描写纳塔莎，“咧开大嘴（弄得她的样子很难看），开始像婴儿一般嚎起来……”但每个《战争与和平》的读者，都相信她是绝顶漂亮的人儿。
这真是何其相似乃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