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陈梦征从她眼前完全消失之后,一种巨大的孤独感向她压来,她不由把手放在了腰间的手枪上,又触到了那种美妙的润玉的感觉。
洪云舒感到无比疲乏。她挨着那门土炮坐下来,把身子靠在炮身上,头顶的蓝天白云一片模糊……
老人醒来的时候,目光碰到的第一个物件是贺八爷的挂像。
老人刚睁开眼睛的时候,贺八爷的挂像只是模糊的一团。渐渐地,那团模糊不清的墨团清晰起来,他才看出了站在墙上的贺八爷。
墙上的贺八爷也看着他,笑着。
老人吃力地把目光从墙上贺八爷那张脸上移开。这时他看见了挂像正下面的硬枣木八仙桌、太师椅,看见了墙角的矮几上放着的蓝花胆瓶,胆瓶里有两个油光发亮的鸡毛掸子。太阳白白地照着窗纸。老挂钟走动的声音把他的眼睛引到另一边的墙上,他看见挂钟的时针分针快重叠在阿拉伯0字上面了。这是天津卫惟一的大挂钟。
他知道自己现在躺在贺八爷的厅房里。他把眼睛闭紧了,他的嘴角奇怪地抽搐了一下。老人使劲睁开了眼睛。他看到了一张秀气的脸。一个年龄看上去很小的女红军站在他的身边,正弯下身子,把脸凑近他,不断呼喊着“老爷爷”。
见老人睁开了眼睛,她高兴地说:“老爷爷!”声音依然很轻很小。
老人的目光在她的脸上身上停留了一会儿。他终于想起来,她就是先前在先祖的石碑前见过的那三个女红军中的一个。
“老爷爷,喝水吧。”姑娘又说,她把水伸到了老人嘴边。
姑娘的声音虽然很轻很小,但那目光让你不忍抗拒。老人喝了一口水,甜甜的。他喝出水中放了糖。这时候,他又看到了墙上的贺八爷。他推开姑娘手中的碗,问:“我咋睡在这里?”
“老爷爷,你在村口晕倒了,我们把你抬到了这里。”老人瞪着黏唧唧的眼睛,努力想着。
“起先,你一直坐在村口,哦,那里有一块石碑,后来,你就晕倒了,那时候太阳已经落山了。”姑娘帮他回忆着。贺八爷在墙上看着他,笑着。老人用手又撑了一下身子,对姑娘说:“姑娘,我求你件事,行吗?”
“什么事,老爷爷?”“把我扶出去。”
“这……不行。”姑娘摇摇头,
“我不想呆在这里,我的身子怎么这么沉,我抬不动自己,我大概快死了,我不想死在这里,姑娘,帮帮我,把我扶出去……”老人望着姑娘,絮絮叨叨地说。
“不行,老爷爷。”姑娘说,又喂老人喝了几口水,再慢慢将老人放倒在床上--那其实不是床,是一张平时写字用的长条案。姑娘说,“她们都不在,她们留下我,要我看好你,医生说你身子太弱,得好好休息……”
“帮帮我,我不想在这里,我不想死在这里。”老人固执地说。
“老爷爷,你不会死的,你只是有点弱。医生说的,你休息好了就能下地了,现在不能……”姑娘也很固执。老人无奈地闭上了眼睛。
寂静中,老人感到脸上落下来一些湿漉漉的东西。“姑娘,你哭了?”老人问,依然闭着眼睛。
“没,没有。”姑娘说。“你多大?”
“快十四岁了。”
“还是个娃娃。”
“不,我早长大了。”
“说给我,你为啥哭呢?”
“你刚才说你要死的时候,我忽然想到了爷爷。”姑娘说。
“你爷爷?他和我长得像吗?”
“不,不像,他比你矮得多,不过,他和你一样老,眼睛也像你一样,好像永远都有眼泪,永远也擦不干净。”姑娘说。
“你爷爷呢?他现在还好吗?”
“不知道,也许已经死了。”
老人睁了睁眼睛,又合上了。两只麻雀喳喳叫着,跳到了窗棂上,伸着小脑袋往屋里看了一阵后,又扑棱棱飞走了。墙上的老挂钟不紧不慢地敲着,屋子越发显得安静。
“你家里还有什么人?”过了一会儿,老人又问。
“没有什么人了。”
“你妈呢?”
“我没有见过妈妈,不过我想我应该有妈妈的。”姑娘说,声音依然没有脱去孩子气,“爷爷告诉我,我从来没有妈妈。爷爷说那话时脸色很可怕,很哀伤,我从懂事以后,就问过那一次。”
“你爸爸呢?”
“死了。”
“哦。”老人叹了一口气。
“爸爸是个哑巴,他给刘贵贵放猪,哦,刘贵贵是我们那里最有钱的人,住着楼,有好大的院子,院子里一年四季有开不完的花,养着许多猪许多牛。参加革命以后,我知道那个刘贵贵就是土豪。”
“哦……土豪。”老人重复着说了一句,他记得那天那三个女红军说起过关于土豪的话题。
过了一会儿,他又问:“你刚才说你爸爸死了?”
姑娘轻轻叹了一口气,说:“是的,爸爸死了。刚才跟你说了,爸爸给刘贵贵放猪,一次,不知猪吃了什么东西,一下子死了三只,刘贵贵要爸爸给猪起坟头,还要给猪披麻带孝……
姑娘声音呜咽,老人感到热乎乎的眼泪不住地滴在自己的手背上。他一阵怜惜,摸索着,把姑娘的一只小手紧紧地抓在自己的手心里。
“姑娘,莫哭。”老人说。
“那天夜里,爸爸给猪起坟回来,在村外的黄桷树上上吊死了。”姑娘说,声音小得好像不留痕迹的轻风,“那一年我刚刚七岁,头一天爷爷给我煮了两个荷包蛋,爷爷说从那天起我就七岁了。因此,我对爸爸死的日子记得很清楚。那天夜里的月亮好亮,像个大脸盆,爸爸静静地躺在黄桷树下,他一辈子都是那样安静,他是个哑巴。起先我以为爸爸睡着了,后来才知道他已经死了,他的眼睛瞪得好大,好像在想什么事情……哦,老爷爷,你也哭了?”“没……没有。”老人说,又问,“以后,你就只有爷爷了?”
“以后,我就跟着爷爷走出了我们的村子,没有再回去。我跟着爷爷不断地走路,我不知道爷爷要带我到哪里去。爷爷走路时带着两个笛子,一个长的一个短的,一边走路一边吹。爷爷的笛子吹得好听,两个笛子轮换着吹,能吹出各种各样的声音。走到林子里,各种鸟跟着他;走到平地上,花花绿绿的蝴蝶围着他;走到村子里,大人娃娃围过来,听他吹。听完了,我和爷爷就有了吃的,夜里也有了睡觉的地方。第二天醒来,我们继续走路,爷爷继续吹他的笛子。我们走啊走啊,后来,我们走过了松潘,来到一大片开着蓝色野花的地方,那里有一个不大的镇子,镇里有一座尖顶子木屋,木屋有带颜色的花玻璃。天快黑的时候,爷爷又吹起了笛子,笛子引来了小镇上所有的人,大人娃娃,男的女的,有汉人,也有藏民。大家都说爷爷的笛子吹得真好听,不住地叫着好。只有我能听出,爷爷的笛声有点嘶哑,断气的地方很多。吹罢一个调子,爷爷要停下来咳嗽半天,这在以前是没有的。那天夜里,我们睡在一个给地主守夜的老汉家里。爷爷和我在小镇里一连待了三天,每天太阳落山以后,爷爷都要吹一阵笛子,每天都会招来全镇的人。大家依然欢呼叫好,我却听出笛声中断气的地方越来越多了。我们在小镇待到了第四天。那天早晨起来,爷爷向守夜人讨了两个鸡蛋,给我煮了荷包蛋,要我吃。我看着爷爷,我不明白今天为什么要吃这么好。不等我问,爷爷告诉我,吃了吧,从今天起,你就十一岁了。我才知道,今天是我的生日。爷爷看着我吃完了荷包蛋,对我说,爷爷走不动了,也吹不动笛子了,现在我领你到一个地方去,以后你就住在那里,那里比跟着爷爷好。我很害怕,我问爷爷,你不要我了吗,我做错什么事了吗?爷爷说,你是个乖娃儿。我看见爷爷流泪了。爷爷是从来也不流的。我搂着爷爷,对爷爷说,我哪里也不去,我要永远跟着爷爷,你走到哪里我跟到哪里。我哭的很伤心。爷爷说,秋儿,你不要哭--哦,秋儿是我的名字,我姓陈--爷爷说,秋儿,你不要哭,我太老了,我觉着我就要死了,我养活不了你了,得找个能养活你的地方。我哭着说,爷爷,你不会死,你的笛子吹的那么好,大家都喜欢你的笛子,你死了就再也听不到你的笛声了。爷爷摇摇头,说,我已经吹不好了,昨天吹笛子的时候,我觉出了从腔子里反上来的血的味道,有点腥,我强压下去了,我想我快不行了,我得给你找个地方。说着,爷爷拿过那两个笛子,扔进了面前的火塘里。看着笛子在火塘里扭曲变形,我哭得更厉害了,我觉得随着笛子在火里渐渐变成火苗变成蓝烟,我的爷爷正在离我远去。那天下午,爷爷把我带到了那座带尖顶的漂亮木屋里,把我交给了一个穿黑袍子的外国人。后来我才知道那个蓝眼睛的外国人是这座天主教堂的神父,大家都叫他彼得神父。爷爷要走的时候,我大声哭着,要跟爷爷一起走,彼得神父紧紧抓着我,嘴里一边小声说着什么。彼得神父的力气真大,我怎么也挣不脱。我眼看着爷爷佝偻着腰,慢慢走出了木屋,我大声哭着喊着,爷爷始终没有回头……”
姑娘娓娓地说着,眼泪不住滴在老人的手上、身上。“后来你就当了共产红军?”老人问。“是的。”姑娘点点头,说,“不过,老爷爷,你叫的不对,我们是红军,是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那天我们营长已经跟你说了。”姑娘耐心地说。
“营长?就是别盒子枪的那个?”
“嗯。”姑娘停顿了一下,小声说:“我们营长其实很好,我就是她从天主堂里带出来当红军的。”
“哦,你当红军几年了?”“还不到两个月……”这时候,屋门被推开了,夏满月和工兵营的卫生员走了进来。陈秋儿有些慌乱,赶紧用手在脸上抹了一下。夏满月走到床边,问陈秋儿:“醒了吗?”
“醒了,营长。”
老人睁开眼睛,对夏满月说:“你是长官?”
夏满月说:“老大爷,我们红军里官兵平等,没有长官。你有什么事吗?”
老人说:“长官,求求你,把我抬出去,我不想住在这里。”夏满月一怔,看看陈秋儿。陈秋儿说:“他一醒来就要出去。”
“为什么?”“不知道。”老人的目光又和墙上的贺八爷相遇了。
“让我出去!”老人声嘶力竭地喊了一声。他的脸色铁青,黏唧唧的眼睛大瞪着,喷着火,样子很可怕。
夏满月想了一下,对陈秋儿和卫生员说:“来,咱把他搀出去。”
他们扶着老人下了地,出了门。
这间屋子只是一个大院落的正厅,一明两暗,老人刚才躺着的地方,是中间的那个厅房。院子很大,院墙很高,青砖一码到顶。院子也是用青砖铺地,东西各有两间厦屋。进院门的地方,有一座高大的影壁。影壁迎门的正面,刻着一个几乎铺满整个影壁的大“福”字,影壁的背面,靠着院子的一面,是彩绘的天官赐福图。院门有深深的门廊,两扇门板用大漆油过,乌黑锃亮,显得沉重。门楣上,刻着“耕读第”三个大字。在一片土黄中,这座宅院如鹤立鸡群般招眼。
走出院门,他们来到了村街上。
太阳白白地照着,老人有些晕眩,他脚下趔趄了一下,好在有夏满月和陈秋儿扶着,没有栽倒。他揉了揉眼睛。再睁开时,他惊呆了。
村街上,顺着那两溜街房,齐刷刷地打着两排地铺,铺着麦秸和芨芨草,草铺上放着分不出什么颜色的背包和铺盖。有几个地铺上,还躺着卧着几个缠着绷带的年轻红军。老人再看看街道两旁的房子,门还紧关着,上着锁。
老人把目光从村街上收回来,久久地端详着夏满月,两行浊泪从他空洞的眼睛里涌了出来。忽然,他的身子慢慢往下沉,往下沉,最后,向夏满月跪了下去。
“菩萨兵!长官,我贺望乡有眼无珠啊!”
他的苍老的声音在西风中颤抖着,传出去很远。
在一个叫红柳沟的地方躲了整整五天之后,村民们就扶老携幼,牵着狗抱着鸡,跟着红军,回到了天津卫。像贺望乡被征服一样,天津卫的六十三户人一进村,看到村街上红军的地铺,再看看各家各户紧锁着的房门,对红军的防范完全解除了。
贺望乡当初之所以被夏满月她们抬到贺八爷的厅房,是因为那是村里惟一大敞着门的房子。不知那是由于屋主人逃跑仓促忘了关门,还是别的什么原因。富有经验的女红军们从屋宅的排场和陈设的阔绰,一眼就判断出屋主人的身份,不是土豪就是劣绅。从后来了解到的情况来看,她们的判断没有失误。村民们纷纷打开了自家的屋门。他们看到家里不但粮不缺柴不短,甚至家具什物都还放在老地方,连挪都没挪动一下。村民们惊喜过后,景况好的下了长面煮了鸡蛋,景况差些的也煮了洋芋老倭瓜,纷纷走出门来,软拉硬拽,把红军请进屋里,看着他们吃上一顿。各家各户又都自愿腾出房子,房子多的腾两间三间,房子少的腾一间,让红军从街上搬到了屋里。红军也没忘了传统,扫街扫院子,挑水劈柴,教唱歌教跳舞,僻静的天津卫从来没有这么红火过。
田妹教歌的时候,全村的女娃娃几乎全都围在了她的周围,田妹唱一句,她们跟着唱一句,整个村子都被歌声盖住了。
娃娃们记性好,很快就能在田妹的指挥下,能整段整段地唱了:
当兵就要当红军,处处工农来欢迎。穷人参军为革命,红军打仗为人民。村里的大姑娘小媳妇怕羞,远远地躲了看,田妹喊她们过来一起唱,她们互相推搡着,争着往后躲,死活不肯过来。但她们谁都又不想走。
娃娃们又学会了一段:当兵就要当红军,官兵都是一样人。生活一律都平等,没有打人和骂人。小媳妇大姑娘站得远远地听着,小声议论着:
“你听清了吗?说是当官的和当兵的都一样,平等着呢?”
“哼,我不信,能平等吗?”
“就是,你看戏台上,再好的官,武的哪个不是紫金冠,文的哪个不是乌纱帽,靠旗盔甲,玉带蟒袍;那当兵支差的呢?前胸后背,只能背个‘勇’字”,就连青天大老爷包拯,出场前那些支差的还不是要‘呼呼呼’地喊上一阵子,包相爷才打轿出台,这还是好官……”
“都一样了,还叫官吗?”
“远的咱看不见,就说凉州城里的马师长,那年路过咱这里,你看那派头,光侍候烟盘子的就有三四个。”
“不过,红军里头,光从外表,我还真没看出哪个是长官呢……”
“我家里住的那个红军女子,姓夏,听人喊她营长呢,想来该是个官吧?”
“营长?当然是官。”
“女将官?不就是当今的穆桂英吗?”
“长的啥样子?”
“个子不高,利利索索,哦,就是在红柳沟给咱们讲话的那个。”
“哦,我说呢,怪不得说起话来一套一套的,精干得很。”
“你们想想,她和那些当兵的一样不一样?”
“真是呢,看不出。”
“要是别人不喊她营长,我真看不出她是个官儿,吃的穿的和别人一模一样,夜里,和另外几个女的全挤在我家的那个大炕上睡觉,也没见人侍候过。”
“啧啧,穆桂英出阵还有个马童、放四行旗牌呢……”
“要不咋说红军是开天辟地头一次呢。”
发动群众打土豪,建立农会,远比取得村民们的信任难得多。
夏满月事先对此也有预料,实际干起来,却发现困难程度远远超过了原先的想象。
天津卫人似乎知道自己的防线应该设在哪里。
夏满月她们来到一户人家。男主人五十多岁,叫贺盼水,从十几岁起就在贺八爷家扛工。快三十岁了才娶上媳妇。女人是武威的一个寡妇,还大他三岁。夫妻俩生有一儿一女,儿子务弄着村北浇不上水的三亩田,一年好一年坏一年绝收,已经二十一岁了还瞅不上媳妇。女儿十六岁,给贺诚的四姨太当丫头。全家住一问土房。屋里一盘大炕,炕上铺一张苇席,一张破毡,靠墙码着两个被子,每个被子上的补丁都不下几十块,盖住了原来的底色。
更惜惶的是,这个四口之家竟然只有两只缺了口的破碗。那天夏满月她们一共去了三个人,除了夏满月,还有陈秋儿和毛丑女。女主人给她们倒水时,倒了两碗后,连连抱歉说:“羞死人了,家里就两个碗,这子过的……”夏满月心里沉重,问:“两只碗--那你家里人齐了吃饭咋办?”女主人说:“换着吃,都是他们先吃,腾出碗了我再吃。”女主人说这话时,脸虽然带点羞红,却看不出丝毫愤怒和抱怨。男主人贺盼水在一旁搓着手,咧着嘴,“嘿嘿”笑着。
对于他们的平静和麻木,夏满月感到震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