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时候，连我自己也觉得奇怪，都八十年代了，我对秦腔的流连何以始终不渝？而整个西北高原上，陕甘宁青新的市镇，虽然已是影视业发达，迪斯科风靡，西部摇滚沸反盈天，可“古调”秦腔居然还能“独弹”，还能存活，真也是一大奇观。它的生命力何以那么顽健？在我倒是犹可理解：从小就在乡下戏台边上厮磨，村中男女谁能演戏，村人心悦诚服的青眼至今记得；及长，又在城里的戏院子买。毛钱的站票看，台上台下同悲共喜，实为我的心灵社会化的重要途径。说秦腔已渗进血液，并不为过。可是，对一个古老剧种的活力，就值得研究了。贾平凹写过名篇《秦腔》，说是秦川的地理构造与秦腔的旋律惟妙惟肖，秦腔又与西凤白酒、长线辣子、大叶卷烟、羊肉泡馍共为秦川人的五大生命要素，故而秦腔是秦川的天籁、地籁、人籁。他的说法当然不无道理，却杂有浓厚的“陕西沙文主义”倾向，视野未免窄狭了。其实，陕西而外，青宁甘新，哪里没有高亢激越的秦腔回荡，哪里不是大大小小的“秦剧团”星罗棋布，何独八百里秦川然？要揭开秦腔的生存之谜，必须站在整个西部的高度，不能光在西安城墙周围打转。依我之见，地理结构重要，历史结构更重要，浑茫的历史感才是秦腔的魂灵。说穿了，秦腔迷人，乃在“苍凉”和“悲慨”二大特色上。它善悲剧，不善喜剧；善伦理戏，悲欢离合的苦情戏，不善政治戏和理性戏。看《放饭》，谁不感到命运之飘忽；看《探窑》，谁不赞乱世男女之爱情坚贞；看《火焰驹》，谁不恨奸佞之陷害忠良；看《周仁回府》，谁不敬友情之高洁……西部这块地方，秦汉威仪自不必说，“十六国”时烽烟不绝，什么前秦后秦前凉后凉南凉北凉的，世事如转蓬，更有大唐的“初、盛、中、晚”的无尽纷争，留下多少悲欢，该唱出多少慨叹？它是人命危浅之地，苦役流放之所，慷慨悲歌之疆。它的历史和生活本身就有“苍凉悲慨”的韵味。寻根是人类固有的情结，历史意识是现代人直观自身的表现，秦腔便是满足着这种欲求。可以说，秦腔是西部人思维方式、情感方式、伦理方式的艺术化、抽象化、程式化，只是人们不自知罢了。当今研究西部文学，倘不知秦腔为何物，便无从研究，只能隔靴搔痒耳。
不过，话说回来，一个剧种要在今天站住脚，没有深厚的群众基础可不行。光是一些演员唱，大家不跟着唱，就会越唱越萎缩。现代西部青年对秦腔厌烦者日多，秦腔演员“走穴”的，改唱通俗歌曲的，争上电视剧的，也不鲜见。我对秦腔前途不免担心。直到去年春天在兰州的茶园听了一回秦腔，才算放下心来。
那天，王家达兄约秦腔着名新秀窦凤琴给我们唱几段，却苦于无人伴奏，他便建议一起到茶园去，说那里有现成的乐队。窦凤琴名气很大，磁带销行西北各地，一见面，竟一点架子也没有，宛然一位朴实俊俏的甘肃农村姑娘，颀长身材，清秀面庞，话不多，只微微地笑。她是从生产队、公社、县城直到省城，一级一级唱出来的，尤其受到家乡农民的崇奉。
一进茶园，我和小窦都被眼前的散漫场面吓住了，小窦红着脸，摇头悄声说：“不唱不唱！”那场面也确实让胆小的唱不出口。兰州的茶园历史悠久，风味独具，这我知道，但见，半露天的席棚下，密密麻麻全是围桌而坐的茶客。与南方茶园不同，这里是一色的篷布躺椅，放脑袋处油渍斑斑，证明着茶园的古老。喝的盖碗茶也别致，叫“三炮台”--茶、冰糖、桂圆合成，喝茶人一面用碗盖刮撩，一面品茗。整个茶园人声鼎沸，花生瓜子壳遍地，跑堂的个体户提壶穿梭如织；打麻将的，玩扑克的，看书的，下棋的，应有尽有，好不热闹。怪就怪在你热闹你的，我热闹我的，相安无事。在茶园中间，民间秦腔班子吹拉弹唱正在兴酣处。一位七十多岁的尕老汉，正在仰天长啸，唱《辕门斩子》呢。打板的，拉板胡的，弹三弦的，全戴茶镜，微眯着眼，下巴一伸一缩的，沉醉其中。那老汉唱到“手捶胸，足顿地，怎不心伤”一句时，突然猛跺地面，底气十足。几个时髦女青年被惊得哈哈大笑。看来，那老汉不是为了表演，完全是自娱。更可怪的，一位女服务员，在戏唱到需要女角时，放下铁壶，款款走上前去，接唱一段，然后平静如常，又提壶续水去了。再一看，戏班子近旁，还有好几位在清嗓子，跃跃欲试，准备上场呢。这种茶园戏班，是业余爱好者自动凑集的，唱家也自告奋勇，不时会从茶座上站起一位。不过，并非谁想唱就可以唱的，这组织也有规矩，需事先串连，听说有人要唱还得赞助，犹如时下自费发表着作一般。秦腔的流传，与这种民间形式关系密切，仅兰州就有几十家茶园。因属业余，这里更多保留了秦腔的野味、野趣。
在王兄和我的怂恿下，窦凤琴有点坐不住了，却又畏惧这阵势。试想，一个蜚声西北的名演员，要在这种土场子上亮相，该得有多大勇气呀。最终小窦还是被王兄硬拉到台前，与乐队小声协商，决定唱《斩秦英》。只听小窦一声高腔出唇，拉板胡的老先生立刻暗暗点头首肯，待唱到“骂一声，小奴才，不死的冤家”，全场忽然静得骇人，下棋的、打牌的全翘首环望，总觉今天的唱家有些异样。小窦那高、亮、甜、脆，具有透明感的声音在旋舞，那气势昂扬、一波三折的腔调在回荡，那融汇了歌曲发声方法的甜美和流畅在尽情扩张着。一曲终了，全场如地震，如沸锅，“美气”，“好！好”的粗嗓门满场乱吼。这时，一向不善当众讲话的王兄忽然一脸激动，一脸严肃，说：“刚才唱戏的女同志，就是咱省的窦凤琴。”“啊？窦凤琴！她咋跑这儿来了？”“什么？窦凤琴！放着大剧场不捞外快，到这来了，啧啧。”于是，躺椅乱响，人群骚动，全挤到我们桌前。茶园的个体户乐坏了，捧来大把花生瓜子糖堆满桌面。窦凤琴不习惯这种场面，飞红了脸，频频点头，冲出重围，一溜烟出了茶园，喊也喊不住。
要问：秦腔会绝灭吗？我说不会；秦腔会大兴旺吗？颇难；秦腔能打出潼关去吗？答曰：更难。
一九九0年三月十日
13.追忆一九六五
真是不可思议，我到北京都三十一年了，比我在老家呆的时间还长。可我的外省人意识好像并未改掉多少，我总是习惯于站在旁观的立场，看北京怎样在历史的风雨中不断变幻着、更新着自己的形象。我发现，不管我如何熟透了北京的千百条胡同，我骨子里还是外地人，一旦遇上北京人与外地人吵架，我的同情会即刻向外地人倾斜，颇厌憎京油子贫嘴寡舌欺生的蛮相，不过，一俟我自己与外地人遭遇，我又会突然意识到，我也是北京人哪，我的生活、生命，再也不能与这座城市分离了，主人意识便也回归了。这可说是一种非常复杂的双重视角，而我观察北京的起点，却是三十一年前进京的第一天，把它与今天对接起来，比照昔日的世态和今日的繁嚣，由此感受着时光流逝的迅疾，体验着观念的巨大悬隔，吟味情感的历史价值。
准确地说，三十一年前的那一天是一九六五年八月二十六日。那年夏天我大学毕了业，被分配来北京工作。这一命运的转折来得太突然了，叫人惊喜交加。对于我所在的大西北的那座封闭城市来说，只有绝少的人才会碰上这样的好运。那时的毕业分配，根本没有双向选择，人才流动，乃至托福之类的事，经济是计划的，人生的步骤也是计划的，每个人从生到死的生活道路，可用“一切听从组织安排”来概括。我们的分配方案中有两个西藏名额，没有哪个同学不是率先把西藏填为第一志愿，再做些其他选择的。这种选择也仅仅是参考而已，决定命运是在八月初宣布分配结果的一刹那。我原想，能留在兰州、留在寡母身边就不错了，谁承想，分到了可望而不可及的北京，怎不大喜过望。我等不得半个月的假期了，兴冲冲提前来到北京报到。
那个时代，在我们那儿，上一趟北京比现在的出国还难，有个新疆老汉到北京见了一回毛主席，迅即成为全国的美谈，家弦户诵。那时，我们常哼哼的一支歌是青海民歌《金瓶似的小山》，歌里唱道，北京城里的毛主席，虽然没有见过你……那时，谁家有人到北京出差，不但是自己的，且是全家以至亲戚们的光耀，足可风光一大阵子。我的女友因其姐夫去北京开了一次会，致使我们的一次约会气氛格外温馨，心情格外激荡，好像去北京的不是别人，而是我们。
总之，那个年月去北京是极为隆重的大事，后来“文革”中竟发展到须经严格的政审，加盖革委会大印，方有资格买到进京车票的地步。哪里像现在这般自由，只要有钱，哪里都能去，京城每天客流量十万百万，打工仔满城飞，环球的公司，外地的酒楼挤挤插插，好不热闹。现在，我有时坐在公共汽车上，一路暗数路边兰州牛肉面馆的铺面，心想，当年在京的甘肃人的总和，恐怕也不及今天兰州面馆的数量之多吧。从这进京的一难一易中，从看重“政治”到看重“经济”，虽只是现象，其含义却远非封闭或开放可以尽之，它自有更深刻的意义，那就是，在从传统农业文明向现代工商文明的过渡中，在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中，北京作为政治文化中心的首府地位虽然保持着，但它的功能和性质已悄悄发生了质的转换。
至今犹记得，那年来京时，我坐的是硬座，学生娃嘛。在车上两个晚上怎么熬过来的，统统忘记了，反正一点儿也不困。我从未出过甘肃，更未坐过这么长时间的火车，兴奋可知，我不怕路长，惟恐路短。一路上大睁双眼，盯视窗外，夜里也不改变姿势。拂晓，车过定县，我望着湿漉漉的田野，心想，这一定是林道静下乡闹暴动的地方，车过保定，我引颈四顾，寻觅古城墙，想着《野火春风斗古城》的故事。关于那时的种种细节不再想得起来，惟一浮现的，是那时人的面孔和神态，有种无法言传的时代印记，似有点儿木讷，有点儿僵硬，不似现今的车上人那么活络，那么放肆，那么善于站位，灼灼目光总在探究着什么。
那天上午九时许，车抵北京站，我夹杂在人流中扛着行李缓缓走出地道，突然，我觉得喉头有些发紧，眼圈热辣而潮湿，忍了又忍，忍不住泪水还是夺眶而出。幸好谁也不认识我，倘若有人注意，大约看到的是，一个身穿蓝制服、土布鞋，面孔黑红的小伙子，脸上泪光闪闪的形象，说不定有人还以为他遇上什么灾祸受了什么委屈了呢。是呵，我怎么了，我为什么控制不住自己，我究竟在为谁而哭？是因离乡而思乡，还是因踏上了首都的土地，是想起了遥远的母亲，还是为自己能进入北京倍感幸福，是自卑的泪，还是自豪的泪，好像各样成分都有，真是复杂难言。
出了站，本该先找到单位报到，可我问路时总不忘连带着打听天安门广场，我知道，有种强烈的渴望是压不住了，我终于还是先不报到，一路打听着去了天安门广场。后来才弄明白，我那天跑了好多冤枉路，创了超负荷竞走的奇迹，要知道，我是背着沉重的行李啊。当广场展开在眼前的一瞬间，我完全被它宏伟浩阔的气势镇住了，慑服了，心儿在突突地狂跳，我像赶路的乡下人一样，倚着行李卷儿慢慢靠在华表的底座上，久久凝视着这魂牵梦绕的地方。我觉得，广场不可想象地大，它使人渺小，又使人高大，让人庄严，也让人净化。后来，我无数次地到过广场，却再也不像第一眼看它时这般广大无边，再也找不到最初那无法言传的感觉。现在的年轻人，由于眼界开阔，见多识广，抑或由于神圣感和权威感的淡化，大概难以完全理解我当年的痴迷相，但细细想来，这痴相并非全不可取，就我来说，我是多么希望找回当年清新的感觉啊。
报到后，我被人领到机关食堂吃午饭。我一看黄瓜居然被炒成片吃，芹菜居然不吃叶儿却吃秆儿，不禁掩嘴胡卢而笑。在甘肃，黄瓜是只能生吃，芹菜是只吃叶儿的。我哪里知道，无穷尽的可笑事还在后头，不过，不是我笑人，是人家笑我。我的出现，我的黑不溜秋一身土气，立即引起了一些好事者的注意，他们吃完了不肯走，围着看我吃东西，故意逗我。如问，你从哪里来呀，我答以兰州，就有人说，兰州还有大学呀，我说“当然”，他们就嘻笑。接着，又有人说，听说兰州只有一棵树，长在公园里，礼拜天大家都去看那棵树去，其他人便又哄笑起来，我马上反驳道：“胡说，兰州是瓜果城！”不料他们笑得更凶了。可见，那时的我不了解北京，而那时的大多数北京人也颇封闭，对大西北的实情知之甚少。如此隔膜，我的境况不可能太好，一度修马路，挖水库，打前站之类的活儿都优先派我，直到“文革”开始，大家纷纷写大字报表态时，有一人忽然当众指出，你们看，那个兰州来的小伙子，写大字报从来不打底稿，大家才像头一次发现我似的开始正眼瞧我了。
如今，当年的北京和当年的“我”，早已消隐到历史的雾霭里去了，经历了三十多年的风雨荡涤，北京变得空前的漂亮，连独步一时的十大建筑，也显出了老态和寒伧。城变了，人也变了，北京人的寿命增加了，听说连平均身高也增高了。然而，一座城市的变迁，不但不在它的物质外壳，甚至也不在它的生物外壳，它的秘密溶解在城市人的灵魂中。物的进步和精神的发展并不完全同步。我们的任何行为都受到以往行为的影响，正如现在的行为必将影响未来一样。无论一个人还是一座城市，都是一个统一体，因之，有些东西需要扬弃，有些东西值得珍惜。
傍晚，我喜欢伫立在我家所在的安定门立交桥头，看桥下滚滚车流像无数带光的箭镞向我射来，又在我的脚下化为闪光的瀑布轰响着一去不返。这时，我会忽然想起进京的那一天，想起那一天的眼泪和广场，并在心的深处轻呼，三十一年前的“我”，你在哪里？
一九九六年十月
14.云烟缥缈
烟厂举办笔会，对烟鬼自然最有吸引力，何况是威名赫赫的玉溪卷烟厂。洪波邀我参加笔会时，大约记着我是个资深烟民，他在电话里便也等着听一声惊喜的绝叫，我却用平静而沙哑的声音告诉他，早在半年前我已悄然戒烟了。他似乎有些扫兴。我当即说，这样去更好，这对我恰好是个考验，而且，透过一个三十多年老烟枪的眼光审度云南烟草业的浮沉，也许会别有一种经济学意义上的客观和冷峻。
烟之于云南，有如命脉，你可以不知道云南的其他物事，但你不可能不知道云烟；而所谓云烟，又有大烟和纸烟之分。旧社会所谓“云土”者，指的是大烟，即鸦片烟。那时的一份文件这样说：“畴昔全省鸦片年产三千万元，自禁绝后，农产殆无可观矣。”足见烟土在云南经济中曾经多么重要。现在鸦片基本绝迹，当然暗地里的贩毒者未绝，吸毒者未绝，云南由于传统和边境的原因，似尤胜于别处，而国际大毒枭昆沙之流的魔影还时隐时现，且放言“要给地球注射一万支海洛因”云云，但吸毒、艾滋病之类毕竟更具国际性，乃现代文明恶疾，我们正在尽力消灭之。应该说，在我们这儿，鸦片横行的时代终究已成历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