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摧枯拉朽旧朝亡，改弦易辙新世生3
黑云黯黯自西来，帝出不还奇才见——预言英法联军入侵中国
《推背图》第三十五象 戊戌
谶曰
西方有人 足踏神京
帝出不还 三台扶倾
颂曰
黑云黯黯自西来
帝子临河筑金台
南有兵戎北有火
中兴曾见有奇才
斜阳中，已是断壁残垣的圆明园遗址越发显得沉郁而凄怆，草地石缝间石影斑驳。不远处有长长的荷塘，空气中飘散着淡淡的荷叶香。150多年前，它犹是被誉为世界上最华丽的皇家花园，几年之后，它成了世界上最残破的皇家花园。一切的巨变，皆源于清廷的腐朽与列强的贪婪。
鸦片战争之后，西方列强纷至沓来，腐朽的清政府一次又一次地让出主权，签下不平等的条约。可是人心不足蛇吞象，这根本满足不了英法等国的胃口。为了进一步扩大在华的贸易，让中国变成自己一劳永逸的商品市场，从而攫取巨额利润，扩大《南京条约》所得的权益，英法两国又在1856年10月分别以“亚罗号事件”和“马神甫事件”为借口，联合出兵侵略中国，蓄意发动了第二次鸦片战争。
他们先占广州，然后北上进京，完全与《推背图》中“黑云黯黯自西来”和“西方有人，足踏神京”的预言、《黄蘖禅师诗》中“西北千群白帽来”的预言一致。面对这种局势，亲身经历过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咸丰帝坐立难安，整个北京城腹背受敌，西方列强盘踞京师，太平军南京坐大直撼龙脉，果真是“南有兵戎北有火”。无奈之下，胆小怕事的咸丰皇帝派恭亲王奕留守北京，自己却以“秋狝木兰”为名，望风而逃去了热河行宫。
帝国面临危难之时，身为一国之君的咸丰，既没有像明景帝朱祁玉那样命于谦组织抵抗，也不是像崇祯皇帝那样因无颜面见祖宗自缢而死，相反，他竟在大敌当前之时，带着自己的妻儿、大臣逃之夭夭。不仅如此，“帝子临河（即热河行宫）”之后，咸丰帝仍不忘寄情声色、自我麻醉，实在有负皇帝之名。
而被他丢下的北京城，很快就落入了英法联军的手中。1860年10月6日，英法联军攻抵北京德胜门、安定门，清朝守军因此退至圆明园。英法联军追来之后，以众对广，圆明园总管大臣文丰投福海自尽。其后，英法联军开始了对园中的珍宝和陈设物的大肆劫掠。根据英国官员事后估算，被掠走的文物珍宝价值达600万英镑之多，因不识其价值或因搬运不便而被毁坏的珍本图书、佛塔、瓷器、家具等价值与此相仿。
更悲惨的是英国统帅詹姆士？布鲁斯为了销赃灭迹，掩盖罪行，竟以清政府曾将巴夏礼等囚于圆明园为借口，将焚毁圆明园列入议和先决条件。10月18日，英国公使额尔金下令焚烧圆明园后，英军冲入圆明园，在各处纵火，圆明园被焚烧。大火三日不灭，“烟燄弥天，红光半壁”，圆明园、清漪园、静明园、静宜园、畅春园及海淀镇均被烧成一片废墟，安佑宫中，近300名太监、宫女、工匠葬身火海。
一把火几乎将圆明园烧了个光，后经勘察，硕大一个圆明园仅仅剩下了13处建筑未被损毁。然而残存的这些建筑，后来也未能幸免于难。光绪二十六年（公元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这些零落的园林建筑也只能是在大火中消亡，在那些炙热的火光烘烤之下，园内的湖泊如同伤心的眼泪，在北京的大地上哭诉着这个民族的不幸。
世界文明史上最大的暴行就这样发生了。这座经雍正、乾隆、嘉庆、道光、咸丰五位皇帝150多年的经营，集中了大批物力，役使了无数能工巧匠，倾注了千百万劳动人民的血汗，精心营造的规模宏伟、景色秀丽的离宫；这座凝结着文明光芒，象征人类梦幻与诗化的建筑奇葩：就这样在英法联军的暴行下破坏殆尽。数不尽的稀世珍宝、古玩陈设，精美绝伦的木质建筑、雕栏画刻，在一把火中都化成了灰烬。在残破的断壁残垣里，在烟熏味还没有散去的园中，那种令人欲哭无泪的心痛拨弄着这个东方国家濒临崩溃的神经，让每一个曾见识过辉煌的人都悲痛欲绝。
所以，当随英法联军侵略中国且亲身参与了劫掠圆明园事件的法军上尉巴特雷，回国后在给大文豪雨果的信中，写下“这次在维多利亚女王和拿破仑皇帝旗号下进行的远征中国的行动，是法兰西和英格兰共享之荣耀”这样的字句，以征询雨果对所谓“远征中国”的看法时，雨果愤怒地抗议和痛斥了英法的罪行，并写下了以下这段话：
“有一天，两个强盗走进了圆明园，一个强盗大肆抢劫，另一个强盗纵火焚烧，原来‘胜利’就是进行一场洗劫的两个征服者平分赃物。……在历史面前，这两个强盗分别叫做法兰西和英格兰。……而现在我看到的，是一次偷盗行为和两个小偷。”
著名哲学家、散文家周国平曾说：“圆明园，万园之园，痛史中的痛史，一个最辉煌也最悲愤的记忆。”确实，帝国被欺凌至此，咸丰帝竟从未想过从他的美女、丝竹、美酒和鸦片中清醒过来，面对现实，反而沉迷得更深了。
对于咸丰皇帝而言，无论当时与后世之人如何评价，或许都是无关紧要的，他更在意的应该是这种声色犬马的日子究竟还可以过多久。他之所以避难热河，无非就是不想那么早送命，不想那么早结束享乐而已。但他万万没有想到，自己在这次因逃难而离开京城之后，竟再没有机会能回去，正应了李淳风和袁天罡预言的“帝出不还”之语。
咸丰十一年（公元1861年）七月十五，在热河的行宫中，咸丰皇帝病重。次日，咸丰皇帝在寝宫召见随行重臣，下谕：“立皇长子载淳为皇太子”，“著派载垣、端华、景寿、肃顺、穆荫、匡源、杜翰、焦祐瀛，尽心辅弼，赞襄一切政务。”此外，还授予皇后钮祜禄氏“御赏”印章，授予皇子载淳“同道堂”印章，由懿贵妃暂为掌管。一切安排妥当，咸丰放心地将儿子交给历史上著名的“顾命八大臣”或称“赞襄政务八大臣”之后的第二天，即七月十七日清晨与世长辞了。
当时年仅六岁的载淳，在没有任何争议的情况下，于热河行宫“筑金台”，成了帝位的下一任接班人，也就被卷入了复杂险恶的政治漩涡之中。他就是初时年号为“祺祥”，后又改为“同治”的清穆宗，世称同治帝。
在位十三年间，同治皇帝每天只是象征性地到养心殿摆摆样子，实际的事务则由两宫皇太后垂帘听政。而他则在“钟名鼎食”的生活中，任凭自己的惰性与任性，肆意蔓延，在历来重视皇子教育的大清朝，到十七八岁之时，同治竟仍“折奏未能读”。这既是同治的不幸，也是大清的不幸，还好此时的大清朝堂之上，仍有几位能勉强支撑的大臣，其中曾国藩尤其耀眼。
争议纪：
重修圆明园之争
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正月，年满十八岁的同治皇帝亲政。在仅一年多的亲政期内，他亲自主持的大事之一就是重修圆明园。九月，同治皇帝发布上谕：兴修圆明园，让王公以下京内外大小官员量力捐修。朝堂为之震动，百官纷纷上疏，反对重修圆明园。同治一意孤行，仍于次年正月开工重修。此后，反对之声一直不断。七月十八日，恭亲王奕、大学士文祥等十人联名疏奏，请求停止圆明园工程，同治帝与群臣几番辩论，后经两宫太后调解，方以改修三海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