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摧枯拉朽旧朝亡，改弦易辙新世生4
琴瑟和谐，兴古道兴今朝——预言曾国藩与同治中兴
《推背图》第三十五象 戊戌
谶曰
西方有人 足踏神京
帝出不还 三台扶倾
颂曰
黑云黯黯自西来
帝子临河筑金台
南有兵戎北有火
中兴曾见有奇才
琴瑟和谐成古道，左中兴帝右中兴。
——《烧饼歌》
明末清初思想家顾炎武在其代表作《日知录》中，曾写下过这样一段话：“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日：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才，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著名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便是由此而来。
在顾炎武看来：保一姓之朝堂，乃君臣之责；保百姓之江山，乃天下人之责。自乾隆朝拒绝英国马戛尔尼使团之后，大清便几乎与整个世界隔绝开了。但鸦片战争的炮舰惊醒了沉睡在“天朝上国”中的人们，根据马克思在《中国革命和欧洲革命》一文中的说法：“与外界完全隔绝曾是保存旧中国的首要条件，而当这种隔绝状态通过英国而为暴力所打破的时候，接踵而来的必然是解体的过程，正如小心保存在密闭棺木里的木乃伊一接触新鲜空气便必然要解体一样。”剧变由此开始，一部分中国人开始在茫茫的炮灰中重新打量此时的大清和世界。
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这艘大船上的敏感的“船员”更是明确地感觉到了沉重的危机，“振作”与“自强”的声音日益震耳欲聋，于是引发了一场上至中央大臣、下至地方官员的轰轰烈烈的洋务运动，创造了一个算不上中兴的“同治中兴”。
与之前的道光、咸丰和之后的光绪、宣统相比，同治无疑处在一个难得的太平点上：太平天国刚刚结束、义和团还未兴起；第二次鸦片战争尘埃落定、八国联军侵华未曾开始。在如此难得的历史机遇中，大清的精英们终于获得了一个改革的机会，他们开始对该如何应对来自外强的压迫、中西差别在哪里、如何处理中西关系等等一系列问题进行思考与探索。
在魏源“师夷制夷”的基础上，“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国学大师钱穆在其《国史大纲》中，提到了曾国藩的洋务主张：“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师夷智以制夷”。
有人将洋务运动及洋务思想简单视为中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共同镇压农民起义的产物，将在地方主导洋务的曾国藩称作“曾剃头”、“曾屠夫”。实际上，作为一种自强运动和社会思潮，洋务的兴起于列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上的侵略日急，引起“天地开辟以来未有之奇愤，凡有心知血气莫不冲冠发上指者”，是“以忠刚摄泰西之魄”，“以精思窃制器之术”，以雪国耻为目的展开的。
对于曾国藩是否为清廷的剿灭太平天国的走狗，从其奏章中便可窥知一二，他“称为救时第一要务，盖不重在剿发逆，而重在陆续购买，据为己有，在中华则见怪不怪，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持。”可见，于他而言，抵御外侮才是最重要的。所以，他在安徽创办安庆内军械所，造出中国第一艘轮船“黄鹄号”；他提出建立近代化的海军，大清有了属于自己的北洋海军；他创办机械学校、设立翻译馆、派遣留学生，大力发展近代教育。
在他的倡导下，门生李鸿章、同僚左宗棠，也先生加入到了兴办洋务的行列中来，形成“三台扶倾”的局面，令本已奄奄一息的大清王朝出现意外的“左中兴帝右中兴”。 美国当代著名历史学家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当时的外国人（即外力侵略者）对中国兴趣的这股潮流感到吃惊、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小官员全部行动起来了。”如此的局面虽然非曾国藩一人之力能成，但从其眼光的长远和自强的决心来看，《推背图》中预言的“中兴曾见有奇才”也并不为过。
然而，所谓的“同治中兴”不过是昙花一现，只专注于先进的技术而忽略了对腐朽政治制度的改革，洋务运动从一开始就是一条腿长一条腿短，也就注定了“自强”的迷梦最后还是会破碎。
果然，在面对因明治维新而兴起的日本的甲午战争中，中国动用的是洋务运动时期一手打造北洋舰队。北洋舰队的实力本来应该足以让这场战争胜利，但由于指挥者李鸿章的错误判断，中国东北沿海不得不让日本军队踏足。历时30多年的洋务运动，随着一艘艘被日军击中的北洋军舰沉没，宣告失败，短暂的中兴之势也一并沉入了历史的大海之中。
尽管洋务运动被归类为腐朽封建王朝的最后一点挣扎，但它表示中国人开始正视和认真地对待世界，明白中国应该作为一个民族成员的政治集合体与英、法、日、俄、美等国在世界的范围竞争生存。而以实践之力去探索生存之路，以实业之法尝试中兴大清的曾国藩，也因此被后人铭记。
此外，曾国藩还是世代文人心中的典范，因为他具有儒家道德观念中的理想人生。从湖南双峰一个偏僻的小山村以一介书生入京赴考，中进士留京师后十年七迁，连升十级，三十七岁任礼部侍郎，官至二品，在这期间，他历任工、刑、吏部的侍郎。他历尽艰辛为清王朝平定了天下，被封为一等勇毅侯，成为清代以文人而封武侯的第一人，后历任两江总督、直隶总督，官居一品，死后清廷追赠其为太傅，谥号“文正”。对于千万以入仕为最终目标的文人来说，曾国藩实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书生变蛟龙”理想。
更为难得的是，一生杀人无数、树敌无数，仇敌恨他“必啖之而后快”的曾国藩，仍能持盈保泰。初入仕时，他立下“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不忝于父母之所生，不愧于天地之完人”的君子之志，以“不为圣贤，便为禽兽；莫问收获，但问耕耘”为座右铭，时时以“君子当以不如尧、舜、周公为忧，当以德不修、学不讲为忧”。
在他的家书、日记当中，不断出现自我戒惕与警告弟、子的言语。无论是“日课十二条”的修身计划，还是“慎独”、“主敬”、求仁、习劳的修身之道，曾国藩始终坚持以儒家的“古道”约束自己，最终修炼为文人的道德典范。也正是因为如此严谨的修身思想，令曾国藩做到了“琴瑟和谐成古道”，令心高气傲的左宗棠写下生平第一次低认人下的挽联：“谋国之忠，知人之明，自愧不如元辅。同心若金，攻错若石，相期无负平生。”
曾国藩留有一幅画像：宽敞的前额上横着几道很深很深的皱纹；脸庞是瘦长的，尖下颏，高颧骨；粗粗的扫帚眉下，长着长挑挑的三角眼，双眸里闪射出两道阴冷、凌厉的毫光；浓密的胡须间隐现着一张轻易不会嘻开的薄唇阔口。对于这个以面相而论“当刑死（不得善终）”最终却能得善其身的人，后世之人褒贬不一，就像近代思想家章太炎所说：“誉之则为圣相，谳之则为元凶”。其实，曾国藩不过是一个血肉丰满的世俗中人，只是在他身上集中了中国传统官僚的所有特点之外，还掺杂了一些文人的品格。
常识纪：
《曾国藩家书》
著名学者南怀瑾在《论语别裁》中说：“清代中兴名臣曾国藩有十三套学问，流传下来的只有一套《曾国藩家书》。”《曾国藩家书》记述了曾国藩从道光三十年至同治十年前后长达三十年的翰苑和从武生涯，以及他从政、治家、治学、治军的主要思想。近1500封家书，上自祖父母至父辈，中对诸弟，下及儿辈，皆收录其中。行文从容淡定、形式自由、挥洒自如，平淡生活中孕育的真知良言，极具说服力感染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