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向公众朋友们提个倡议。这个倡议很简单，只四个字便可以说清。这个倡议就叫“拒绝足球”。拒绝踢足球，拒绝看足球，拒绝谈足球，新闻媒介拒绝宣传报道足球，从而，将足球这个奇怪的玩意儿从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剔除出去。
“这圆圆的、黑白相间的、装着一肚子气的玩意儿叫足球吗？”每当看见足球，我就常常作如是之想。我的这个句式是一则外国幽默给的。萧伯纳在公园里散步时，与一位绅士狭路相逢。绅士挥舞着手杖，指着萧伯纳头上又破又旧的帽子说先生，你头顶那破烂玩意儿，能叫帽子吗？”萧伯纳听了，微微一笑，他也挥动手杖，指着绅士头顶的那件华贵时髫的帽子说先生，你帽子底下那圆圆的玩意儿，能叫脑袋吗？”
足球带给了我们太多的痛苦。远的不说，单从北京“五一九长镜头”开始，我们那脆弱的渴望虚荣的心就遭受了多少次打击，我们的脸上一次一次落下多少无情的耳光。城头变幻大王旗。那走马灯一样换来换去的脸，每一张脸带给我们的都是痛苦。这些耳熟能详的名字依次是：曾雪鳞一一高丰文一一施拉普纳一戚务生一一霍顿。
5·19之夜的第二天，已故的作家路遥曾经给我谈起过曾雪麟。他说那戴着金丝眼镜、扎着花领带、西装革履的曾雪麟，是个伪博士、假学者。那一次屈辱的失败深深地震撼一广球迷，据说事后男人们寄去了自己刮胡子的刀片，女人寄去了自己的头发，请曾教练自裁以谢天下。路遥作为球迷，虽然狂热，但毕竟深沉很多，他只是长长地叹息了一声，嘟嚷了上面两句。
我所以想起这事，是因为前不久在电视上，见曾雪麟侃侃而谈九强赛，猛然想到不久以后的1月17日，就是路遥的七周年忌日，于是，因曾雪麟而路遥，因路遥而曾雪麟，想起这些事。
高丰文长着一张诚实的脸，他说起话来也是朴实无华。我一直喜欢他。他好像取得过几场胜利，但是最后还是在关键场次上，以失败而告终。也许他那一阵子，中国的球员队伍处于低谷吧。失败了的英雄。
施拉普纳永远是个长不大的孩子。他热情、诚恳、幼稚。鬼使神差，谁知道他怎么执上中闰闰家足球队的教鞭的。他对足球的理解还处在幼稚园水平。不过下野之后，他为自己找了份工作，这就是经销“施拉普纳牌啤酒”。施大爷终于知道中国足球的致命伤在哪里了，这就是缺少日尔曼民族的那种酒神精神，所以他像个盗火种给人间的普罗米修斯一样，拿来德国的啤酒卖。可惜这时他已下野了。
戚务生那张晦气重重的脸，一开始就给我一种不祥的预感。十强赛那一摊队员，是经过职业联赛锻炼的中国踢足球以来最整齐的一茬球员，可惜这些球员耽搁在他的手上了。十强赛失败之后，看到戚务生离开国家队后，又去掌武汉美尔雅队的教鞭，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中国人真是健忘和宽容，日本和韩国，他们的教练冈田和车范根，曾经把队伍辉煌地带到法兰西，仅仅因为在法兰西赛场上表现不佳，便被视为民族罪人，弃之如敝履，并被规定十年内不准去沾足球。现在我收回我原先说过的话，中国毕竟是一个讲究中庸之道的国度，总得给这个戚指导一条生计之路吧。况且，败军之将尚可以言勇，戚务生还是有一套的，先是美尔雅保级成功，后是云南红塔冲上甲人。一霍顿是个好老头。他成熟，努力，顽强。当然，他也固执，自负，愚蠢。中国足球是他的牺牲品，他也是中国足球这个祭坛上的牺牲品，彼此彼此而已。九强赛之后，我曾经写过一篇文章，标题叫《太极推手与约翰牛之争》。韩国人暗算了霍顿，韩国教练员在场上玩的那一套叫“十人太极推手”，东方哲学的产物。记得当时看电视实况转播时，我就暗暗叫苦，明白霍顿要栽了。东方哲学那一套，霍顿毕竟有隔，南韩国旗上那太极阴阳图，霍顿大约并不明白那怪模怪样的东西是什么。软中带硬，一推一送的太极推手，终于制服了怒气冲冲、心高气傲的约翰牛。霍顿饮恨，英雄有泪哪！一一霍顿走好。
这几张面孔，像翻挂历上的美人图一样，让我将这几年的中国足球历历数遍。岁月可以消磨一切，火气大了会致病，因此让我们宽释和谅解一切。包括对曾雪麟。我所以在这里语言有些刻薄，纯梓是因为想起老朋友路遥的缘故。他已作古，永缄其口。我有责任将他当年的愤怒在这里写屮？由视卜寿曾雪鶊曾雪鶊也去了
想想我们真可怜。可怜的原因是因为我们是球迷。那么这个球迷，不做也罢。
当然还有比我们更可怜的，这就是中央电视台那些足球节目主持人。他们因为职业的原因，不幸与足球结缘，这就注定了他们脸上永远带着一种上帝的弃儿的表情。他们得没话找话说，得强按住自己的难堪。九强赛最后一场，费健翔说了一句话“只有有勇气的人才能看这一场球。”这话叫电视机前的我潸然泪下。这些年轻人很有才华，博学又有现代意识。比如黄健翔，比如师旭平，比如张斌，比如刘建宏。看到他们在电视屏幕上旁征博弓，口吐莲花，我常常悲哀地想，如果让他们写小说，肯定比我写得好。面对中国足球这个扶不起的阿斗，他们不该浪费那么多的唾沫。
拒绝足球吧！没有它，我们的耳根可能更淸静一些，我们的日子可能过得更舒心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