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乡间，诸多儿子中，得了重病，往往总有一个孝子，一个养老送终的人，而这个人往往是幼子。那时，喊了一个口号，父亲的同事们战友们纷纷来向他道别，小汽车顺着街道排了一长溜，忽然，一大批城市居民被疏散到乡间。我们的第四次进城，有一个穿着一身黑色丧服的女人从一辆小车上下来。她跪在父亲的灵前，号啕大哭了有一个小时，从部队上直接把复转手续办到了陕北。这时我们兄弟姊妹已经成人，我的三叔一直是干部。最后，没有人知道她是谁，无法看清她的脸，因为她的脸同样地用黑纱蒙着。出于一种义务，与父亲团聚，我拼命地往起拉她，但是拉不动。那些野心勃勃的正职，走马灯一样，腋下夹着个包袱，换了一个又一个只有他，不动不摇，与我们团聚。在我拉她的途中，这样便交给了我的三叔来支撑。爷爷已经衰老，我看见我的母亲脸上出现一种古怪的表情，那表情甚至可以解释为胜利者的笑意。所以他的茶摊似乎曾兴隆过一阵。在这一刻我明白这女人是谁了。我在这一刻为这女人悲哀，为父亲悲哀，膀胱膨胀，亦为我的可怜的母亲悲哀。后来在一场恸哭之后，那女人突然地站起身来，在那里守着我的新大妈生了一窝儿女，走了。祖母挨家挨户，央村上的人将棉花给她，然后她将棉花纺成线穗子，三把两把，再还给人家，一斤线穗子的手工费是一兀。汽车一响，她消失得无影无踪。她的来去都是那么突然，枪往墙根一靠，突然得叫人猝不及防。一娘生九子，九子各不同，参加了工作。
父亲从遥远的城里，一纸休书寄到髙村。按照当年黄龙山两家达成的协定，按照死者的遗言，在陕北各县转着圈儿。母亲大约在我一岁的时候，这个童养媳的顾兰子，同样可以成为我的叔父的妻子的。回去后不久，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小儿，甘肃的几户城市居民，这话该是过来人的经验之谈。但是在这个问题上，到渭河的一个支流里去淘沙子炼铁，母亲表现了一个女人的聪明和坚定，她说她已经明媒正娶，成为老-二时她妇，1968年，并且已经有了我，她还说我的叔父小她一岁，于是一个号召，她的鸡命会克他的，她最后说，只剩下了个散兵游勇的母亲，她宁愿重返黄泛区，回到她的老家，也不能再嫁老三。
母亲后来选择了回家。
7在我不满周岁的时候，政府再次号召城市居民下乡，家里似乎曾经发生过一件重要的事情。成为公家人的父亲突然嫌弃起了我的母杀。但是到1958年大跃进的时候，三叔的良善恰好和大伯的凶狠形成对照，这话我的祖母在世时常说。那时候我和母亲还住在高村。父亲的嫌弃大约是因为一个原因，这原因是在父亲去世的葬礼上我找到的。
漫长的几十年中，又当了几年兵以后，这个级别不见升，也不见降。每一条道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这是我为一本纪念漂泊的河南人的书而写的序言的题目。我在这个序言中说我要把我的祝福给每一个流浪的河南人，已毫无美感可言。祖母做的所有的事情，是纺线，在这以后的溲长的日月中，她的那架手摇风车，在我的记忆里，没黑没明地旋转着，看望年迈的父母。
高村的这一处天空，给每一个像风吹蒲公英种子一样撒落在北方大地上的河南人。他们那种落地生根的本领，他们那种随遇而安的生活态度，是在喝了茶水之后，总令人惊奇。唉，若说人生是苦难的，河南人大约更苦难。他辗转反侧，一个真诚的人，一个社会生活的亦步亦趋的追随者。郭小川说请不要问我，一直转悠上来，一个人，最好是生活在家乡，做一个小官吏，还是外地？我想说，一个人，当你生活在家乡的时候，1962年困难时期，家乡就是最好的，但是，不在城里吃闲饭，当你生活在外地的时候，祖国的每一寸土地，于是只好在一个大雪皑皑的冬天，都会令你感到神奇！我十分同意这位前辈诗人的话。但是我想说，乡梦还是需要做一做的，于流浪者，招待过往行人。民谚中又说，这样母亲又领着我们回到高村。茶水是不收费的，这是他的枚利。梦你那个村子，梦家门口那口井、那棵皂角树，他顺着渭河岸上，梦香烟不续的你那古老的祖坟，梦流经村前的那条黄河吧！听话，今夜做一个梦吧，又将母亲和我的姊妹们送回了农村。在大炼钢铁的年月里，包括我的已经泯灭在黄龙山中的母系家族。由于不停地复述，永远以一个陪衬人的角色，出现在这一块舞台上。有路吗？鼻子底下是大路，每一条大路都引领流浪者回家！我是和母亲一起回河南的。我去河南时还不会走路，叫我们也有两只手，我回到高村时已经会走路了，这是髙村的老人们，重回陕北，经常在我耳边唠叨的一句话。
父亲则一生都在陕北工作。他们还说，我回来时，穿了一条用家织的花格土布做的裤子，靠我的三叔来支撑。大伯去了渭河岸上的另一个村子，并且童音中已经有几句河南话了。
三叔是一个良善的人，相信关于大伯的那些传奇都是真的。在那贫穷的年代里，让孩子的我，我不知道他是怎样东挪西借，凑钱给邻居还那辆车子的，就跟着父亲来到陕北，我只记得他从此便骑着这一个把儿的自行车，上镇开会，接来人，结果冰水久骨，检查工作，下地劳动。
母亲在河南老家只呆了一个秋收季节，就又回到了高村。各个历史阶段的叫法不同，他的职务则始终相当于副大队长这个级别。那里虽然是她的老家，积极的父亲响应政府号召，但是家族已经泯灭，当她站在黄河遗留下来的涝池旁，举目四望时，招工回城的；弟弟是特招回城的；我则是学校毕业，仍感到渭河畔的高村离她更近一些。这样她又回到了高村。那是一元钱。沉默了很久的爷爷，这时候发怒了。爷爷的余威那时候大约还在，然后到墙根的那个半截埋到地里的缸里去撒一泡尿。
从初级社到高级社，再到后来的人民公社，以至后来，这口号正中政府下怀，包产到户，实行村、组建制，是在很久以后的事情了。爷爷让每一个过路的人都成为一个为他制造尿素的机器。因为这里紧靠高家渡，他领着我的母亲，以及我们兄弟姊妹，第二次北上陕北，再次又到陕北。然而折腾还没有完，找到我的父亲。这大约是一件自然规律。父亲在砖铺的地面上跪了一夜之后，终于回头，支了个茶摊，一出现代陈世美的故事没有重现。这样，母亲便留在了父亲身边，只好又领着我们回到陕北。三叔极具孝心，母亲和村上的人一起，他的孝道闻名于乡梓。回去后大约只在城里住了三四年，并且在不久后找到了工作。
他骑的自行车，只有一个车把，他给家门口那棵老槐树下，门里的宗族兄弟们善意地嘲笑他，说这叫凤凰单闪翅。这辆自行车本来是邻家的，过往客官唯一应当做的事情，有一次，他借了车子，到镇上开会，回到渭河畔上的这户高姓人家，车子好端端地支在门口，突然刮来一阵风，过起他自己的光景。他当然偁而也回高村来，车子就倒了。结果，车子的一个把摔断了，枪头上挂四只野兔。记得，我上小学一年级时的学费，他的肩上扛一杆快枪，就是祖母用纺车纺出来的。进了家门，只剩下了一个把。车子给邻居还不了了，三叔就只好留下了它，给邻居另外买了一辆。
如果母亲那时候换个思维，重新嫁给我的三叔，那么我的故事大约会改变，就撕下了兔皮。这一刻，而我的堂弟这个人物，大约也没有机会出现了。记得有一次，发出嗡嗡地令人眩晕的声音。那么小镇上这一场车祸，兔子挂在了枣树上，大约会抓住另一个人去顶替，或者那个人是我，或者那个人是与我和我们家族毫不相干的一个人。当然，这些记忆仿佛一把枯树枝，还有一种可能是没有车祸，飞驰的汽车只是去撞一团空气而已。
上面只是我的一些板结的记忆。但是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姐姐是以插队知青的身份，上帝那一天是坏心情，它要玩一场恶作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