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放或许对伍立杨缺乏了解，或许盲目自信，或许是手勤脑懒，他在“引文”时缺乏警惕，把伍氏的文字当旧典引了。即便“学问乃天下公器”，然而伍氏的阐发性文字断然不会是已有的“公器”吧？张放教授抄袭面目的被揭，这怨得了谁呢？这只能怨伍立杨的文字太具个人化的特征了。
所以，对伍、张二人的笔墨之争，大家心里都清楚，也都知道二人也曾交好过，不希望搞得不好收场。因为“权力话语”和“物质话语”对文学的挤压已经让文人的处境不济了，文人之间以“惺惺惜惺惺”为好。应该立足于整体的建设。但张氏可怜的虚荣心，使他没勇气说出真话，兀自在那里苦苦支撑，说一些远离“学理”和真相的话，这让人颇感痛心。其实，张放教授论辩调门的偏差，与搅混水的有些媒体有关。这些媒体为了追求“轰动效应”，把远离“学理”而多掺杂人身攻击的文字连篇累牍地诉诸版面，使张放教授被“架”在那里不好脱身，不得不仓皇出招，成了媒体的奴隶。这不禁让我想起一句老话：文章写的好坏不要紧，要紧的是别失了文人的自尊和人格。
其实伍立杨是个很性情的人，笔者也不少从他的文章里“移花接木”，只要跟他说一声，他总是很豁达地说：
“儿句覆瓿覆盎的酸腐文字而已，拿去用吧，只要有利于表达就行。”所以，公平地说，这次他与张氏开战，并不是为自己的所谓名分，而是为学问伦理、文章道德而战，超出了个人的恩怨。这表现着他对学问和文学的赤诚，也表现出他在世道风尘面前的“陈腐”。因为在标准模糊、公理莫辨的风气之下，论辩久了，很可能会“自伤”。所以，我真诚地劝伍立杨一句：是非自有公断，你自己的文字就是无声的证词；你识见、情性和辞采俱佳的文字，有多少读者在期待着作赏心的阅读呢，还是用你的文字说话吧。文坛可以负你，但读者不会负你，你便更不要负读者。
缅想起来，文坛的纷争都是无聊的。因为文人的劣根性，使其争执发乎于情，而止乎于谩骂。最要得的事，还是熄去肝火，潜心著读。正如伍立杨所说：
等到在书中沉潜下去以后，名著和奇书所慨赠予我们的，便是关于人生和风景的深沉的梦幻，以及因人生况味的洞察、因风景真境的感受而起的共鸣和开启、玄想和咀嚼。
（《幽深的精神宇宙》，载文集《时间深处的孤灯》）文人最可堪的正是这种“开启、玄想和咀嚼”，至于因此而形成的笔下的文字，快感之后，应随风而去。
11.“释义书”
韩春旭的《生命之约》让我们明白，什么是真正的作家：真正的作家，不仅仅只讲一已的“私语”，只十分怜惜地关照自己的内心，而是要对人类怀着一种深厚的同情，对“人”的命运，怀着一种大悲悯，并给予献身般的爱与关怀。
因为，虽然是女作家的作品，但绝然区别于其他女性作品，在作品中，作家以艺术散文的形式对人性、哲学、文化、历史和生活等一系列人类本源性主题进行了深刻思考，将自己的情感与民众的命运和人类的前景紧紧地连接在一起，深情而理性地阐述面向21世纪的社会观、自然观和生命观；是一部关于人类精神的大建构，是一部代表了中国作家人文深度的“世纪之书”。
韩春旭是一个在世俗意义上生活得很好的女人，有喜欢的职业，有富裕而健康的生活，但她内心却怎么也不能平静，常生出一种难以名状的“旷远的忧愁”，这种忧愁，在于她痛心于人类肉体与精神相分离的现世状况--肉体的快乐，已成了人类生活的全部；人的生命质量在世纪末已朝动物性方向倒退了。于是，她发出“世纪之问”
人们总是说，经过数千年的历史，人类的文明在今天达到了顶峰，什么才是人类的真正文明，在今天人类的文明究竟进步了没有？……什么才是人类生存的正常状态，对现代人来说，最普遍最有价值的生活准则是什么，人们怎么才能自觉地明辨人生的意义及自己的本质？（《新人类--挽起尼采的手》）这种诘问，使她产生了一种使命感，她要探究人的终极价值。她给自己打开了一个思考的通道，便是与时空深处的精神大师们做历史与现实的对话。她认为，苏格拉底、凡·高、尼采、老子……已不是个体的生命之象，而是人类的精神符号，人类精神的不断提升之途，正是以这些精神符号为坐标。她与大师们的对话，使她得出结论：
人类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生命的庄严与高贵，就在于精神生命的永恒与不朽，就在于超越动物性的不断的自我圣化。
而现在的人类生活，已被严重地“物化”了，人已失去了由精神所代表的生命特征；人类到了急需精神的自我拯救的紧急关头。然而，我们向往远古尊重精神尊重生命的人类风尚，但却有惧怕重复。尼采曾经预言：“渺小的人类永远循环。”于是，现在的人类将面临着两重压力：
其一，是来自物质的挤压；其二，是来自尼采那个时代的精神压力。现代人的自尊，天然地拒绝着这样的循环；自尊的生命，从醒悟的那一刻起，便胶结着化不开的悲哀。
要化解这种悲哀，韩春旭站在世纪之交的话语平台上，提出了一个振聋发聩的命题：
现代人类如果要有价值，便要重新确立价值！
所以，韩春旭的《生命之约》，实际上是一部关于新人类如何在21世纪重新确立自己的价值的“释义书”。
在整部《生命之约》中，她既探究人类的终极价值，又扣紧当下的现实话题，便使她形而上的思考，具有了滚烫的情感温度。你冷滞的内心，便会被其融化了，你会恣肆地流出顿悟的泪水：原来，人，应该这样活！
她的人文理想是：“自己生活，让别人也生活，这是生命的原则，一种充满人性的原则。”《生命之约》中，浑然地氤氲着这样的人文情怀。这是天使般的情怀，所以，说她是“天堂里的女人”，便不是一种谬称。因此，或可以说，在物欲横流的红尘中，《生命之约》给了人们一个膜拜精神、相信精神至上的理由；这个理由，使人们感到了生命的尊严，也看到了人类幸福的来路和能够达到的辉煌境界。
甲虫，穿越人类的童年
这是一部不能不读的著作，是一部关于人类生命的释义书。这便是发表于《当代》1998年第4期上的长篇散文：《人类的童年》；作者：韩春旭。
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文学作品；文学话语只是它的外在形式，它的核心是对生命学和人类学进行了独立思考，为人类如何更好地认识“人”，提供了一个卓异的生命文本。
我第一次读它，是在一次酒后，它让我自惭于自己的生命状态，感到一种强烈的心神压迫。第二次读它，是在一个阳光和煦的上午，听着窗外喧嚣嘈杂的市声，感到它的出现与现实是多么的隔膜。第三次读它，是在万籁俱静的深夜，感到它的思绪是那样的惊世骇俗，足可以荡涤人的心肠，使人神清气爽，看到生命的本质与人类的希望。
作者要与卡夫卡对话。然而卡夫卡心神凝注的焦点是变形人萨姆沙--一只甲虫。所以作者亦寓身于一只甲虫，走近卡夫卡，走进卡夫卡的精神世界。为的是，在同一物语中，作本质的交流。有时候，物语比人语来得更真实！
然而，卡夫卡那只甲虫死。
这只存活的甲虫走近卡夫卡之后，得出一个结论：卡夫卡的甲虫不能不死，它只有死。
物化的一切，忽视生命的自身存在，人类被异化--这是马克思的话语。萨姆沙被异化了，卡夫卡让他变成了一只甲虫，以变形的极端之举，强化异化的悲哀。这是卡夫卡的智慧，或者说，这是人类的眼光。
当以一只存活的甲虫的眼光来看萨姆沙的异时，才看清了萨姆沙真正的悲哀--其真正的悲剧不在于变形，而在于变形之后如顽石般地还在变形中，是变形者一手毁灭了自己再生的命运。
形体从人变成甲虫，虽然不幸，但生命却从此获得了自由。生命恢复了它自由的本质：他可以不再听从老板发号施令，亦不必担心因睡懒觉而错过早班车的钟点；他不再承受债务的压迫，也不再被迫去做自己厌恶的工作……生命可以自由支配，生命可以自由享受。萨姆沙应该安于生命的这一自由状态：虽背负甲壳，却并不沉重，且甲壳正是对生命的呵护。在甲壳之下，食欲旺盛，身体强壮，呼吸轻松，内心安然。然而，他并不安于这种以变形的代价而获取的生命自由，而是以变异之躯，到家人面前拼命表现，以邀其宠，因而自寻其辱，真至毙命。萨姆沙尚未懂得，生命的可贵，不在于外在形态，而在于生命的自由--这是萨姆沙的第二次变形。
第一次变形，是被动的解脱；第二次变形却是生命的自我毁灭。韩春旭那只甲虫的存活，正是从如此意义上，对卡夫卡的甲虫子以否定。
站在生命学的层面上，生命的意义，就在于生命本身。韩春旭正是站在这样的立论基础之上，叫她那只存活的甲虫说了这么一段话：
“假如此时我生命已没有了意义，又假如我不能不选择此时的这种无意义，那么这对于我，现在的我，就是最有价值的意义了。”
这是一只智慧的甲虫，比昏蒙的人类聪明得多。
那只存活的甲虫自由地行走着，它看到了生命世界那醉人的美丽--你瞧呀，多么浪漫的情景！两只小鸭在池塘的水面上轻柔优雅地滑过，雄鸭紧依着恋人，一副耳鬓厮磨、白头到老的样子。
“你瞧呀，多么令人惊叹的创造力！那雄性的小松鼠紧紧地守在雌性松鼠的身边，他惟恐她再与其他竞争者放荡，他奇妙地吐出胶状的东西射在她的阴户上，成为鼠类独有的贞节带。”
“瞧呀，你再仔细地瞧呀！人类，天地是怎样将自己的创生之美不断循环。无论是走兽还是飞禽，肢体的骨架与肩臂的交流是何等的流畅，而肋骨与脊椎成孤形的展开，是一条多么美的平行的抛物线。所有的生命或旋转，或吼叫，或跳跃，或挖掘，或攀爬，或逃跑，都在地球和引力中找到自己最佳的位置。”
这只甲虫感觉到，生命的世界是令其激动的，自然、健康的生命是不会被异化的，“用我们生命的双手，把一切帷幕和帘幔都推开，直到面前剩下的只是一片光亮，一片赤裸。”生命的自然节律使热血沸腾、心跳不止，什么是生命？
生命就是喜悦，生命就是赞美，生命就是庆祝，生命就是慈悲，生命就是光明，生命是惟一存在的真理。除了生活以外没有其他的神。
世界的一切，一切的世界，都因为有生命的存在，才有了价值！
甲虫情不自禁地说：热爱生命吧！
这是一个微弱的声音；但发自一个自然而自由的生命之口，发自一个未被异化、亦不知何为异化的生命之口，比人类枯燥而教化的声音更有力量。
韩春旭的这只存活的甲虫，其实就是人，人的动物属性下的极其原始的自然的生命形态。“恰恰因为我具有甲虫的躯体，而让我有了一双考察人类的特殊的双眼。”韩春旭用心良苦地为人类寻找到了一个重新认识生命的特殊视角。
这双眼，看到了人类生命跃动最逼真、最血腥的画面。在这座前所未有的人类纵欲欢宴的水泥森林里，人人都是捕捉物质和金钱的猎者。人们已不满足了有足够的兽肉吃和兽皮穿，人人经受着无休止的欲望的“肉搏”，人们对生命做着最荒淫的消费。然而，这双眼睛，还逼真地看到人类的另一面。那便是人类还是追求，还有发明，还有塑造，还有尊崇--“人呀，这一精灵高贵就高贵在，他们追求的是生命的正义、高尚、勇敢和尊严。他们发明教育为的是去资质自己，建立法律为的是去约束自己，塑造美德是去涵蕴自己，尊祟‘秩序’为的是去和谐自己，创造科技为的是超越自己，追求‘真谛’为的是光明自己”。
所以，在生命中，人是一种特殊的生命，是生命的极至！生命，系天地之孕育；而生命的精华又孕育了人类。
这句话，旧式的表述是：万物，乃天地之孕育；而万物的精华又孕育了人类。于是，“人”的生命因吸纳万物精华而有“灵”；因为有“灵”，便变得神奇、神秘、神圣，变得不可思议，奥妙无穷--一只狗永远是一只狗，它只能按照自己的那个蓝图生存，别无选择；一棵树永远是一棵树，它的存在就是它永恒的结果。而人的生命，可以依生命的意图去创造、去改造。这种“生命的意图”，便是“神性”，便是“精神”。
所以，甲虫以它特有的视角“考察”出：所谓人、人性，正是兽性（动物性）与“神性”的共融与统一。
有了这样的视角，便会更好地理解“人”、认识“人”--“只会想不会做的是上帝，只会做不会想的是动物，而人类正是这两者的共融统一。人类的肉体所以比动物伟大，是冈为生命的细胞里饱含着精神，而人类的精神所以比上帝伟大，是因为它深深地根植于美妙的肉体。”
“人类呀，不要再用兽性、神性绝然对立地界定自己的人性。不要再用动物的肉体和上帝的精神来说明自己的肉体。”
“人源于动物，因而不可能没有兽性，但人的兽性必植根于神性的沃土中，这种崇高化了的兽性便正是我们的人性。而人进化出的理性，使人不可能没有神性，却又是人身上‘兽性’的中和，这现实的神性便又是我们人性。”
“人性呀，如何把兽性和神性牢牢地掌握在人性的手中，我们再去面对遥远的世界，面对遥远的光辉吧！”
韩春旭的论述，是一种哲学的雄辩，是真理的声音；由于这声音的真实与深刻，我的心怦怦作响，不能不以真诚与崇敬的态度，一遍又一遍地复述这金子一般悦耳的声音。韩春旭让我们惊醒--人性不是抽象的东西，亦不是绝对化的东西：人，并不一定比动物高贵，当它只有动物属性的时候；人，亦不比上帝低贱，当它美妙的肉体被美妙的精神充盈着的时候。
人，是一只甲虫；人，又是上帝本身。
人性的真实境况，便是动物性与神性的消长曲线：此消彼长。但并不是机械的消长，因为人类有尊严，有物种进化的自然冲动，人总体地需要朝着更高的境界发展。所以，人类是有前途的，是伟大的；人类的前途就在于对堕落的克服，在于冲破局限，从“废墟”中走出来，奔向一个光明与卓越的新世界！
生命世界中那无所不在的进化力量，使我们神迷；既然宇宙天地之神将万物的精血赋予人类，人类一定担负着宇宙演化的责任与使命，这更让我们神迷！所以，伟大的人类，惟一应该做的是，感谢万物的赐福，接受天地的洗礼，不断地“自我圣化”！
“21世纪将是人类关心自己生命的‘人类生命学世纪’。将是人类真正‘认识自己’的世纪。”韩春旭充满激情充满信心地预言。
我们没理由不接受这样的预言：当生命异化到了极限，便会迎来生命的“新生之潮，归真之潮，人性之潮”。
卡夫卡的萨姆沙变成一只甲虫，而且死了；韩春旭的“存活的甲虫”怀着对生命本质“清澈的认识”，幸福地走入21世纪，将获得新生，从甲壳中脱胎而出，变成一个人，一个对生命的祝福者，一个对人类的肯定者。
人类的进化，需要一个“甲虫”时代，韩春旭把它叫做“人类的童年”。因此，人类在走向成熟过程中，不能不付出必须的代价！
但人类的成熟过程，并不是以牺牲其他物类的生命为前提--人类存在的真正幸福，是在“自我圣化”的同时，用我们人性所具有的一切，与万物相融与共，创造和谐的生命秩序，以宇宙的精神导引生命的共同发展。
那么，卡夫卡那只变异的甲虫，也会不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