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春旭的《人类的童年》，是文学家以最生动的笔触所写的“人类学生命学”论文；是文学界的一个重要成果，是文学伟大而光荣的一个例证。文学的生命无处不在，关键是文学家是否自觉地担负了责任与使命。
《人类的童年》如果作家读不出它的意义，人类学家（生命学家）肯定会读出它的价值；如果后者亦疑惑不解，那么，不甘堕落的生命会读懂它。
“甲虫”会读得懂，因为它经受了变异的痛苦。
12.猪与佛性
去山西的路上，周晓枫问我，“你知道猪的‘三大理想’么？”我自然不知道，便向她请教。她笑而不答，在她随身带的小本子上飞快地写了几笔，递给我。上写：
圈栏全拆掉，天上掉饲料，屠夫死翘翘……我莞尔一笑，“这是人性，而不是猪性。”
她也莞尔一笑，说：“你一点也不懂幽默。”
我并不反驳，因为我知道，不懂幽默就是幽默；在别人超常思维的时候，你固执地坚持你的惯性思维，便产生了差异，幽默便小请自来了。
“三大理想”全是人的视角，是人的自由观、幸福观和生活观；它一切均以自我为中心，不含“责任感”、“使命感”的词根。体现着人的贪婪、任性、专制及人的好逸恶劳、一相情愿。
于是我说：“对于猪来说，所谓自由，真不如一泡新鲜的人粪。”
晓枫听之，笑得细眼更细，像新生儿，难以面对突如萁来的人世间的那第一缕阳光。嘴上却说：“你这个人很鄙俗。”
在我的家乡十渡，我曾对祝勇、彭程和晓枫讲过猪的事情--在京西，猪栏与人厕是建在一起的。当人人厕之时，猪会闻讯赶来，仰视着厕卜那或尖或圆、或黑或白的两瓣臀尖，一旦有物质产下来，猪便接而食之，是不做片刻思量的。猪幸福地享用着，像人的盛宴。这与猪性无关：是由饲养者的物质基础决定的。苦涩的树叶，干涩的谷糠，总比不得人粪来得鲜润和腴厚。
这合理的存在，却使晓枫做了一个颇不合情理的决定：“我以后再也不吃猪肉了。”
当时我想，猪一生随遇而安，庸福自享，无命运感，有一种与生即来的佛性，乃佛性天成；而人的佛性，是源于禁忌，比如得知猪食人粪之后而不吃猪肉。
晓枫是个独特的作家，她的一本《鸟群》，让我耽读不已，曾对友人说：“怀抱‘周晓枫’，夜不能寐。”
她的独特，就在于由绵密的比喻所凸显的修辞性。正如她自己在《锦鲤》一文中所说：“我一意孤行，已是积习难改。热爱修辞，嗜好优美的形容词和新奇的比喻……通过比喻，我洞窥造物主省力的设计原则，与万事万物之间奇妙而秘密的勾连。而今，我发现自己对应着一个喻体，那便是锦鲤。装点着一身斑驳的词语鳞片，使我区别于其他朴素的鱼……”于是，她出奇地计较文字的最小的计量单位：词。以致于在日常的对话中也是“词”话连珠，美不胜收。比如她介绍自己：“我是看上去很不正经，其实是假不正经；有人表现得很正经，其实是真不正经。”这就为她过于别致的表达方式，提供了堂而皇之的理由。听者便只能倾听，而不好反驳。所以，跟她谈话，往往是她已“汪洋恣肆”了，你还在“目瞪口呆”--在她面前，聪明人也变得很弱智了。
在太原，我和祝勇、周晓枫除了游览了晋祠、平遥古城等著名名胜以外，还去了一个不知名的小文物点--太山寺。这就给了我一次意外的发现--太山寺位于晋源镇西的风峪沟北向的山腰间，始建于唐景云元年（710年），原为道教庙宇，后改为佛寺。这出景观尚在开发之中，游人甚希。我等到后，见寺门紧锁，仅几个民工在开凿道路。周晓枫是一个很会跟生人打交道的人，她居然说动了一个老者，给我们开启了一处庙门的锁。庙门一开，使我们震惊不已：那里保存着未被“修缮”的唐代悬雕，是从未见到过的文物真迹。我们有福了！老人可能正患着重病，因为他在我们身边呻吟不止。
我被深深打动了，轻轻对晓枫说：“是不是给他一点钱？”“不可以，那是对老人的不尊重。”她制止了我。
我以为这事就这样了了，沉迷于对占物的欣赏。不经意间，见晓枫在主佛前轻轻跪下，虔减地拜了几拜，然后往古旧的“功德箱”里放了两张钞票。老者轻声问“您是居士？”晓枫一笑，不置可否。老者被感动了，给我们打开了所有庙门的锁。我也被深深打动了，但什么也没说。
我觉得，她的做法是与佛的境地相和谐的，无声最好。但我毕竟发现了她的另一面：作为一个生活在大都市的现代女性，竞有这么丰沛的佛性--如果佛足善的话，那么她的祭善，实为善际，即：善对所遇到的一切。
这一发现，使我顿然理解了她的写作--她虽然很重修辞，但不能就据此而说她是形式主义的作家。她是参透了现代人的“时尚化”本质，即：易于感受外化的东西，对于无法外化的事物很难予以接受。而事物的本质性因素往往是很难被外化的，这成了人们认识事物本质的障碍。
周晓枫用文字，挑战了这种障碍--她用绵密的比喻将事物无法言说的部分层层“外化”，变成能被常人把握的形象。所以，她的文字具有一般作家所没有的“放大”功能。即：隐而显，微而著；从无形，到有形。这类似菩提树下的佛禅之道。
她太体贴她的读者了，她进行的是一种佛性的写作--由己心到人心，由己悟到他悟，由惠己到惠人。她是一个精神的“引渡者”。
所以，猪的佛性虽然天成，去过于“无心”，无心便无为，无为便无用。虽然不贪婪、任性、专制，但猪还是猪。
13.山村踩响的犬吠
刘利华是我的一位友人。他将诗集《黑月亮，白月亮》赠我，感到五内热络。读了他的抒情诗，尤其是爱情诗，不禁吃了一惊：我是一个山里人，他也是一个山里人，而且他比我还“山”，口音总是在“山音”与“京音”间打摆，却写出了那么“洋气”的诗，感到人主观的神游是束缚不住的，可以超越地域、时间和已有的生存状态。
他的爱情诗，写的不是在爱情中沉迷时的那种甜蜜的小感觉，而是对爱情的审视、剔滤，在人生况味这一层面上，冷静地“浸入”爱情。
夜晚，我走在没有灯光的路上；假如有一个女人；能同我一起走这段路；那我肯定会爱上她；这段路；就会像一支烟；越吸越短；很香甜；也提神儿。
（《走在没有灯光的路上》）
这是一种深厚的人生体验，只要你上了三十岁，就会体会到。那个女人，在男女小温情中是个女人，在人生的漫漫大途上，就是一个符号：任每一个旅人填进自己的人生经历和生命内容。还有他的“冬天里想一个人/如同/赤裸裸地立在雪地上/想一件棉衣”（《冬天里想一个人》）更是如此。以往的体验，思念是一种黄昏情绪，无奈、忧伤而美丽，作者却把它叠印在棉衣的意象上，如稻草一般，招摇在雪中的裸人的面前。棉衣之于裸人，是残酷的生存层面上的关系；那么，思念还是一种小忧伤么？
很少有人这么些爱情啊！
之于诗，我是个极主观的人，认为：读太斑斓太飘忽的诗没意思，读太直白太媚俗的诗又不如躺在床上想心思。这里起码有两层意思：其一，诗的意象不能飘忽不定，或过于纷繁。飘忽不定是过度的朦胧，是障眼法，它遮掩诗的苍白和空洞。它不让你体会明白，你拿它没办法，那么还是早一点走开为好。其二，诗不能缺少含蓄。
直白的诗句，正如过清的河流，无鱼摇尾，无意蕴涵泳，莫不如自己想人非非，自己制造出一点心跳的境界来。殊不知，不扰人的自娱，也是一种高品位啊。
断言之，前者是作者缺乏自信，没话找话；后者则是作者瞧不起别人。均是缺憾，让人叹息。
利华的诗，正是在这二者之间，作了恰切的把握，在写法上，既意象清明，又用语含蓄；既可读懂，又回味不尽。
“你的身影/碎成了离别时的笑声/播进我的心/落地生根/生成一株含笑的树/每片叶子都静默/等待着”（《树》）。这是写分离，但分手却并末一了百了，走了人的身影，在留住者心中长成了一棵树，生无法铲除的根。
人就是这样，简单又深刻。“树”的意象单纯清明，与人的心对应得准，使读的人认可。但这又是怎样的一棵树啊，谁也一下子说不清楚，诗便活了。还有一处，我久久注目，甚至想把那诗句后的余音用散文写出来。便是《少女》一诗的结句：“你踩响的犬吠/渐渐静下来。”这是极具张力的诗句。回溯：以前的十六行诗，无一处描绘少女出逃的氛围，而“踩晌的犬吠”却让人想到少女的出逃之于山村，是一件多么不可以承受的大事件啊。前瞻：犬吠虽“渐渐静下来”，但天边的夜色又把少女重重包裹起来，少女的命运便多么令人牵肠挂肚！我们希望，少女能在城市里找到一个好丈夫，这个丈夫是个被人遗弃过的大她十岁的一个市政工人。他每天只要下了班，便匆匆地回到家，狼吞虎咽地吃她作的饭，然后用满脸的胡子茬扎她，听她咯咯的欢笑。千万不要找一个比她小的小白脸，“乱”了她的青春之后，再将她抛弃，那么，她便只有走回头路。这是题外话，因为诗的作用，使我忍不住地说了出来。
利华的诗会唤起人们良知上的自觉。
他的爱情诗，又一个不能不淡的特点，便是自身的冷静。用诗评家张同吾的话说，便是抒情主人公的形象没有直接地表现出“我”的爱情感受。这未必是缺点，表现出他的成熟与自持。但作为朋友，这是不町容忍的：对爱情的体味，对女人的感受，是朋友走近朋友的通幽捷径啊。
是山人的根性，使你摘不下人格的面具还是怕老婆？怕老婆的诗人，活得累啊！
14.纯粹精神的呼唤--读《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
在经历了一段沉寂之后，韩春旭以她特有的灵魂拷问的方式，向我们发出了一声振聋发聩的呼喊：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栽《当代》2000年第二期）韩春旭的这声呼唤显得异常残酷--在人们耽于世俗的美好和享乐的迷幻，自我感觉良好地迈向新世纪门槛的时候，却听到了这惟一的一声理性而真实的诘问：这一声诘问，让聪慧者先醒--我们已有的生活方式，并不曾给我们带来内心所需的真止的幸福。我们生活在虚妄和自欺之中。
于是，韩春旭发出的，便是一种世纪诰问，旨在让人们匆忙地向21世纪迈进的时候，在门槛前稍稍停顿一下，作一番理性的自审之后，找准落脚的方位。韩春旭所要表达的是一种深情的人文关怀，是一种冲破女性固有的褊狭的自爱自怜之后的人间大爱。
韩春旭的人文关怀，是建立在她多年来一贯的理性思考之上的，这有她发表的一系列与精神大师对话的长篇思想随笔为证。她洞悉了人类思想进化与演变的生命流程，她从人类思想大师那里探寻并构筑了自己观照人类生活的理性坐标。
韩春旭对20世纪人类生活方式的论述，是准确而深刻的--准确得让人无法辩驳，深刻得令人悚然自惭。
人要活得自尊、自知，必须要有这种自惭；正如一个有羞耻心的人，做了错事会脸红一样。这种自惭，是一种反思的姿态，是健康人性的标志。而韩春旭关于“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的诘问，就在于要引起人们对自己的生存状态进行反思。
就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来讲，通过反思，我们不难看出，在前半个世纪，压迫与专制，剥夺了人们实现“自我”的权利；“自我”的获得成为人们的一种生活理想，为之追求和奋斗了漫长的岁月，并付出了血与生命的代价。所以，权力话语对“自我”的剥夺，是外在的，强制性的；正由于剥夺的强制性，引起了人们本能的反抗，演绎出了人类追求自由与个性解放的一曲曲慷慨悲歌。因此，人们痛苦着，却也悲壮着，崇高着，幸福着。到了20世纪末，权力话语给予“自我”以相对宽松的机制保障，而物质话语却乘隙而入。物质主义迎合了人们的肉体欲望，在消费享乐中，人们的个性自觉慢慢被腐蚀了；人们不战而降，于不自觉之中，惭惭被“物化”了。所以，抵抗物质话语对“自我”的侵蚀较反抗权力话语对“自我”的压迫更难，这需要人们有高度的自制与自警。
那么，到了世纪的交替之处，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便是一个不言而喻的话题--人们自己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21世纪，是人类自我拯救的世纪！
如何拯救？
韩春旭说--人类的肉体与人类的精神重新整合，将是新世纪的新人道主义的内容；人类必须牢牢地把握住灵与肉高度统一的原则，在肉体与精神的相互关系中寻求到一种平衡。为了达到这种平衡，在物质相对发达，亦即肉体的需要得以较为充足的满足之后，21世纪的人类，必须向精神化的生存方式倾斜。
她说，人活得什么都有，但却没有幸福。这是为什么呢？因为人是灵与肉的统一体--人只给了肉体的安享之所，却没有构建灵魂的栖息之地，灵魂无所附依，怎能不焦灼不安。而且，“人”的确立，人与人高贵与卑贱的划分，乃至富有和贫穷的实质意义，就在于精神世界的巨大差异，精神（灵魂）生活决定着并支配着人类高低贵贱的肉体。“自我”的实现，关键的不在于肉体的宴饮，而在于精神的自足。
解读韩春旭的文本，可以看出，她不是一个偏执的空洞的泛精神主义者，她主张建立一个不割裂灵与肉和谐关系的“精神生命体”。
在20世纪末，读到韩春旭的《谁为自己的生存方式负责》，焦躁滞浊的内心，不禁生出一份满足，一份清明，一份宁静，一份和谐，一份庄严，一份崇高和一份希望。我感到，韩春旭已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作家，而是一个人类精神的呵护者，一个精神使者和圣子。从她的文字里，我生出一种压抑不住的感动，汨汨地在周身的血管中欢快地流淌，不由得喊出了一个响脆的声音：
精神万岁！
15.南迁嘉木
进入20世纪90年代，尽管文坛的喧哗还是那么的嘹唳，但实际支撑着京城文坛，并给京城文坛带来光荣与梦想的，足“新文人”群体的随笔创作。这正如刘心武先生所说，“新文人”的写作，具有“符号价值”，或者说，具有“符号作用”。
符号作用，便是代表性作用。
而在这个“新文人”写作群体中，伍立杨是面旗帜，是个灵魂人物；对这个群体产生了深广的影响。
一以文字，一以为人。
伍立杨具有极强烈的“读书情结”，是个真正的读书人。他可以毫不做作地品藻出钱钟书、余光中、董桥与李敖的学问与文字的可圈点处，可见他学问的广博与深厚。
他在对中外文化传统的长久迷恋中，培养了自己勃郁的“文人情怀”。竹林七贤的放诞，谢灵运的山水情怀，太白的高标，东坡的旷达，李笠翁的情调，袁子才的性灵，济慈的夜莺般的快乐，契河犬的从容与洞彻……均在他心中激起了梦幻般的向往。文章之中的“诗酒精神”被他看成是“浮世的迷醉”，对文字的深情成为“骸骨的迷恋”；他把思想的专断视为“精神的阉割”……他“活在文字中”。
是文字给了他人性的滋润，是文字给了他灵性的自由，也是文字给了他人生的坐标--所以，文学是他的生命所在，他用文学的眼光看待世界。
因而，他创造了一种只属于他的，优异卓越的文体--新艺文随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