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以，它已不是“文字清玩”，而是纷繁的文化气象。总之，它的人世点，是不满足于书中所得，不沉浸于书中义气，而是“借别人的酒瓶装自己的酒”，即借助从书中或因书而得到的生命感悟和激情，去述怀，去“言道”。它世俗的着眼点还在于凡常人生对精神的敬畏、对书籍的敬畏；因而凭借“子曰”效应，完成对灵魂的“浸润”与提升。
因此，新读书随笔对书评写作的文体意义，是全面的，也是深刻的，不能再等闲视之。应该大力提倡。
5.反思的“神经”
就新中国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来看，经历了“延安整风”和“延安文艺座谈会”之后，到解放初期，大部分知识分子，尤其从延安走来的知识分子基本七完成了思想的改造，自觉地完成了从“个人话语”为中心到以“国家话语”为中心的转变。这一转变意味着，文学在走向真理之途中，不再是抒发自我情感、表达“个人发见”的艺术手段，而是参加革命的一种方式--在走向社会之途中，作家由“自我”融入“大我”；在艺术个体与社会本体之间，作家又义无反顾地投身于后者，个人只是社会本质力量的一种体现符号。
在这种情形下，正如舒芜在《论主观》中陈述的那样，知识分子对新中国有很旺的心气，精神上几乎完全认同于主流意识形态，那时一提起“毛泽东思想”，马上就会想到它是从中国人民百年苦难中提炼出来的真理，因为是从禁止和迫害中抗争而出的，便有一种道德正义的光辉。所以，当胡风与主流意识形态发生冲突的时候，知识分子采取了对胡风进行批判的态度，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它不是在利害权衡之下的权宜之计，而是真诚的“道德”姿态。于是，评判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的道德面目，就不能离开这个历史的“原生态”。在当时的环境下，对胡风的批判和“背叛”是理所当然的，它不仅是意识形态的政治要求，也是知识分子的主观诉求，并代表着“正义”的方向。站在今天的道德立场上，一味地指责舒芜和那个时代的知识分子，还不是一个公正不公正的问题，而是一个能不能摆脱历史的“催眠”作用，建构历史理性的问题。
同时，对舒芜个人的激烈指责态度，也正反映出中国知识分子历史评判能力的低下和道德评判标准的原始，中国知识分子现代人格的建构，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以理性的历史观评判，当时的知识分子好像只能作出那样的选择。因为真理都是相对的，道德标准更不是一成不变的，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价值尺度，这是一个基本常识。
离开常识的判断是高谈阔论，是虚妄，声调越高，误人越深。以此而论，在那个特殊的历史阶段，舒芜的出现是注定了的，这一个舒芜不出现，那一个“舒芜”也会悄然登场。
所以，既然“舒芜事件”是在那个大的历史背景之下产生的，就不能脱离开这个历史背景，在抽象的“人性”层面琐屑地摩挲。记得在“文革”中，人们经常引用马克思的一段话：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的力量只能用物质的力量来摧毁。既然“舒芜事件”已经上升成一个政治的事件，就不能漠视其“政治”因素。否则，就显得知识分子过于一相情愿，过于天真与自虐。同时，在清算旧的不道德的同时，我们又结下了新的非道德之果；那样，我们的后人，也许懒得在跟我们清算，但他们绝对会把我们作为旧道德的遗老来嘲笑。
因此，我同意祝勇先生的观点，对“舒芜事件”的反思，我们不能拘泥于对具体人和事的反思，作个人恩怨与是非的评判，而是把反思放在大的社会与政治背景中进行--不仅反思个人，还要反思“体制”，寻找操纵知识分子乃至人类精神的那只看不见的“魔手”；反思往昔，正是为了找准建构新道德的理性坐标，更好地完成历史赋予我们今人的使命。因为历史并没有过去，从某种意义上说，前人的弱点也正是我们的弱点，我们所作的事情，很多是重复前人作过的事情。对前人的批判，必须与自醒和自警紧紧结合起来；如此反思，才能使前人的代价没有白付。从这种意义上说，舒芜的不曾忏悔未尝不是一件好事，这块永不痊愈的疮疤，会永远撩拨着中国知识分子的“痛处经”，其警示作用，会变成每一个有道德有良知的知识分子最敏感的神经。
6.感受《声音的重量》
翻检《声音的重量》顿感一种攫人心魄的魅力从书中透出来。书中的几个作者，李洁非、韩毓海、孙郁、李书磊、鼓程和祝勇，是当前思想界极为活跃的人物。这样的方阵是一个逼人的方阵，是一个极具冲击力的方阵。再逐篇读文，直感到当代思想界的风采与颜色已尽收眼底矣，当叹为观止！这样的一部书，名为《声音的重量》便恰切至极也。
文人是知识者，当然又是思想者。文人最初的成功，缘于天分的驱动；最后的成功，却缘于他内心的自觉。他们对已知与未知的世界不仅充满了好奇，而且充满了探求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他们长期在书斋中浸淫的产物，是他们对精神力量过于敬畏的产物。所以，文人以精神或思考的方式干预生活、参与生活与其说是一种责任心与使命感使然，不如说是一种生命的定式：无论他身处什么样的境界，他们都要表达，他们相信“声音的重量”；声音的重量“锻造”着人类的良知与理性，使人类的生活走向整体的道德与和谐。《声音的重量》的几位文人的表达，莫不是这种表达，而且，既是个例与具象，又是典型与风标。
李书磊的随笔，整体地表现出一种文人的自省与达观，让人感到文人生活的温暖与希望。他认为，文人生活，由于文人是思想者，他对人性、人情和人生的深刻了悟使其进退得体。文人的生活，的确是一种“化境”，孔子的人生镜像便是一种大辉映。历来文人多病、多贫、多蹇，却生生不息，便是缘于这种“化境”。外在的助力当然会被文人所依，文人的得救，根本在于自身的救赎：在于灵魂与精神的不失据。
因为文人具有“灵魂与精神的不失据”，其创作与文字，便更具永恒不灭的光辉。为什么，文人的声音具有穿越时空的重量，就在于，文人的创作是“人性的最高完成”。
祝勇与彭程的随笔文字，在伦理中具有鲜活的诗意与激情；他们视野广阔，触角细微，他们测惕古书、解读节气、审视世象、爬梳文化……几乎人生与世象的所有角落都留下他们的思考与声音。这是一种执着的表达，其目的便是说文人的声音“穿透浮躁的都市与喧闹的乡村”的砥砺时间的磨蚀；让世人感到，对于人类的生活，文人的精神与思想的影响是无所不在，其干预的成果无所不在--这便是一种永恒。从历史到流行，他们统统观照；但他们并不碎语如聒，湮灭在对人生与世事的表象评判之中，他们的话语始终把握着一个根本性的基调，便是生命的价值问题。
所以，《声音的重量》，干脆便可以说，它是一部解析生命价值的释义书！
孙郁的随笔文字，是最为沉重的文字，因为他思考的对象是大思想家的人本与文本。他面对的是人杰，是杰出的思想本身。从他的文字里，感受到他是一个勇于承担“思想痛苦”的人，他不满足于聆听卑贱的本性与“贫困的恐惧症”；富家子真正的解放，不在于财富的拥有，而在于人格的高贵与心灵的自由，便是做富家的“逆子”与“贰臣”。那么，对于当代的中国，那种“有钱就有理”的经济哲学，便是多么卑贱的一种货色啊！
韩毓海发出的声音是讽世的，亦是警世的声音。譬如：这种惊警之音，俯仰皆在，听不胜听；直让我们想到：作为一个思想者是有用的，是幸福的；作为一个思想者又是特定的，是须臾不可自菲的；作为一个思想者又是生之有所依的，其所依，便是他卓异的声音；作为一个思想者又是有出路的，其出路便是不仅要会说，而且要像说的那样生活。
读罢《声音的重量》的所有文章，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大欢畅。思想的声音是可以穿越时空的；思想散发出芬芳，并产生大的影响与功效，往往是在穿越时空之后。
7.当下批评“考”
坊间热炒的一部《十作家批评书》，引起了“坛”上“正统”批评家的不安，于是，他们紧急聚会，商讨对策，这有《文艺报》2000年1月25日和2月22日的两大版纪要为证。
然而通览他们的煌煌大论之后，却痛彻地感到，那热烈的背后，是一片苍白，是一派空泛。以他们开出的“药方”，要重振文艺批评的话语权威，依然是来日方长。因为他们更多地讨论的是文艺批评的外部环境问题、批评的技术问题。而没有放下所谓批评“权威”虚妄的自尊，做“刮骨疗毒”似的自我解剖，直面批评人格的建构问题。
而文艺批评衰颓的症结，正在于独立的批评人格的长期缺席。
作历史的回顾，文艺批评的确有“话语霸权”似的至高无上的话语地位，确实有叱咤风云的话语威势，文艺批评不仅“批评，”而且还引领作家的生活与创作--文艺批评的垂顾，既可以使作家步入天堂，也可以使作家堕人地狱。姚文元的文艺批评曾使多少作家胆战心惊！即便到了改革开放的初期，冯牧的文艺批评也起到了使作家一夜走红的作用。比如《乔厂长上任记》，比如《高山下的花环》等等。那时，能做得成一个批评家，是一桩高高在上的事，颇有些代“圣人”言的味道。
但正是这种姿态，让人们看出：那时的文艺批评的话语地位，并非缘于话语自身的质量和魅力，而是建立在对权势话语、意识形态话语的依附之上的--姚文元时期是直接的依附，冯牧时期是间接的依附。所谓间接依附，是在改革开放初期，人们渴望思想解放、渴望拨乱反正，而文学正可以迅速地传达这方面的信息，使文学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于是，那时，任何有思想解放和社会变革含量的作用，都会迅速地被广泛接受。这时的文学并未同政治相剥离，而是政治改革意愿的生动表达。所以，那时的文艺批评的分量，就在于它的“意识形态”的含量，也就是批评对主流意识的拥有和阐释，可以引导作家这样写而不是那样写。
随着改革开放进程的深入，社会政治逐渐解开了对文艺的“捆绑”，文艺开始从政治中“剥离”出来，亦即批评界所说的文学逐渐完成了对“主流意识形态”的疏离与消解。
这种疏离，文艺本身也付出了“代价”，亦即它自身的边缘化。边缘化作用于文艺批评，就是文艺批评从“文艺舵手”的地位上跌落下来，不能再指点文艺江山，一呼百应。
本来文学的边缘化是社会进步的一大标志，它使文学回归于文学，获得了独立的社会人格，正可以通过自身的“张力”在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但正如做惯了奴隶的人一下子当了主人，会不知所措一样，文学离开依附之后，一下子也陷入失重状态，文化人感到了所谓的“人文精神”的危机。在这种状态下，创作界经过多方艰苦探索，开始走上了“正路”，而批评界却一直呆在“落马”处，迷茫、彷徨、裹足不前。
创作界在不断摸索中，经过不断反思，有了较为健康的写作人格；而批评界，在创作的“拉动”下，未曾反思就仓促上阵，无序出击，愈战愈颓。可悲处还不在战绩之微，而在于虽没有了昔日的“霸主”地位，却依然有着浓郁的“霸主情结”，所以，为了依然能凌驾于创作之上，便千方百计从批评之外寻找可惜之势，陷入自觉依附之境是当时国人的真实洋相。于是，批评界在面对急剧变化的社会现实与眼花缭乱的文学现象，无为阐释、支绌应付的被动状态下，趸来外来理念，编制似是而非的概念，使原本清晰的解说变得混沌玄妙，什么“后现代”、“后后现代”，吓人的“理论”平地而起，颇“唬”住了不少老实巴交的创作界人士。一时期，胡编乱造者，被看作创新；佶屈聱牙者被视为天才……待尘埃落定之后，人们发现批评界手中所执之物无非是一张“画皮”而已，人们便嗤之以鼻，批评界的声誉便叉丧失一步。
（一）借“名人话语”，建构“话语霸权”
“名人”，永远是社会的“显”文化，智商再低的人，也懂得从名人身上拈取低成本高回报的利益，更何况自视甚高的批评界。他们以“重读大师”的旗号，冷饭热炒；以“排行榜”的方式，人为地制造热点；以捧抬“新名人”的运作，攫取追逐者的目光……一时间，名人如过江之鲫，令人无从尊仰。批评界因此而抬升了自己的地位：名人的身份是由我来评定的，“名人”的价值是由我来评估的，我不是“圣主”那还有谁？所以，不管你服不服气，“爱你没商量”。表面是捧名家，实际上是捧自己。待被认识破之后，人格下跌，声誉受损，乃自然之事。
（二）借“市场话语”，捞取“话语霸权”
市场经济的发展，价值取向日趋多样，文化也因之多元，以往的文化垄断格局被彻底打破了，市场因素介入了文学从创作到传播的各环节，当然也包括文艺批评。对市场的感知，批评界是最敏捷的一群。他们与媒体、商家合谋，既有阵地，又有财力，操纵舆论导向，左右读者选择。他们学会了适应市场需求，看市场的颜色行事，他们发动并组织集团式的商业炒作，媚时媚俗，大捧流行读物，借市场表露出来的“众的趣味”，开拓自己优越的生存空间。他们深知，众怒难犯，众人的唾沫可以淹死人，而“众”叉支撑着市场，市场不仅可以扬名，也可以获利，何乐而不为。于是，高不可攀的文艺批评，走向“大众”化、市场化，也就是庸俗化，沦为广告文字，成为流行文化的“帮忙”与“帮闲”的角色，成了奔走于市场文化宴席之间的“吃白食”的人。
关于“吃白食”，陆放翁在《老学庵笔记》中有生动记载：
北方民家言凶辄有相礼者，谓之白席，多鄙俚可笑。韩魏公自枢密归邺，赴一姻家札席，偶取盘中一荔枝欲啖之，白席者遽唱言日，资政吃荔枝，请众客同吃荔枝。魏公憎其喋喋，因置不复取，白席者又日，资政恶发也，却请众客放下荔枝。魏公一笑。
魏公的那一笑，是很尴尬的一笑：吃荔枝不可，不吃亦不可，一切缘于在白席之上，由一群吃惯了“白食”的人。
由此想到李国文先生的《文章得失不由天》和赵日升先生的《我的一个奢望》两篇文章（分别载于《文学自由谈》1999年第六期和2000年第一期）。这两篇文章，对时下炒作之风进行批评，希望作家要多练内功，着眼于好作品。二位对作家的批评意见很对，却有重要遗漏，一个是拗不过的市场法则，第二就是批评界“帮忙”、“帮闲”和“吃白食”的习惯。批评家希望作家多开新闻发布会，也希望作家多开作品讨论会--希望作家要勇于包装。没有讨论会，批评家哪有“白食”可吃？作家不包装，批评家哪里派得上用场？岂不就罢了批评家的饭碗？所以，批评家的“严肃”推辞，作家可千万不要当真，一旦当真，造白跟、受冷落，甚至被封杀是当然的了。文坛的现实，早巳证明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