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然问：“不是要参政议政吗？”
“嗨，我最不放心的就是这一点。你这人太憨！你今年多大岁数了？你是从哪个星球上来的？你没有在中国生活过吗？”胡然说：“好，到时候只带耳朵不带嘴就是了。”
王伦笑道：“这我就放心了。”又用开导的语气说：“当然，做政协委员，不能一句话都不说，那人家会说你不积极。可以拣一些无关紧要不痛不痒的话题，慷慨激昂地说它一顿，九分拥护，一分批评，要像鸡毛；掸子那样扫得人家浑身舒服，你这个政协委员就算是当合格了。”
胡然心中暗想：那你让肖副市长的外甥媳妇去不就得了。几天后政协会议开始，果然记住了党组书记的话，沉默是金。过了两天，大家都发过一轮甚至两轮言了，胡然还是没有发言。主持会议的领导同志一边启发诱导，一边用热情的充满了笑意的眼睛看着胡然。于是一双双诚恳期待的目光便投向了作家。胡然把持不住了。他觉得再不发言就对不起大家的一片好意了，也太有负于“政协委员”这个崇高的名号了。讲些什么呢？他想起了农民。他是农家出身，又经常下乡，对农村情况比较熟悉。好，就谈农民收入吧。市政府工作报告上说，去年农村人均纯收入已达到二千八百元，他觉得这根本不可能。便质疑道：“这个数字是怎么计算出来的？”
无人回答。
胡然说：“我的老家就在远郊农村，对这个问题还有点发言权的。咱们郊县农村，每人平均还不到一亩地，有的地方甚至只有二三分地。就以每人一亩而论，平均产粮一千斤，这已经是很高的水平了。一斤小麦六毛钱，一千斤六百元。还要扣去化肥、水费、电费、机耕费，且不算投入的大量劳力。当然，每家农户都有一点农副产品，人口多的还有在外打工的收入。但是无论如何，农村人均收入不会超过八百元。也就是说，农民的实际收入，只是政府工作报告中的一个零头。”
会场静得出奇。委员们全都瞪大了眼睛听着。
胡然说得高兴了，忘记了党组书记的叮嘱，又接着唾沫四溅地讲下去：“如果说，上面还只是一个大概推算的话，那么我的老家的例子就更能说明问题了。前年年终的时候，我老家所在的那个乡全年总产值两千五百万元。往上报的时候，乡长和书记商量了一下，对会计说：两千五百万报上去肯定通不过。咱们就翻上一番，报五千万吧。各乡都这么干，我们不干过不了关。结果就报了五千万。原以为弄虚作假会受批评，谁知县上一看根本就嫌少。县委书记亲自跑到乡上来，不训斥，不骂人，态度十分谦和，见了乡长村长双手一抱就作揖：帮个忙！帮个忙！最后又翻了一番，成了一亿元，这才万事大吉了。”
讲到这里，胡然有点愤怒了：“古城的第一个亿元乡就是这么来的！最后，县委书记由于政绩突出，提拔到别的地区当副专员去了。只可怜那些农民，从此每年按一亿元的总数，分解到各家各户收统筹提留和税款，真是不堪重负啊！”
胡然高声大气地说着，忽然感到气氛有些不对头。抬头一看，书记、市长、部长、局长们全都用严厉的目光盯着他，一张张胖脸上露出愤怒、不悦甚至好奇的神情：好像在看一只从月球上跑来的怪物。作家的脑子里忽然一阵空白，眼前出现了一片雾气，视线变得模糊了。只觉得一张张狞厉的面孔向自己扑来……他出了一身汗。他变得口吃了，结结巴巴地说不清话，不知是怎样结束了自己的发言。
大家和他疏远了。领导见了他脖子一扭就走过去。吃饭时人们都不愿和他坐在一个桌子上。他暗暗地感到了说真话的“份量”。从此他便学乖了。接下来的十多天时间里，他再也没有多过一句嘴。开会时总是拣个最不起眼的角落坐下。他慢慢地也就悟了出来：人家让他来开会，并不是要他发什么宏论，主要是要他这个人，要“作家”这个身份。他来参加会，坐在那里，以壮声势，就足够了。他的任务只是举举拳头，画画圈儿，说几句大家都在说的冠冕堂皇的话。即使要提意见，那也有个“度”，他根本掌握不了这个“度”。于是他不再思考，不再发言，只是吃好，玩好，休息好。白天山吃海喝，满嘴流油，晚上看戏跳舞，唱卡拉OK，过着神仙一般的日子。至于会上讲的什么，说的什么，他既不认真去听，也不认真去想。半个月会议开了些什么内容，他竟说不上来。
奇怪！这样一来，大家又对他好起来了，关系又融洽了。委员们老远里见到他就喊：“作家！作家！”领导见了面也和他亲热地打招呼，甚至拍着他的肩膀说道：“作家，你来开会，可不能只带一双耳朵哟！有什么建议，有什么看法，大胆地提出来，知无不言嘛！”
尤其好笑的是，有时回机关，身边总是一大堆人，热切地问他一连串的问题，似乎期待着这次会议能解决许多问题，给大家带来多少好处。就连两地分居这样的问题都要问有没有出台新的政策，他只好含糊地答应着：“有希望，有希望。”心里却说：“等着去吧！”他想起了前些年在一些县乡选举时，干部们对农民代表说的话：“吃了四菜一汤，圈圈可要画圆些。”心中不禁一阵苦笑。
十分凑巧，胡然开会期间和市人事局的唐局长共住一个房间。这位局长是个外表憨厚拙讷，内心却十分精明的中年人。发言时永远是那几句话：“这是一个求真务实的工作报告，全面地、准确地、科学地、实事求是地总结了我市一年来的工作……”再讨论别的报告，依然是这几句话，只不过把词儿前后颠倒一下，重新加以组合，变成“实事求是地、科学地、全面地、准确地总结了……”然后便掏出本子，认真地记着领导的发言。胡然感到纳闷：这样一些千篇一律的报纸语言，到底有什么好记的？值得做出如此谦虚恭敬的样子来记吗？
有一次唐局长正好坐在他的身边，凝神聚气地记着市长的讲话。出于好奇，胡然凑过脸去，却见人事局长在本子上一遍又一遍地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此公原来在练习硬笔书法！胡然暗自佩服：这位老兄算是把人活明白了。由此对“当官是一门艺术”的道理似乎也明白了三分。
一起住了几天，人混熟了，胡然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杨小霞的调动问题。唐局长似乎没有听见，脸上毫无表情。晚上睡觉时，不经意地问了一句：“你们当作家的，家里一定有好书吧？”
“局长想看什么书？”
“《金瓶梅》有吧？”
“……有。”
“我说的是原汁原味的《金瓶梅》。删节本我看过，没意思。”胡然稍一犹豫就答应了。作协资料室有一套内部分配购买的原本《金瓶梅词话》，他准备给人事局长借来。
“还有一本书，叫什么夫人的情人，听说也蛮刺激的。”
“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吗？”
“对，对，就是这本书。让咱学习学习嘛！”
“好！我明天一并给你带来。”
第二天上午，胡然趁开大会的空儿溜回机关，费了半天口舌，从李玲那里借出了《金瓶梅词话》，又回家将自己珍藏的一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取上，兴冲冲地奉献给人事局长。
从此唐局长便进入紧张的“学习”状态。每天晚上必看的香港武打电视剧也不看了，一书在手，废寝忘食。往往看到深夜三四点钟，甚至看到天明，不时发出“吃吃”的笑声。彻夜不息的灯光弄得胡然无法休息，只得用被子蒙了头睡觉。
终于“学习”完了两部文学名着，人事局长笑眯眯地问胡然：“你说的那个杨小霞，是你什么人？”
“我外甥。”
“你是哪里人？”
“古城人。”
局长笑道：“你的外甥怎么在那么远的山区？”
胡然脸一红，不知如何回答。
局长说：“既然是作家的外甥，那我问一下。”说着拿起大哥大，拨通了调配处长的电话：“老范吗？那个，那个，杨小霞……怎么，还没有研究？唔……抓紧办一下。是的，是的，要抓紧。”转过脸来，对胡然粲然一笑：“解决了。”
就这么简单？就这么容易？
“不是还要上会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