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丹五年来没有正而八经地拍过什么片子，东两三个镜头，西三四个镜头，好容易在《为了和平》里当了一回帝国主义分子，有了两场戏，名字却不能打在片头上，理由是片头只能是正派人物呆的地方。
在香港时，有着一身喜剧细胞的韩非，三年时间里拍了二十多部影片，可从1952年回到上海后，只在《斩断魔爪》里演了一个角色，此外整整四年里一直没有上过舞台和银幕。一有朋友和观众问他：怎么如今在银幕上看不到你的影子？他便嗫嗫蠕蠕，不敢说实话：我没有戏可演。他怕被拖去“屠宰车间”，视他满身为浸染了资产阶级名利思想的细胞。
小家碧玉型的上官云珠，更是被手大脚粗的“工农兵群众”一脚踢下了银幕，像是为防迷恋她的老观众为她举行追悼会，七年来仅仅让她在一部片子里，慧星似地露了一下脸。在银幕上说不上台词，她便在生活里说台词，若有人似问韩非一样问她，她马上伶牙俐齿地说：“我们正忙着学习呀！现在拍一个戏可不像以前那么草率了，慢工出细活，所以剧本也少呀……”
为此，《文汇报》发起了题为“为什么好的国产片这样少？”的讨论。
大量的读者来信、来稿中，对国产影片普遍存在的“题材狭隘，故事雷同，内容公式化、概念化”、“看了开头，便知道结尾”的状况，提出了尖锐地批评。“人们花了时间和金钱，但得到的不是艺术的欣赏，却像在听一个报告，读一篇社论”，听报告人们不敢抵制，也无须抵制，反正是公家的时间，还可以结毛线干活，或是在报告的催眠下处于半寐状态；而看这样的电影，耗的是自家的时间，掏出的是自家的钱，人们自然会加以抵制。
时任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的甘惜分指出了这一状况的症结：电影界存在一个框框，原本生动丰富的生活被套进这个框框之后，就失去真实感了。这个框框就是总在粗暴地蹂躏艺术创作规律，总恨不能从电影院里崛起对一代新人的“教育”与“宣传”功能。
每每看见著名演员戴着“公式化”、“概念化”的镣铐，在银幕上跳舞，便忍不住落泪的老舍先生，在其《救救电影》一文里列举了这些“镣铐”
一对青年男女刚刚进入恋爱交谈阶段，镜头一摇，却使他们大谈起世界革命，或是工作学习来；
老人刚刚思念远在千里之外的孙女，突然冒出一个声音来：“小兰，你是国家的孩子，我不该不放心你”；
本来一个很明白的问题，非要让一个有四个口袋、作深沉状的干部出场，作上十几分钟的政治报告……
电影圈里人士更是纷纷冲出“冷冻车间”，占领了这场讨论的半壁江山。
演员们大声疾呼：“请尊重人，我是演员，我要演戏！”
导演们强调“导演应该是影片生产的中心环节”。
三、四十年代的资深影人无不呼吁，该“尊重电影的艺术传统”……
这场为时三个月的讨论，最后因钟惦斐先生以“文艺报评论员”署名的《电影的锣鼓》一文，而具有了影响全国的规模。这一阵阵密集的锣鼓敲下来，其回声一直响彻于六十年代初期，成了新中国电影繁荣期的先兆。即使在当时，也震脱了一批解放前优秀影片身上的绳索，如《夜半歌声》、《风云儿女》、《桃李劫》、《马路天使》、《十字街头》等，它们被重新印制拷贝，血液般源源送往影院的血管，以紧急抢救严重虚脱的中国电影……
1956年，在统一战线工作上，也有了新的气象。
当新中国宣告成立的隆隆礼炮声，似浩浩荡荡的马队，滚过东方大地的上空时，站在天安门城楼上，自豪地面对十月的胜利与世界的关注的，除了中国共产党的执牛耳者外，还有12个民主党派的代表。这12个党派是：
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
中国农工民主党（简称“农工”）；
中国人民救国会；
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
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
中国致公党；
九三学社；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简称“台盟”）；
无党派民主人士。
只要看看这些名称里多带有“民主”字样的党派，就知道它们多是在蒋介石政权统治最黑暗的四十年代，以中国知识分子痛楚得滴血的向往，奋力啄破那专制的蛋壳而下地的……
1949年11月，中国国民党民主派举行第二次代表会议，决定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和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统一成为一个组织--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同年12月，中国人民救国会宣告解散。这就形成了沿袭至今的包括无党派民主人士在内的中国九个民主党派。
在中共中央统战部的指导下，各民主党派确定了各自分工活动的主要范围和重点：
民革的对象是原国民党员及与国民党有一定历史联系的人士。
民盟是文教界的知识分子。
民建是工商业资本家和与工商界有联系的知识分子。
民进是中小学教师和文化出版界人士。
农工是公职人员和医务工作者。
九三学社是科技界的高级知识分子。
致公党是归国华侨及与华侨有联系的人士。
台盟的对象是在大陆上的台湾省籍同胞。
好像是一幅经过全面而又精心运筹出来的棋盘，几乎各个领域里的知识分子都能在上面找到自己的位置。可是这棋盘太小了，解放初期，人数最多的民盟，也只有七千余人。有几个党派少得只有一、二百人，大概中央委员要比普通成员多，开起会议来坐台上的要比坐台下的多……
1951年，毛泽东在听了这年1月举行的全国第二次统战工作会议的汇报后说，中国人口四万万七千五百万，所有民主党派不到二万人，今年发展一倍也不过四万人，并不算多。于是经过一番努力，到了1953年，各民主党派的成员共发展了两倍，即六万人左右。
无法作这方面的统计，但可以估计，从中央开始，到省、地、县各级，作统战工作的共产党员干部，加起来即使少于六万，也不会少去哪里，基本上会是一比一。世界上找不到一名学生配一个教师的学校，一名运动员配一位教练的运动队，中国创造了自己的奇迹。
但统战工作做得如何呢，时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的李维汉，在三十多年后作了这样的回顾：“第五次全国统战会议期间，反映出统战部门存在着相当严重的关门主义倾向。会议决定切实检查一次统战部门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关系……
“这段检查，确实揭露了我们工作中不少问题和缺点，主要是：
“一、党外人士安排后，不少人无事可做，或有职无权，坐冷板凳；
“二、同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广泛联系不够，同进步分子往来多、同中间落后的人接触少，有时偏听偏信，助长了党内和进步分子的宗派主义情绪；
“三、对少数人的意见特别是反对的意见，尊重不够，往往以多数压少数，堵塞言路；
“四、以领导者自居，只教育别人，不注意向党外人士学习；
“五、同民主党派民主协商差，尊重组织独立性差……”
透过这些公文式的简约、笼统的文字，我们可以感觉到众多的“教师”“教练”们是以一种怎样的态度去对待自己的工作--
一方面，机构林立，经费浩大，郑重其事，视统战工作为党走向胜利的“三大法宝”之一；
另一方面，对民主党派、民主人士的存在，表现得似鱼儿在水里撒籽一样漫不经心。
一方面，干着开门的工作，欲吸引愈来愈多的知识分子，投身于建设社会主义的洪流；
另一方面，有人敲门了，那从门上小窗里投出来的刀锋般的警惕，使你有几分怵然，自己像是刚刚乘台湾特务机关的橡皮艇，借夜色在东南沿海登陆……
怎样能以这样的态度去工作呢？可能的解释似乎是，如同众多党外人士的有职无权一样，民主党派在中国的政治生活里只不过是一道布景。既然是布景，无论是制作者，还是观众，都不会太认真地对待。
但在1956年，毛泽东杜绝了这种可能。“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的提出，也使众多的党外人士确信自己并非一道布景。尤其是周恩来在阐述这一方针时，借用了千百年来痴男怨女们花前月下的盟誓：共产党与民主党派不是同年同月生，但可以同年同月死，更让民主党派异常温暖地感到，在中国共产党博大的胸怀里，自己是一个鲜活的政治实体。
这年的下半年，李维汉又掏出自己的笔记本，翻过自我检查的那几页，极为认真地记下了来自外部的批评。在中央统战部召开的多次座谈会上，民建中央副主任委员、粮食部部长章乃器，民盟中央副主席、农工中央主席、交通部部长章伯钧，民盟中央副主席、森林工业部部长罗隆基等人，相继发表了自己的意见，主要有：
民主党派对中共的监督应该有法律的保障；
民主党派对相应的政府部门应该有质询权；
各民主党派重点分工范围的“防区制”、“包干制”，应该破除；
中央统战部有阶级斗争简单化、统战工作庸俗化的倾向；
共产党员和非党员不平等，党外人士怕党员，见到党员唯唯诺诺，自感比党员低一等；
政协开会轰轰烈烈，闭会冷冷清清。政协成了座谈的组织，举手的机构。政协委员成了有名无实的政治待遇……
工作勤勉的李维汉，将党外人士的意见和批评，汇集综合为七款四十八条。除发动各民主党派深入讨论外，10月里又召开全国统战部长会议，对改进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进行认真地研究。在此基础上，中央统战部草拟了《关于民主党派工作几个问题的指示（草案）》，下发各地征求意见试行。
在1956年韩素音的中国之行就要结束之前，对周恩来改善知识分子境遇的努力仍存疑虑的她，托人带了一句话给周恩来：
“需要花二十年时间，你们才能懂得民主的含义。”
然而在这一年，无论是毛泽东，还是周恩来，大概在他们眼里：当苏联和东欧奢谈民主、玩弄民主并最终遭民主炙痛身心、被民主乱了阵脚乃至社会风雨飘摇的时候，中国民主的钟摆声，正日愈清晰地接近稳定的状态。中国社会也进入到一种安定、祥和又勃勃生机的状态。
不但领袖们感觉良好，许多普通人在1956年里也留下了此生少见的美好印象。
一位1956年正在北师大女附中读书的退休老人，至今还保存着一本那一年班级集体活动的照片：“五一节游行”，“举行盛大的化装晚会欢迎‘青年社会主义建设积极分子大会’代表”，“热烈欢迎苏联英雄卓娅的妈妈柳葆芙·柯斯莫杰米扬斯卡娅来校参观并作报告”，“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的代表伍竹迪来校作报告”，“欢送蒋本良、甘章贞赴苏联留学”，“在十三陵野营”，“参加军训”，“在市郊义务劳动”，“郝建秀锻炼队在练双杠”，“黄继光锻炼队在练起跑”，“古丽娅锻炼队”的合影，还有春游，野营，野炊……可谓丰富多彩，意气风发。在那一张张红扑扑的青春脸庞上，看那一双双溢满火热憧憬的黑亮亮眸子，谁不以为社会主义一定会在我们这代人手上实现呢？
1956年的最后一个夜晚，北大的燕园内灯光如昼，总共可容纳八千人的大小餐厅，在匆匆的年夜饭之后，被打扫得干干净净。大餐厅的中央放着一个直径两米的大花盆，里面栽着一株五、六米高的针松圣诞树，枝叶之间灯光明灭，空间是被香水喷过了的，弥漫着茉莉、玫瑰的芬芳。一串金色大字“迎接伟大的1957年”悬挂在主席台上。
“所有的聚光灯都投射在这十个金色大字上，仿佛它就是即将展现在我们面前的那金色的日子！那光明的日子！那光彩夺目、充满伟大希望、铸定前途灿烂的日子！”
其时正是严冬，“而北大的儿女们的脸上都蒸腾着汗气，舞厅内灯光微暗而柔美，姑娘们的脸上大约都有粉，嘴唇是被唇膏涂过了的，在微暗的灯光中看去，红唇却成了黑色……”
自然，当时谁也不会想到，这由红变黑的怪异莫不是某种异兆？
午夜11时30分，马寅初校长、周培源教务长等学校领导来到大餐厅，登台贺年。当午夜的钟声敲响第十二响，余音未绝，北大一片沸腾，八千学子高呼--
毛主席万岁！
共产党万岁！
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随之，“马老的绍兴乡音未改，高呼着：‘兄弟我给大家拜年！’一个穿着大红毛线衣、白色长裙的女同学登上主席台，把一串鲜花‘项链’恭敬地戴在马老的脖子上，垂在他的胸前！掌声、欢呼声混成海洋！这时，马老率领校领导们走下主席台，来到学生中间，舞曲又重新响起，一个男同学跟在他的背后，把双手放在马老的双肩上，而周培源教授则又跟在这个男同学的背后，也把双手搭在他的双肩上，如此照做，很快一条‘人链’连结而成，又似一列列车，在祖国的大地上快跑，马老是火车头，在舞曲的优美的节奏里，他带领着这支中国一流的科学大军向前快跑……”（以上均见张元勋《北大往事与林昭之死》）
诗歌是善良的，诗人是热烈的。
14岁时便参加了共产党的外围组织，这时在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文艺部任职的邵燕祥，在这年复刊号的《文汇报》上，为庆祝国产的安二型飞机试航成功，发表了一首诗，题为《中国张开了翅膀》，这首诗大抵可视为中国知识分子对于1956年的基本感受--连疾驶的骏马也停住脚来仰望，
空中的轰鸣化为地面的鼓掌。
因自信而坚定，既矫健又顽强，
请看，中国张开了翅膀--
银亮的翅膀！万里的远航！
在清朗的日子闪射着辉煌的阳光，
一旦若阴云四起，雷霆劈击，
那就电一样，剑一样，百折不回地
冲破雨暴风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