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过七十，吴觉农的思想却是相当的活跃。11月间，他蒙生了去五七干校或者到家乡上虞去暂住一段时间的打算。吴觉农把家庭的成员排了排队，作出了如下安排：我可去上虞，宣昭可去杭州。家庭成员去向问题，重远、许默（重远夫人）单位在进行整党，尚需等待；甲选下放江西上高劳动；谷茗航院留校，杨禄荣（谷茗的丈夫）下放，肖茗夫妇都属工地工作。
那个月他又开始忙碌起来，一个早晨，邹秉文突然到了吴觉农的家里，老朋友的情绪非常差，这是吴觉农多年来也没有看到过的。邹秉文也算是吴觉农的知已了，当年还是邹秉文慧眼识英雄，把吴觉农召入商检局，才有了以后吴觉农的事茶生涯，因此，吴觉农对邹秉文可以说是有知遇之恩的。1956年，邹秉文从美国回中国大陆，担任了农业部的高教部顾问，第二年又被选为全国政协委员。没想到十年之后，邹秉文受到了极大的冲击，这正是这70多岁的老人想不通的。好在还有真朋友在，吴觉农夫妇对邹秉文进行了规劝和鼓励，邹秉文总算情绪稳定下来地回去了。
也许是早上接待了邹秉文之故，这老夫妻二人又想到了另一个老朋友、在运动中受到了严重冲击的陈翰笙，当天夜里，他就和宣昭一起去看了他。陈翰笙的夫人被迫害致死，他自己也于明天要去茶陵干校了，故人情，送一次是一次。吴觉农夫妇劝他多多保重。“落日故人情”，一种依依惜别之情，前途茫茫的愁绪，弥漫在他们的心头。
留在北京的吴觉农算是待罪之身，随时准备挨斗。那天他和另外三个同志一起扫除院子，当年他在商检局时召进来的亦生亦友辈的冯和法一边扫地一边跟地下工作者般的跟他咬耳朵，说今日有会，不知道会不会批判他。冯和法很为吴觉农担心，倒是吴觉农自己泰然处之。
吴觉农全部的思想准备都是下乡了，但接下去的几年当中，并没有让他下乡或到五七干校的通知，他也就乐得在家中呆着，除了读报纸之外，就是继续搜集资料，准备写作关于茶叶的史料。他一直就有一个想法，想写一部《茶集》，把他毕生对茶叶的经验认识都写出来。这个想法到1973年开始动手，他准备先从各省的茶史开始写起。那一年仿佛生活开始有了新的转机，首先是过年，家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来第一次获得团聚。再就是6月间接到了他的学生吕允福的函，里面还附了《四川茶业》的编辑纲要。接着，他又收到了浙江张堂恒的来函，又附了新著《茶叶制造讲义》，吴觉农特别注意到张堂恒谈到了茶叶减产的问题。
7月间，北京的酷暑来临，76岁的老人一个人跑到中国历史博物馆去抄录从春秋到秦的与茶史有关的资料，10月间，他的《茶集》资料收集得已经有了一个大致的框框：一是扩大陆羽茶经的材料，二是把中华民国的材料也编进去，三是各省茶产情况和史实。也就在当月，他复了上虞茶场徐定福的信，专门探讨了小包装销路问题。11月，吴觉农拟了一个明年茶事活动的雄厚心勃勃的计划，要到全国各地的茶区去走一走，分春秋两季，从一个月到一个半月。12月中旬，他一口气跑了三次中国历史博物馆。到年底。吴觉农下定了决心：1974年以较多精力，写成预定的茶书。先写好浙川两省茶史并搞成茶集。
天下茶人的心灵都是相通的。吴觉农在心里惦记着他的茶叶世界，而他的朋友弟子们，也都在想念着他。1974年秋天，杭州茶人马森科带着几位茶叶工作者赴西南地区考察茶事，途经重庆，便去探望了他的茶叶启蒙老师吕允福先生。两人畅谈之余，吕允福突然对马森科说：“你把吴老忘了啊，他可时常还在惦记你呢。”马森科一听，心里顿时就涌上了一阵内疚，说起来，马森科开始吴老当年在创建浙江省三界茶叶改良场时的茶训班最后一期学员，只是他一直认为自己只是一名普通的学员，而吴老是中央部一级的领导人，虽然还在文化革命的运动当中，但老师并没有被子打倒，只是靠边罢了，他怎么还会记得他呢。现在看来，他是完全把老师想错了。
回到杭州，他立刻给老师去了一封信，还汇报了杭州茶区的情况，没想到不到十天，就收到吴觉农的信，这说明，吴觉农是收到来信后一刻都未耽误就读信回信的。在信中，除了叙旧之外，谈得还是茶事，说：中国的茶叶，吃了品种不纯贩亏。你们发展新茶园，对茶树品种尚未引起足够的重视，你们浙江的龙井种，遂淳茶区的鸠坑种，以及安徽的祁门种，福建的大白茶等良种，最好能进行多次试验；其次是茶园机耕很有必要，特别是你们推广的“密植速成茶园”，如果这种茶园发展生产力有减少现象，可以领先机械的力量，隔若干年再进重植；再次是发展新茶园能否采用“轮作法”，即在机械力的帮助下，茶叶和其他作物轮种，这种使地力不致衰退的“换种轮作法”，国外早就推广了，你们不妨一试。
最后，他在信里说：我还想写点茶叶史料，愿意加入你们中青年的队伍，作一名摇旗呐喊的老兵，这一定会使你和老朋友们高兴的吧！
收到这样的一封信，马森科事后回忆，用了“欣喜若狂”四个字，以后他就开始和吴老接上了关系，他们常有书信来往，吴觉农那渴望与茶沟通的心情，又多了一条通道。
在这段寂寞的岁月里，同时跟吴觉农保持着联络的中国茶人还有许多，其中另有一个杭州工作的茶人王家斌，也在差不多时候与吴觉农接上了关系。
说起来，王家斌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认识吴觉农了，并且还是吴觉农先发现他的。吴觉农在一份杂志上读到了两篇译文《茶叶冷藏》和《茶叶氟素与人体关系》有研究报告，便通过刘祖香、刘河洲了解到王家斌的工作单位在浙江省农业厅，知道地址后亲自写了一封信给他。当时的王家斌才30岁左右，接到大茶人的来信，他后来的回忆，用了“受宠若惊”四个字，从此以后，吴觉农的麾下，又多了一位忠诚的弟子。
大约1972年，王家斌去北京中茶总公司办理日本蒸青茶机械设备引进在浙江试制事宜，顺便拜访了吴觉农，这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主要的话题当然还是离不开茶事，中心议题是“茶与人体健康”等问题。吴觉农告诉他，他一直就想编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因此希望王家斌也加入到这一阵营里来，收集这方面的资料。当时还正处于文化革命风声很紧的阶段，大家都自顾不暇，吴觉农竟然还在考虑写茶书，这是王家斌内心感叹不已的。而王家斌又何尝不想坐下来做些业务上的事情呢。然而当时的情况，交白卷的才是英雄，有知识的就是臭老九，人心很乱，谁还有这个条件做学问。倒是吴觉农虽然老了，呆在家中，心里挂着此事，1975年12月16日，他又给王家斌去了封信，说：“茶效”方面的资料，国内外报告丰富，你现在有病，应以养好身体为主，但随时可收集这方面资料，你如在复旦有同学，可查询英、美和苏联有关科技新著，我也准备托人到国际上作些搜集……
从这些交往中可以看出，吴觉农对茶业的未来，中国的未来，依然是充满信心的。在这方面，他比那些没有经历过严酷考验的年轻人要沉着得多。文革期间，被打成右派的陈纲思想更加迷茫，趁着到北京出差的时候，他找到姑夫，询问对形势的看法，姑丈吴觉农很有感慨地说：“事情的发展难以预测，你们多认真观察，冷静思考吧。”陈肯也在文革后期到北京，去看姑夫姑母时，姑母悄悄地对他说：“江青这个人做了许多坏事，是长不了的。我的朋友著名演员王莹，就因为江青要和他争演赛金花，被迫害至死的呢。”这些话让晚辈陈肯吃惊不小，他没想到一直沉默生活着的姑夫姑母，年近八十，头脑却如此清楚。
不独外甥们，连自己的儿女们，在对形势的判定方面，也很敬佩父亲的乐观。文革后期，四人帮的阴谋一度占了上风，吴觉农的几个子女女婿都在北京工作，看到国家到了这样一个地步，内心都很焦虑，倒还是吴觉农沉得住气，他说：我就不那么悲观，希特勒，蒋介石无不一一倒台，人民痛恨的最终不会有好结果。
虽然对整个形势他持积极态度，但光明到来的那一天他能够看到吗，他毕竟已经是八十岁的老人了，对这一点，他自己也不敢肯定。老友们一个个都遭难，不说1957年身边一大批亲密茶人成了右派，他无论如何也无法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正直的知识分子会被划为右派而失去他们贡献才能的机会。1959年，他一直非常佩服的邓子恢副总理因为实事求是而受到了批判，文革前，他最要好的两位老友文艺界的夏衍和经济界的孙冶方分别受到猛烈批判，那时他就感到一场大风暴要来临了。果然，文革一开始，他在解放前相濡为沫共过患难的一大批朋友，无一幸免的受到摧残和迫害，吴觉农是最重感情的人，对蔡叔厚、金仲华、阎宝航等人的含冤而死，怎么可能不痛心万分呢。
最使他忧虑得还是经济频临崩溃的形势，他在日记中写道：我不知是否还能看到经济恢复发展，人民生活幸福的一天，也许要像陆放翁那样嘱托儿女：“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了。
吴觉农仿佛是一株冰天雪地里的老茶，他在沉默中等待，直到四人帮粉碎，他与华茶的第二个春天，才终于来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