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胜利的10月之后，吴觉农一家欢欣鼓舞，吴觉农自己也开始频频出席政协与其他各种会议，他那写《茶集》的计划只好搁浅在那里。1978年1月，他又参加了农学会的会议。这次会议，是文革来中国农学会恢复会务的第一次活动。那一年，他被当选为第二届农学会的副理事长。
茶叶又开始回到了他的视野之中。5月间由他的学生陈君鹏陪同，他前往四川；10月间，他关心着海南的茶叶生产基地，同月出席了中国茶叶学会在昆明召开的理事会暨学术讨论会，被选为名誉理事长。八旬老人，在会上，宣读了他颇具学术价值的《中国西南地区是世界茶树原产地》的论文。会议之后，他自昆明去广西南宁，广东广州和海南岛等地茶场，提出了发展红细茶的生产建议。
5月间，吴觉农内心深处萌动的一个愿望变提越来越强烈，加入中国共产党是他青年时代就开始存有的愿望，在接触了中国共产党一个甲子之后，他的这个愿望就更加迫切。粉碎了四人帮，放弃了“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极左路线，实现了以邓小平以生产建议为中心的路线，吴觉农对此衷心拥护。在那个月里，他多次向他的儿女们表达自己想要加入中国共产党的意愿。他的子女们都是中国共产党员，一天晚上，吴觉农拟写了个人对党的若干思想情况，晚上和老大重远、次女肖茗谈了一些实例，跟儿女们讨论过之后，他又重写，然后再进行讨论，如此再三。酝酿了快两个月，经过学习、讨论、起稿和修改等手续之后，终于完成了一份要求加入中国共产党的申请书，于当月底交给了政协的聂副秘书长。
那一年他写的诸多茶叶文章中，有一篇叫《发展广西茶呈生产的初步意见》，请政协秘书长刘澜涛转交给邓小平主席。这一篇文章得到了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的相当重视，并由江泽民签署向国务院办公厅作出了书面汇报，并作出了处理。
1982年，85岁的老人吴觉农作了一件非常特殊的事情，他正式地向中国农学会捐献了自有房产一座。该房位于北京火车站附近，计有29间，供农学会筹建农学史料馆之用。
春节期间，中国农学会召开了常务理事会的扩大会议，作出决定：接受吴觉农老会员捐献之北京房产，并在此基础上征集书刊、资料、图片、手稿，文物及纪念品等，筹建中国农学史料馆。
也许吴觉农是要提前料理他的生前生后事了，尽管他依旧健康，头脑清晰。他依旧想着茶事，转过年来的四4月18日，吴觉农在给政协副主席陆定一所写的信中，再次提出了茶叶机构的改革问题，在茶叶的问题上，他认为应该由经贸部成立中国茶叶出口总公司，专管外销茶的产制销业务，这样才能改变茶叶生产与销售工作的根本局面。
1983年秋，正是杭州桂子飘香的季节，杭州“茶人之家”李元章、陈观沧等茶人同志倡议举办了一次“茶与健康讨论会”，地点设在西湖之滨树木成荫、绿草如茵的汪庄。此处本来就是一个茶庄，是抗日战争前江南茶商汪裕泰的产业，共同讲座茶对人体健康的益处。这次会议的特点是打破了茶人的论茶圈子，由茶叶界和医药卫生界以及其他人士共同来组合。省政府沈祖伦副省长出席了会议，高龄86岁的吴觉农在小儿子吴甲选陪同下准时到了杭州，并在会上作了两次发言。这是我他多年来第一次回到杭州，参加这么大的茶事活动，内心的激动可想而知，他说：这次浙江省召开会议，有那么多来自全国各地的茶业同行，不少是我四、五十年前共事的老战友，特别是有那么多的中、西医药界的知名人士参加，真是难得，这对我们茶叶界的同行是一个很大鼓励，这样的茶叶学术研讨会，别具一格，可算是一个创举，值得称赞。茶、药、文化界共同研讨茶叶，现在是第一步，其前景是极其广阔的。
那次会议结束之后，马森科一行陪他去了浙江农大茶叶系潘桥板实验基地及杭州茶叶试验场参观。走进一望无际的茶园，进入机械化操作的制茶厂，老人家精神抖擞，感慨万分地说：“我多年来一直梦想着中国能够实现机械化茶叶事业，今天终于在你们这里得已实现了。不知道广大的茶区怎么样呢。”
也就是在这次会议之后，吴觉农终于又有了一次回到故乡浙江的机会，在金秋十月间最后一次回到了自己的故乡上虞。他深入到汤浦、章镇等地考察并作了精心指导，还召开了茶农座谈会，广泛听取了意见，高瞻远瞩地提出了茶叶生产的建议。正是在那次归乡途中，他即席套用了李白的诗句，口占七绝，表达了他对故乡的深情：难忘茶乡养育恩，朋辈戚友人人亲。曹娥江水深千尺，不及父老赐我情。
中国人向来就有树高千丈落叶归根之说，吴觉农正是那种有着浓厚乡情的人。早在1922年春晖中学开校时，刚从日本回国的吴觉农就应邀出席了开校庆典，怀着扶植春晖这一新颖学校的赤诚，写下了《对于春晖中学的几个希望》，寄给春晖中学。对蜚声中外的春晖中学，吴觉农一往情深。抗日战争时期，他把他的大儿子吴重远送到春晖中学就读。他的不少建议曾得以在春晖中学实施。春晖中学六十周岁校庆之时，吴觉农又寄来了照片，写信祝贺这位于风景如画的白马湖畔、许多名人曾在此担纲执教的春晖中学的发展。1985年3月，上虞县委县政府在北京召开了上虞藉在京工作同志的座谈会。胡愈之等数十位上虞乡亲都到了，吴觉农很早就赶到了设在北京祟文门新侨饭店六楼的会议室，会后，他提出了一个大胆的建议，在有条件的情况下，把春晖中学扩建为春晖大学，为上虞的发展提供更高级的人才。
1924年，他和胡愈之共同帮助创办了上虞义务小学，规定了贫苦人家子弟免费入学的条例。1926年10月，他在《上虞声》上发展了一篇至今还起着重要指导作用的文章《论本县的富源》。在这篇文章里，他用调查研究得来的数据说明上虞的几大富源：蚕丝、森林、米粮、渔盐、绿茶。在绿茶这一段中，专门写道：至于茶的一项，在制造方面来说，章镇一区，每年已不下二三百万元的出品。现在且不谈该如何如何的改良，即以营业权而论，都操在上海一二商人及几家外国洋行之手，赚钱亏本，都须听天由命，这是何等危险的事，且间接是影响于农民的茶价的高低的。我希望章镇能产出一二位眼光远大的商人，集合制品，真接运销外国，即不然，也该在上海自己设立一家直接贩卖的茶栈才是。
六十年弹指一挥间过去，上虞早就实现了吴觉农当年的希望之梦。也就是在那年的春夏之交，吴觉农在北京拜访他的总角之交胡愈之。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能为自己的家乡再做点什么。两位年近90岁的老人一生都献给了争取民族自由解放的事业，到晚年，除了一部部书籍之外，他们依旧两袖清风。他们打算把书集中起来赠给家乡的县图书馆。1986年12月9日，吴觉农亲笔给县里写了一封信，说：……接到故乡许多宝贵刊物，使远居他乡者无日不惦念故里，尝与胡愈老及其家属等谈到如何对故乡举办某种文化事业，拟与胡愈老发起，捐出在新中国建立以来新出版的及收藏的全部书册，永远留为纪念。
这件事情到后来最终实现，1991年，上虞县在新落成的图书馆内辟出了“吴觉农藏书室”，他那2750册的书，还有他生前的茶具、放大镜和录像片等遗物，就这样都放进了他的藏书室，与他的家乡溶为了一体，也同他视为兄长的胡愈之永远在一起了。
老茶人们一个个地都接上了关系，新茶人们一个个又接纳进家门，吴觉农的晚年过得非常热闹。1984年5月，王家斌和马森科一起出差去了北京，也一起去拜访吴觉农。这一次老人家看到两个杭州茶人一起来，非常高兴，亲自冲泡了滇红茶给他们喝。滇红是抗日战争时期以茶易物时创制的名茶，吴觉农对此茶也是深有感情的。中国人一向客来敬茶，而老人给晚辈沏茶，无疑是一种很高的礼遇。吴觉农一边与弟子品茶，一边说：“前几年你们及时寄来了龙井茶，我非常感谢。因为你们寄来的茶解决了我吃新茶的困扰。每年有一批老同志，老朋友，在五一节还法不到新茶，甚至六一节也吃不到新茶。我是个老茶人了，朋友们问我怎么回事，可我也是说不出来啊。”王家斌一听就来了劲，伸出四个指头问：“吴老，你听说四条绳子缚龙井的故事吗？”吴觉农当然没有听过，王家斌就一一讲开了：第一条，龙井茶不准任何部门、单位和个人插手经营，只有供销社茶叶公司独家经营，第二条，生产龙井的农民，只能按指定地点收茶站销售，不能个人做生意；第三条，龙井茶收购价、批发价、另领带价也是一家说了算；第四条，龙井茶只能限制西湖乡十多个村子生产，萧山、龙坞、转塘、留下都不能算……
吴觉悟农听了此话，感慨地说：“看来龙井茶的这几条绳索是一定要断不可啊。”
直到1986年元旦，吴觉农先生住在医院里，还给他们寄去一张贺卡，上面写着一行字：四条绳索捆龙井的故事，为何没有下文？
如果吴觉农先生今天还在世，看到一到春天，北京街头的茶店里出现了炒着龙井茶的景象，还不知道他会怎么样地感慨呢。
数年后，马森科又去了北京，这一次吴觉农一定要他住在他家中，并说：“你白天工作，晚上可以与我聊聊茶事。”马森科知道吴老家里多年来已经形成了这样一个规矩，茶人们就是他自己的亲人，只要能住在他家里，他都不会让他们到外面去破费，便住了下来。
一天晚上，他们聊天，谈到茶事，吴觉农问及了现在的精制茶厂出口的茶叶是否着色时，马森科说：“据我所知，现在的出口珠茶，有的还是着色的。”
吴觉农一听，当下就很气愤，说：“怎么这种旧社会的恶习到现在还没有根除。解放前中国有些茶厂的老板唯利是图，把粗老的茶叶用糯米粉糊加黑煤调匀拌染在茶叶外面，这是缺德之事啊，中国人的牌子就这样倒掉了。为此我在1947年的时候还专门向政府贷款，从国外买来一部分精制茶机，在杭州办了之江茶厂，就是想改革这种陋习。想不到解放三十多年了，这种劣病还存在，难道他们不知道，这是我们中国人自己在糟蹋在中国茶的信誉吗？”
同样的话他对王家斌也说过。他的心，的确是每时每刻都不曾离开过茶叶啊。
一天，吴觉农突然接到了一封遥远的武夷山来的信，原来正是抗战时期吴觉农落脚过的桐木村人写来的。桐木村人是为了茶叶的事项才给吴觉农写信的。吴觉农立刻把这封信转给了有关单位，并给桐木村人写了回信，这封信现在还保持在武夷山市的历史档案之中。
